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 徽州社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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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理学作为朱熹理学的重要分支和一种地方性哲学流派，既是理学与徽州社会地方特色和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又反过来对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广度上说，新安理学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及，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从深度上看，新安理学对徽州人的影响深入骨髓，构成徽州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思想基础和理性内核。可以说，新安理学在古徽州社会是核心至上之学，是徽州社会的灵魂。

首先，新安理学以其尊“理”重“礼”的独特体系，为有宋以降的徽州社会准备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稳定这个社会和维护其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树起了精神支柱。
礼是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是象征封建王权的重要标志。新安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礼”。朱熹作为新安理学的创始人，一方面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抽象为哲学范畴“天理”，并把“天理”规定为宇宙万物统一的最高的本体，在高度思辨的哲学层面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将“天理”运用于形而下的领域，使其具体化为百姓日用之“与”与社会伦常之“礼”，在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中确认了“礼”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朱熹认为，“不知礼，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

为了使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封建伦常之礼，他在考察借鉴以往各种礼仪的基础上，整理制订出《家礼》一部，详细规定了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必须举行的各种礼仪的程序。其目的在于强调三纲五常、宗法伦理，其突出特征是重礼制，尚祖祭。由于朱子后学及历代新安理学家的竭力推行，即所谓“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因而导致整个徽州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都深深地打上了《朱子家礼》的烙印，更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稳定性极强的封建宗法社会。

其次，新安理学以其关注现实，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为徽商商业理念的铸就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精神支持，促进了徽州社会的经济发展。

新安理学家们关注百姓日用之理并身体力行，不再受“君子耻言利”的制约而大胆言利，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务实态度和经世致用精神。他们公开宣称：“《洪范》先曰富，《大学》重生财”、“《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贸易术原师管子，经营富不让陶公”、“贸易财皆贝，流通货是泉”。

由于徽州地区山多田少地瘠，为了谋生，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新安理学家们直面这一社会现实，勇敢地为商贾正名，正体现了其关注社稷民生的学术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新安理学还和徽商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双向认同关系。一方面，新安理学家们为徽商作出了“为商不贱”的理论论证。另一方面，徽商也以新安理学思想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依归，“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并自觉地将理学思想熔铸在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
他们在行商过程中，始终恪守诚、信、义、仁四大原则，做到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徽商正是以新安理学思想为创业起家的法宝，凭着对商业理性的不懈追求，终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繁荣了徽州经济，书写了其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奇迹。

再次，新安理学还以其既富于实用理性又勇于综合创新的精神，为徽州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注入了内在动力，成为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新安理学的开山鼻祖朱熹一生孜孜致力于格物穷理，提倡人文教化，排斥佛老，反对宗教迷狂，表现出其鲜明的实用理性主义精神。后来的许多新安理学家都继承发扬了朱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新安理学思想熏陶下，徽州社会尚文重教蔚然成风，由此导致徽州历史上英才辈出，人文荟萃，为传承文明、繁荣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孕育出了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三绝四雕以及徽戏徽菜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徽州文化。
许多徽州读书人或为名医，或为鸿儒，或精于诗赋，或工于作画。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雄阔高亢走向精致婉约，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新安理学家们还敢于解放思想，大胆怀疑，勇于创新。

朱熹一生“臻广大，致精微，综罗百代”，建立起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完成了儒学的一次综合创新。后来的新安理学家们大多“笃信朱子”，但又不囿于朱子，他们继承发展了朱熹教人“读书要善于怀疑”的思想。如元末新安理学家钱时“讲学大抵发明人心，议论宏伟，指摘痛快”；明初朱升“每耻俗学之陋，务穷极天人之蕴，研精覃思，兼理数而一之，大有所造诣”；清代江永弘扬“朱子精言”，但不拘泥于朱子之说，治学严谨，开皖派朴学之先河；至于戴震治学更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形成了新安理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同时也由于他的综合创新，实际上完成了对新安理学的超越和解构。
新安理学所蕴含的这种敢于怀疑、大胆创新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徽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