敲开后门看徽州

停留风沙

徽州和我，可以说没有任何渊源与出处。我虽多次踏上这片土地，但每次都是蜻蜓点水。看的仅是青山绿水，至于所谓的厚重文化带来的谦和、儒雅还无从体会。有次偶然的机会拜读了赵焰的《思想徽州》，感觉从一条相对陌生的路线感受徽州也许是次再认识的契机，于是选择了走后门。
首先入眼的便是粉墙瓦黛马头墙，黑白两种极致色彩的搭配是个永恒的经典，点缀在绿水青山之间，简约中透出大气。走进老房子你会发现其实里边有很多违背人本的东西，房间阴晦狭小，像一个阴鸷古怪的老人，令人感到压抑。我无法想象一辈子呆着这种环境中的人能有一颗多阳光的心。

徽州女人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才会有用一个个女人血泪，甚至是森森白骨所垒成的贞洁牌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这个“理学之邦”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节操观如同悬挂在妇女头上的桎梏，自明清以来炙烤出无数惨烈的“节妇烈女”。
歙县江村的洪氏，十八岁出嫁，怀孕两月丧夫，一直苦熬到九十八岁，硬是守了八十年的寡。这些女人在丈夫去世后，每天晚上都得面对暗夜的恐惧，精神和生理的熬煎。于是数黄豆的有之，捡铜钱的有之，就是用肉体的折磨来熬过漫漫长夜。眼睁睁，一个女人由少到老，空守几十年的光阴，守的是一份虚无的爱，守的是一份枯涩的情。
朱熹也是人

“存天理，灭人欲”，要怪就怪这些徽州女人的老乡，一代儒理学大师朱熹老先生。这位在孔老二庙里坐第三把交椅的一代宗师，一生沉浮坎坷，他做官有仁政，也有酷刑，让漳州女人脸上遮着帕子出门，就是朱熹的杰作。
朱熹一辈子都在倡导修身养性，但他本人也曾心智迷乱，纳了不该纳的妾。而在打击异己上这些圣人们可谓一脉相传，满口仁义道德的孔夫子手段最为直接，让同为鲁大夫的少正卯神形具灭。朱熹没有这本事，但也不择手段，为了打击唐仲友，连嫖妓这种下三滥的栽赃手段都能使出来。其实朱熹并没有错，错的是不该蘸着儒家仁学的水，磨一把道学杀人的刀。为什么叫“圣人”，除了“圣”的一面，还有“人”的一面，正是印了一句老话“主席也是人嘛”。
赛金花本事

这些女人中有个叫赛金花的就没有像朱熹倡导的那样“克人欲，存天理”，在曾是状元公的男人死后扶柩归乡途中潜逃至上海为妓，那年她22岁。由于其头顶状元老婆、公使夫人的头衔，其皮肉生意甚是红火，人称赛二爷。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时，赛金花正好也在，由于懂洋语，和洋人做起皮肉交易来更是得心应手，因此结识德国统帅瓦德西，以致后来给中国文人意淫出无数的传奇故事。庚子之后，赛金花一举从普通的名妓升格为“九天护国娘娘”。
依照中国人习惯，对赛金花的这种行为，应该是泼污水、吐唾沫，再骂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国人的失败与丢脸，大半是由于这些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可是不知为何，脏水没泼出来，这些文人骚客反而以赛金花为中心，演绎出一系列女人救国，确切地说是妓女救国的传奇故事。在这期间，作为当事的主角赛金花则一直在知趣地顺水推舟，作为市场和风月场上的双料老手，她当然明白这种传闻对她生意的价值。
当然，高举礼义廉耻大旗，谴责赛金花似乎也没道理，至少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
我们不能指望操皮肉生涯的妓女都有羊脂球的觉悟。男人丢了城池，却让女人坚守阵地，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问题是事情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预料中的谴责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颂扬的赞歌，而且唱得响遏行云，未免让人感到肉麻。
究其原因，谩骂也罢，颂扬也罢，中国文人的心态其实都是一样的，带点酸腐，带点虚荣，甚至带点意淫。于是，本该男人负担的东西卸到女人肩头去，开始指望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法术抵御洋人，然后又指望女人们用身体来救国救民。从《孽海花》到夏衍的话剧《赛金花》，无不在吹捧赛金花，此时的她已经成了整个北京城人的救命恩人。还是鲁迅先生一针见血：“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娘娘了。”诗人刘半农也说：“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丢脸；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当然，这些事情已经和赛金花本人无关，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舞台上的自己，当歌剧《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公演达到高潮时的1936年，赛金花凄凉地死在北京的一间肮脏的小屋里，当时身上唯有破棉被一条。
解读“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咋听起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多少应该同徽州美丽的风光沾点关系罢，其实不然。这首诗词出自汤显祖的《游黄山白岳不果》，“序：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诗一开头就把徽州描述成一个充满铜臭味的地方，要沾财气，多半得到黄山齐云山之间的徽州去。这一切与风光之美扯不上关系，当时穷困潦倒的汤显祖被建议到徽州去，是去求当时告老还乡回到歙县的许国，以寻求复出的机会。
但汤显祖始终拉不下脸来求人：都说富贵在徽州，可我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要去徽州。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了徽州的旅游名片，如果老汤九泉下有知，估计也是忍俊不禁。
曾经“徽”煌

不过这诗倒是说出了当时徽州的真实状况，明清时期徽商名满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成了俗人羡慕的流金之地。
宏村的汪定贵、西递的胡贯三便是个中翘楚。汪定贵在宏村耗资60万两白银修建了“承志堂”，其设施之完备，令人瞠目结舌，不但有玩麻将的“排山阁”，既然还有抽鸦片的“吞云厅”。其后又花了很多真金白银捐了一个“副厅级待遇”，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隐居于山水村落的淡泊，只有财富的糜烂和对功名利禄的欲望与追逐。
西递的胡贯三，比汪定贵更富有，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位居当时江南六大富豪之一，并与朝中宰相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为了迎接曹的到来，他在村口大兴土木，修建了壮观的“走马楼”和“迪吉堂”。站在已经颓败的“走马楼”和“迪吉堂”前，看到的不仅是财富的炫耀，还有官商勾结，再有就是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
徽州还有很多的汪定贵、胡贯三，他们将无数的财富堆积在石雕、砖碉、木雕上。这样的徽派建筑，处处透出商人在当时社会中的胆怯和自卑，骨子里却充满着精巧的算计和委屈的心思。
“徽”飞烟灭

徽商崛起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用财富打造的却是威猛的战船，航行在太平洋大西洋上，势不可挡。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为国家崛起寻找更广阔的世界。荷兰商人创造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和证券交易所，英国人颁布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催生了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爆发，法国人提出天赋人权，用启蒙思想打破中世纪神学枷锁，开启了理性的大门，有效的推动近现代社会历史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而徽商的“贾而好儒”，在“天理”与“人欲”的纠缠中，已无法提供可以支撑更大社会财富的精神支点，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也承载不了财富的积累，人在面对大量财富时缺乏宽阔的胸襟与大无畏的气魄。没有了阔大的人生走向和终极目标，内敛便成了保守，守拙就落为平庸，以致后期的徽州商人，很难有轻灵之气，整体变得实在而功利。
于是逃避，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对待财富，成了徽商的共同选择。回归故里，购田置屋，由商人转为地主，再全力督促子孙读书，走科举仕途，借重政治权威保护既得利益。这样，徽商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如此往复，徽州乃到我们的民族就这样与世界渐行渐远。
从后门进去总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接下去本该谈谈徽州的风光，但今天我是带着板凳来骂街的，所以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