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溪：徽州之源

時間的輪回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绩溪位于徽州地区的核心地带。从历史渊源上看，徽州文化的孕育发展离不开绩溪，徽州文化中充满了众多的“绩溪元素”。走进绩溪，如入“百里花园”。河道纵横如织，村落阡巷古风习习，马头墙下岁月悠悠。恢宏的古祠旁，捏一把黑土能溢出千年文化；残存的古屋上，剥一层墙灰能闻出百载史香；幽幽的古巷里，踏一块青石板能溅起亘古的历史记忆。

绩溪历史久远，是“徽州文化圈”的一段重要弧线。在绩溪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这是古人类为远古三苗部族的一支。在商周，绩溪属吴越之地。秦时以绩溪境内鄣山设鄣郡，并置歙、黟两县。汉为歙县地，属丹阳郡。晋属新安郡。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记载，“汪芒氏入歙，当在斯时，故时号山越。及秦立鄣郡，彼土日辟，汪芒益有所逼迫，而不得不西窜于歙，居今绩溪境内”。“不纳王租”的“汪芒氏”逐渐成为当地土著山民，并创造了古朴蛮荒的山越文化，从此有了独立意义的山越文化单元。同时，大量北方移民的涌入，使土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逐渐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徽州文化的成熟。

史上绩溪地域的首次建县是在南朝梁大同元年(535年)，析歙之华阳镇建良安县，治所在今绩溪县城大屏山下后外村。唐武德七年(624年)撤良安县，仍为歙之华阳镇。《新唐书·地理志》载：“永徽五年（654年），析歙县地置圵野县，治所在歙东乡五合山（今竦口村）。”这是绩溪历史上的第二次建县。《太平寰宇记》对此记载：“府北三十五里有圵野废县，唐永徽五年，析歙县地置。大历二年（1995年版《歙县志》认为是大历五年（770年））省。新、旧《唐书》云：‘圵野，即绩溪也’。”唐永泰二年(766年)由圵野县改置绩溪县，属江南道，后归属歙州或徽州，县名县域遂稳定，成为“一府六县”格局的一部分。后至宋属徽州，元属徽州路，明清属徽州府，1987年12月，划属宣城地区。绩溪建县迄今已有1460多年的历史。据当地族志家谱记载，最早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程、汪、方三大姓，其子孙都先后卜居绩溪，并在绩溪繁衍成大族。其中地方神汪华的后裔，以绩溪登源汪村为主要繁衍源，散布到整个徽州，形成“十姓九汪”的局面。这对徽州宗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绩溪县名的由来说法有三：其一，绩溪境内山溪交错萦流，以此地理特征而名县。清乾隆《徽州府志》云：“盖郡境存徽岭、徽溪，扬之水出焉，说者以为取诸此。”《读史方舆纪要·正文·卷二十八·南直十》载：“绩溪在城东。其源亦来自扬溪，下流二十余里，乳溪水东注之。又五里，徽溪水南注之，至临溪，会县南诸水，入歙县界。离而复合，交流如绩，县因以名。”《太平寰宇记》载：“县界内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回转屈曲并流，离而复合，谓之绩溪，县因名焉。”《元和郡县志》载：乳、徽两溪“离而复合，有如绩焉，因以为名。”其二，《清史稿·地理志》载：“绩溪县城东有溪名为‘绩溪’，源出扬溪，与徽水交流如绩，县名昉此。”其三，《太平寰宇记》又载：绩溪县“有临溪石，在县北三里临溪岸，方圆二丈，其平如砥，溪水甚宜浣纱。数里内妇女悉来浣纱，去家既远，遂于石上绩而守之。春时多丽服，群绩于此，虽不浣纱者亦有从而会绩焉。县名亦兼取绩之义。”道光版《徽州府志》记载：“绩溪，宋建隆元年(960年)始建土城，县城周围五里。乾德五年（967年）（一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以旧城基重建县城，周长5里。立3门：南名新安，北名拱极，西名眉山。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更定乡里名，全县置10乡26里。明初城毁，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重建，城周856丈，建四门：东玉鄣门，西望翚门，南华阳门，北屏镇门。立有三小门：东宾阳门，西通济门，北阜成门。又有两水门：东曰清河门，西曰水关门。”1949年后，县城不断扩展，城门及城墙先后遭人为破坏。

绩溪横跨黄山与天目山系，是新安江、长江两水系的分水岭和源头之一。其境内奇松怪石，鸣泉飞瀑，既具江南秀色，又得黄山白岳之神。绩溪山水，“据浙江之上游水云深处，处新安之最高鸟道萦纤”，素来有“山有一丘皆种木，野无寸土不成田”之说。中部有徽岭横跨，把绩溪县境分割成岭南和岭北。徽（亦作翚）岭，又名大尖山，在县城西北，东北走向，是县域境内长江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主要分水岭，也是极为重要的古商道。徽水河出其北，汇入青弋江，再注入长江；徽溪河出其南，在县城与扬之水汇合，流经歙县，进入新安江、钱塘江。

歙州改为徽州，古往今来关于其地名众说纷纭。其中涉地理因素而改名的有两种：一缘于山水之名，二缘于地方之名。“山水之名说”认为因绩溪县境内有徽岭与徽溪，故得名徽州。自南宋歙人罗愿《新安志》起，后世元、明、清的历代志书都沿用这一传统说法，如清乾隆《徽州府志》云：“盖郡境存徽岭、徽溪，扬之水出焉，说者以为取诸此。”民国《歙县志》载：“徽州以绩溪有徽岭徽溪而名。”“地方之名说”则以绩溪县境内有“大徽村”，徽州由此得名。《太平广记》及《徽州府志》里就持此说法。《徽州府志》云：“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系以绩溪境内有徽岭、徽溪、大徽村而得名”。

上述两种说法均与绩溪有关，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绩溪古邑在徽州文化发展进程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唐宋时，徽溪河畔确有大徽村存在。《新安志》中已记载“大徽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这里原是一个汪姓聚居的古村落，村民乃汪华的后裔，一度人口有千丁万灶，唐代出了武则天女儿开明公主的夫婿汪朂将军。宋代后，大徽村还出了几位杰出名士：汪覃、汪深、汪晫和汪梦斗。大徽村在元代后突然消失，留下一片空白，几乎没找到任何历史记载。1979年，绩溪县地名办公室组织人员勘查，确认现今高迁村附近包括上店村、汪庄村和麒麟街及高迁小学一带约2平方公里为大徽村遗址。据记载，民国末期，绩溪县县城古城墙内，总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可见，大徽村之“大”名不虚传，以此作为州名之源也就不足为奇了。
绩溪“邑小士多”，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方水土，人文荟萃，藏龙卧虎，人杰地灵。
地灵何在？小九华的灵性，清凉峰的雄奇，鄣山谷的毓秀，龙须山的气势，大会山的碧野，无一不是通灵之野。最著名的是“古华阳十景”，“绝胜”为云岭风光，“惊险”当推江南第一关。

人杰何来？正如汪藻所言：“新安之属，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江南通志》）据不完全统计，小小的绩溪县内，仅宋元明清就有文武举人222人，进士119人。其中，状元1人（陈于泰，绩溪蜀马人，寄藉江苏宜兴），武进士22人。“古徽州第一伟人”汪华，隋末统制六州，保境安民，加速了徽州土著居民与中原移民间的相互融合，使州民得以休养生息。胡仔隐居浙北苕溪20余年，著成诗话集《苕溪渔隐丛话》100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明代胡松、胡富、胡宗宪三尚书，政绩卓著，青史留名。清代乾嘉年间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三代并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经学史上自成一派，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三胡礼学”。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倡民主与科学，在中国近代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并新开一代文风。他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敲响了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钟声。汪原放，首创中国古典小说标点，给后来大众文化发展扫清了障碍。“湖畔诗派”代表诗人汪静之，点燃了近代“文艺与道德”论战的导火索，其爱情诗集《惠的风》“如彩虹照耀了一时国内文坛”。被医学界称为“中国西医之父”的绩溪余川人汪惕予，在上海首创中国西医高等学府———中国自新医学院，开创了我国西医教育的先河。如此人才，使人不禁感叹“绩溪为最”！

绩溪古城以中正坊为中心，绿水绕城，俯瞰形似卧牛。明清古遗甚多，现保存完整的古迹有300余处。祠堂（1982年统计）160余幢（1947年统计为340幢），牌坊13座（建国初期为135座）。民居、考棚、学宫、庙宇、社屋，星罗棋布，尘封着厚重的史实。每一处自然与人文景致都是一段历史的沉淀，都能让人感怀不已。宋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苏辙任绩溪县令，任内曾在城西门外筑堤防水患，史称“苏公堤”。靖康元年（1126年）一代名将岳飞驻扎宜兴，是年秋冬来绩溪拜访赋闲家中的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夜宿华阳镇东麓书院，留有《与咸公话别》（咸公是胡舜陟之父）诗一首。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驻兵绩溪城郊“快活林”，留下了“龙凤思永”的金匾。可见多少文人墨客，都留恋着徽山绩水。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在绩溪均遗有诗篇。史载王安石任江东提刑时，从江西取道歙州去宣州，途中逗留绩溪访问葛方琳家宅，然后夜过翚岭，留有《过葛职方琳宅题壁》和《寄沈鄱阳》等诗篇。其名句“晓渡藤溪霜落后，夜过翚岭月明中”至今仍为人传诵。胡适在上庄仅生活了9年，但是“故乡兰”却让他思恋了一辈子。一首借胡适的诗《希望》谱写的校园歌曲一时唱遍中华大地。当代美学家郭因的《故乡绿色的忆和绿色的梦》，令多少人对绩溪魂牵梦萦。

在“国宝”龙川胡氏宗祠旁，矗立着“奕世尚书”石牌坊。岁月流逝，雄伟的石牌坊依然记录着这个龙川尚书胡氏大家族过去的荣耀。龙川胡氏宗祠享堂西侧有一组非常出名的木雕裙板，图案为荷叶下的一对螃蟹组合，寓意为“和谐”，它是徽州和谐思想的最好解读。在县城的周家祠堂里，陈列着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三雕”。一刀一锤，都凝结着民间匠师的点滴心血。

漫步绩溪乡村，走近青山绿水，徽州文化的精神散见于老屋、古道、祠堂之中。岭南，有“一溪流水似长虹，十桥横亘如云梯”的古村磡头，有“徽派门楼砖雕大观”之誉的湖村，还有方姓聚落的浒里、程姓聚落的仁里；岭北，旺川古村留有太平天国的攻城壁画，石家村棋盘依旧，南山桥沐雨，“魁星阁”迎风，冯村有年代久远的进士坊、大夫坊、大树第、协政第、五马第……

绩溪县城虽小，却创造了“无绩不成街”的奇迹。绩溪人在艰难的创业历程中，创造了数不尽的辉煌。宋代绩商已颇具实力，经营徽墨、茶叶、菜馆、国药、土杂山货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明清时最为鼎盛。

清代我国四大制墨名家，绩人占其二，素有“天下墨业在绩溪”之誉。清朝乾隆时期，绩溪人汪近圣所制徽墨最负盛名。乾隆六年（1742年），鉴古斋墨被指定为贡墨。其子汪维高又被选送入宫中制墨，蜚声京师，此后鉴古斋墨品享誉天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绩溪县人胡天注开设胡开文墨店，其“苍珮室”墨品扬名遐迩，使徽墨走向世界。其子胡余德所制之“地球墨”，1915年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绩溪，是徽菜这一古老菜系的发源地。北宋年间即有人在古都长安设馆开灶，以烹饪山珍野味而名闻海内。据统计，清末至民国时期绩溪人已在全国各地开办菜馆四百余家，创造了惊人的商业奇迹。徽菜也从此跻身于中国八大菜系之一。2005年，绩溪被授予“中国徽菜之乡”；2007年又被授予“中国徽厨之乡”。且自明代始，徽州即为全国三大蚕乡之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绩溪知县王锡藩引桑栽种，并开设敬业书院，讲授蚕桑之术。“遍地桑林，家习蚕业”，徽州每年朝贡丝绸万余匹，而徽绸主要产于绩溪，其“清水丝”深得宫廷嗜爱。此外，绩溪还是朝贡的“澄心堂纸”产地之一。唐宋时期，距绩溪县城10公里的临溪镇有个艺林寺，聚集了许多。既舞文弄墨，又研究造纸技术的文人雅士，文人们还摹刻书圣碑拓。澄心堂所拓之碑刻，乃天下至宝。据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载，澄心堂造纸方法是将原料“于长船中以浸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焐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南唐后主李煜视之为珍宝，专辟“澄心堂藏”之，而得盛名。宋代，绩溪官窑生产的“秘色瓷”、“黑釉瓷”出口日本，远销东南亚诸国。这些均是绩溪人勤劳智慧的结晶。

绩溪经济总量不高，但从商人口比例却在全国名列前茅。县内“出贾既多，土地不重”，商人们行贾四方，有些甚至远涉东南亚欧美各国。至民国时，全县外出经商者占总人口的25％，最高年份达到30%以上。据统计，清末至民国末期全国22个省市中的百余个集镇，在徽墨、盐业、土杂百货、国药、茶庄、粮油酱酒、绸布、水碓加工等数十种行业中，共有1200家绩溪徽商老字号。其中胡雪岩的胡庆馀堂、胡天注的胡开文墨庄、汪近圣的鉴古斋墨店、胡立政的汪裕泰茶庄，周益昌、章鼎泰、胡俊记等老店以及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徽馆业，都是绩溪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实业品牌。出生在绩溪湖里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钱庄，囤丝绸，设胡庆馀堂中药局，驰骋大江南北数十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拥有资金2000余万两白银，将徽商的实业推上了极至。

绩溪县内，临溪商业鼎盛时期，临溪镇商埠每日吞吐一两百吨货物，市面异常繁荣，其营业税额占全县营业税总额的60%以上，当时就流传“大大临溪镇，小小绩溪城”的说法。在“田畴不逮婺源，贸迁不逮歙休”的偏僻贫弱小县，绩溪人凭着踏踏实实的理念经营，最终使江南商埠有了“无绩不成街”之说，足见绩溪徽商之影响力。
如今，绩溪小黄牛，荆州黑猪，荆州山核桃、大鄣绿笋及金山时雨等高山优质农副产品闻名遐迩。此外，还有绩溪挞粿、冬瓜包、南瓜包、炒米粉等也名扬四方，被公认为知名小吃。

宋人孙岩在《兵后绩溪道中》一诗中，记录了绩溪旧风物场景：
古道缘流水，寒郊带断烟。
稀疏鸦种麦，羞涩女耕田。
人事休兵后，秋怀落木前。
小苏遗翰墨，今古一山川。
如今，偏僻、贫寒、荒凉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山明水秀的绩溪到处充满了人文魅力，又翻开了自信的崭新一页。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绩溪，人们坚信，“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将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