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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青史留名的徽州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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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7 11:37:42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记得有副楹联:“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名声也好,政声也罢,人民会在心中为他们立碑,青史会为他们留名。

从宋到明清,近800年的徽州(府),按三年一任,至少出了200多个知府(州),如果加上徽州正式命名前的新安郡、歙州等,府、县官至少有千位以上,其中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者,只能是过眼烟云,匆匆而过。但真正能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是那些为民办事的清官、好官。清朝洪玉图的《歙问》载:
(徽州)廉惠宽简之吏,有如伏暅、任昉、孙遇、倪祖常、羊欣、江秉之、袁甫、郭师中、孙佑、吕大防也哉!
徽州漫长历史上,当然不只洪玉图所点的几个清官、好官、干事的官,许多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古代对清官是敬重的,或送万民伞,或立碑,或建庙,或建祠,供后人瞻仰、祭拜。这里不妨介绍几位徽州的好官。

先说程元谭。程原籍洛阳上程聚,东汉延熙乙丑(约245年)年前后生。东晋大兴三年(320年),75岁高龄的程元谭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的身份来到新安,担任代理新安太守。程元谭担任新安太守期间,关心百姓,扶贫济困,他设立了“收容站”,安抚救济灾民流民,并发动百姓疏河道,修水利,垦荒地,兴农事,这些举措,使新安民众在当时世道混乱的情势下,能过上相对安定的日子,所以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永昌元年(322年),在他任满离职准备离开时,老百姓自发地挤满了大道,前来挽留他,使他竟然无法离开。于是皇帝下诏褒奖程元谭,让他继续留任。325年,程以八十一岁高龄卒于任上。永昌帝司马绍听到了程元谭去世的消息,甚为悲痛,下诏将海宁县黄墩(现屯溪篁墩)的第宅赐给程元谭的子孙及其属下。自此,程元谭的子孙就在新安篁墩安家。程元谭去世后,朝廷赐葬在新安郡城西(据考在歙县郑村镇向皋村冷水铺)。新安程氏从程元谭肇始,并被尊为新安程氏一世祖或新安程氏始祖。宋朝时,追封程元谭为忠祐公。

洪玉图文中提到的任昉,是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来新安郡当太守,《新安志》记载他:“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郭邑,民通词讼者就路决焉,尤以清絜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相当于管民政的官),访其寒温。”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讲究穿着,也不坐轿,拄杖步行城乡,遇到有喊冤叫屈的路边就现场办公,对80岁以上的老人,派“民政局长”去嘘寒问暖,解决困难。
当今也有个政策,对年满80以上的老人给予每年慰问金,看来是从任昉那里学来的。
任昉死于508年(只当二年太守)任内,享年49岁(英年早逝)。《新安志》载:
“卒于官舍,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敛,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岁时祠之。”
这样一个清官,死于任内,只剩下桃花米二十石(当时约只值几两银子),连殡葬的钱也不够呀!他遗言不许拿新安一物,用杂木(用不起柏木)作棺材,把衣被洗干净就敛衾吧,百姓痛惜呀,为他建立祠堂于新安城南,岁终每年祭祀。

洪文中提到的孙遇,山东籍人,明正统六年(1444年)任徽州知府,官正五品。他到徽州后,“修学课农,均征雪狱,植善锄强”,革除积弊,创新吏治。最受百姓欢迎的一件事是将县乡多余的一些官田,丈量成册,分给一些无田种的穷苦农民,并合理调节徭役,让农民休养生息。还将上任知府留下的多年积案,一一审清结案。徽州百姓欢欣鼓舞,称他为“青天父母官”。景泰五年(1454年),徽州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先旱后涝,各县粮食歉收,百姓挨饿。遭灾严重的休宁、黟县饥民凌辛受等“聚众强取民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安徽巡抚会同朝廷派来的汪御史亲临徽州,“欲发兵剿之”。孙遇不同意派兵镇压,说:“民迫于饥,宜抚之,遂单车往论之,辛受素信遇,率众来归”,凌辛受等民众向来相信孙遇,经过耐心细致做思想教育工作,不动一兵一卒,没有流血,一场突发事件就这样化解了。
孙遇在任上干满两届,按惯例应当升迁。但徽州百姓舍不得让他走,为他送万民伞,又联名要求朝廷将他留任,“朝廷重念民意,乃以三品秩仍署郡”,就是就地晋职留任,由四品升为三品。明朝的三品官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省)级干部了,相当于地市级的知府享受副省级的待遇,确属破格提拔。
这样的徽州地方官,百姓一再要求留任的,现在还有木有?

还有一件事也令人感动:
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把黑手伸向徽商,一手泡制了黄山木植大案,歙县西溪南村的商人吴养春被捕入狱,拷打至死。朝廷派工部主事吕下问来歙县追缴所谓赃款。吕下问刑苛网密,株连蔓延,激起岩寺民变,愤怒的上万民众杀死差役,烧毁钦差官署,钦差吕下问仓皇逃走。这可是欺君谋反的大罪。朝廷派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扬春茂、宁国府推官邓启隆来调查此事。当时的歙县知事倪元珙站在百姓一边,据理力争,“敷陈激变之由,条陈百姓之苦”,扬、邓二人深为同情,冒着政治风险,据实上报,使百姓脱然于罪,而吕下问则因“不称任使”而“着回籍”,但倪元珙“因保民之故”,受到权奸打击罢官。当地百姓十分敬仰三位官员保护百姓的功德,为他们立祠“尸祝”(立神主位而祝祷)。《岩镇志草》《尸祝三大夫纪事》记载了这件事,文中表彰他们“况当日之委曲担当,备历险阻,不惜其身,以甦民命,非宜俎豆(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万年者哉!”

上面所说的歙县知事倪元珙(1584-1639)是浙江上虞县人,至今,上虞县始建于明朝的乡贤寺里还有他的介绍:“倪元珙,字赋汝。倪元璐从兄,天启进士,历任安徽祁门、歙县县令、御史、苏松提学。”
当时的的徽州知府叫石万程,当他得知吕下问免职后,魏忠贤还要派员去继续“追赃”,奋而削发出家,挂冠而去。明史曾载:“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皇帝得知大怒,下旨“石万程遇事畏难,托病规避,着削籍为民,当差追夺诰命,永不叙用。”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复被启用为常州知府。这样的府官,确实值得称赞。

同样青史留名的还有黟县屏山村的四川道御史舒荣都,他不畏强权,弹赅魏忠贤,被魏迫害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舒荣都被追赠为太常寺卿,崇祯帝下旨赐建“望重柏台”牌坊于石山口,并在屏山舒荣都家祠尊德堂前,敕建九檐门楼。

徽州在京城任职的京官也为徽州做过不少好事的。歙县籍的王茂荫不仅是个经济学家,也管过兵事,1854年2月,太平军攻进祁门,徽州危在旦夕,但安徽省府地处江北,鞭长莫及。时任兵部右侍郎王茂荫不忘家乡,提议:“徽浙有唇齿相依之势,保徽即以保浙,并因徽郡距庐郡窎远,江路不通,恐皖省控驭不及,欲请暂归浙省管辖”。这个提议,被皇帝采纳,徽州由浙江代管,加强了徽州防务,减少了百姓损失。

同样敢于出头管徽州事的还有胡适。1934年,蒋介石因“剿匪”需要,将婺源县划给江西,婺源人民一直想回到徽州,但未能如愿。蒋介石是很固执的,不仅死要面子,脾气还大,对属下稍不满意就“娘希匹”的一顿臭骂。但胡适却敢逆龙鳞,不所得罪老蒋,把这事办成了,婺源终于在时隔13年后回到徽州。所以,当时徽州的老百姓是十分感激胡适老先生的。

在徽州青史留名的清官好官还很多,这说明百姓心中有杆秤,石碑、祠庙只是百姓对好官的一种物化表彰。时代不同了,当然不可以为个人树什么碑了,但百姓的口碑总会延续下去,其意义不亚于石碑。
我想,关注徽州民生,认真对待和解决百姓诉求的官员,尽管离开了徽州,也会记入徽州的史册,为百姓所怀念。
当今,徽州百姓最盼望的、最能青史留名的一件事,会有人来过问吗?徽州百姓能圆这个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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