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一位悲情文人

江南书生

他是一个可怜又可爱的黟县老头——他家藏万卷，却穷困潦倒；他满腹才华，却怀才不遇；他两考进士，却名落孙山；他著书颇丰，却不能署名。这就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家俞正燮。
他是一个平民学者，一个悲情文人，却值得后人为他树碑立传。
俞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安徽黟县人，年轻时父亲早逝，除了留下成堆不能当饭吃的书卷，并无其它遗产。身为长子,他自二十七岁起就担负起侍养母亲及抚育五个弟弟的家庭重任。二十九岁的俞正燮无奈地写诗自叹：“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途深几尺。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


家无田地，力不能耕，这样的穷知识分子如何生存？俞正燮迫于生活压力，只得背着行李书袋，走遍大半个中国，以替人“佣书”以及授徒讲学所得酬劳养家糊口，勉强度日。
佣者，受人雇用之卖力者，古代有佣工、佣耕、女佣之称，这都是卖体力的。而俞正燮的佣书则是为他人写书编校，卖的是智力。“手成官私巨书”，却是“借刻他人姓氏”，连知识产权也是别人的，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他的好友许瀚曾感叹说“有晋人风度，而不以书名，亦奇事也”！
俞正燮一生到底为他人编写多少书，有些已无从知晓。现仅能考见的，据于石《俞正燮编纂与批校书目考》一文介绍，主要有：为大学士彭元瑞、编修刘凤浩撰辑《五代史记补注》；为时任会典馆总纂的户部给事中叶继雯编修《大清会典》；为湖南提督、果勇侯杨芳校正《六壬书》；为黟县知县吴甸华编纂《黟县志》；为户部侍郎程恩泽等校订《钦定春秋左传》；为南河总督张井编纂《续行水金鉴》；为礼部侍郎陈用光校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编纂《两湖通志》,并校订林氏先人的书稿；为时任吏部侍郎的祁离藻校订《影宋本说文系传》、《三古六朝文目》；先后为时任山东督粮道的孙星衍编撰《古天文说》二十卷,并辑校纬书。
此外，还有《宋会要辑本》五卷，《校补海国记闻》二卷，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以及批校《书集传》、《文选》、《礼记集说》，等等，总共有近二十种之多。这其中，绝大多数并不注明佣书者的名字，纯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俞正燮一生佣书为业，成就了他清代著名思想家、考据学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
有人可能要问，俞正燮这样有才华，为何不去博取功名呢？
俞正燮的性格特立独行，不合流俗，对功名利禄比较淡泊，“不乐仕进”，但“为生计所迫更为科举时代大环境所裹挟”，他人到中年后还是不得不去奔竞科场，一生参加过三次科举考试，这三次考试，喜少悲多，窥见清朝科举制度的冰山一角。
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年），时年四十七岁的俞正燮参加了乡试，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但中举并不注定能当官安排工作。因此，要想拿到“铁官碗”，还得参加会试考进士。
第二次，道光二年，俞正燮赴京参加会试，大家以为凭他的才学，一定能考上，谁知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竟榜上无名。什么原因呢？可能出于一个误会。原来，这个考试的监考官非常器重俞正燮的才学，怕埋没人才，故嘱副主考“细阅此卷”。谁知引起副主考的误会，以为监考官得到“徽商”的好处，竟不阅此卷。事后，这位副主考才知俞正燮并非什么有钱的徽商，乃是一个人才，感到非常后悔。
最后一次是道光十三年，年已五十九岁俞正燮又一次参加会试。当时是大学士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阮元、兵部尚书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铭为副考官。”
可怜的俞正燮又一次失败，而原因是出于同乡曹振镛的偏见。
张穆《癸巳存稿序》是这样说的：
越年春（道光十三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巨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毂矣！”……榜发，竞报罢。已知其卷在通州王寂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
姚永朴《旧闻随笔》是这样说的：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
阮元此次会试力荐俞正燮未能如愿，究其原因，是由于他和曹振镛在取士用人标准上大相径庭。曹振镛深恶“迂诞之学”、“恶此琐琐者”，其根本原因是除了不喜欢考据文章之外，还有二个重要原因：
一是俞正燮不与俗谐、特立独行，不受世俗牢笼的束缚，为当时的封建体制不容。
二是可能和俞正燮的答题内容有关，他的《节妇说》、《贞女说》、《妒非女子恶德论》等文，分别对传统的“节烈观”、“七出”的道德戒律以及纳妾、强迫妇女裹足等罪恶的制度和习俗作了激烈的批判，这种反封建的一贯观点，势必在答卷中有所体现，而这种反潮流的观点是封建卫道士所不能容忍的。
俞正燮怀才不遇，是时代的悲剧，令许多公正人士打抱不平。不仅时任房考王藻百感交集，认为“询以皖省知名士，则首举理初”；就是十年之后的阮元，与人谈起此事，“犹扼腕太息，有余恨。……所惜者，国家失此宏通淹雅之材耳。”甚至《剑桥中国晚清史》作者也认为：“曹振镛的学究气据说曾在会试的程式规格中占统治地位，结果是创造性让位于庸腐，有新义的文章被奚落。”并在注释中进一步指出：“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
埋没的金子总会闪光。俞正燮作为一位“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称之为人杰”的佣书布衣（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位“有名的思想家”（《李敖清华大学演讲》），一位著名的经学家、考据家，是徽州无数未求得科举功名却有功于社会大众的平民学者代表，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