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村暴动

落花随流水

1934年8月2日，在际村爆发的一起农民武装暴动，是黟县县委根据闽浙赣省委方志敏给皖南特委的指示而举行的，是际村一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揭竿而起的一次武装斗争。其影响波及邻近各地，在黟县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际村，位于黟县东北部，是距县城10公里的一个大村庄，它与隔河相望的宏村，是黟县的重要集镇。这里北接太平，南连休宁，东临歙县，周围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多居崇山峻岭之中，是黄山西南麓的战略要冲，有着进行革命斗争的地理条件。
1932年12月中共黟县县委成立时，由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他们一方面加紧对苏区进行围剿，另一方面，在苏区周围推行“保甲”制度，设立“区乡政权”。县委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训令各县设立“区公所”的时机，利用共产党员范治农与黟县县长赵华山都曾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的关系，由范疏通赵华山选派进步人士陈默若到际村担任第四区公所区长，相机安排余纪一担任区员。
县委遵照闽浙赣省委提出的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建立皖南新苏区而斗争的指示，积极宣传群众，深入发动群众，壮大党的组织，成立群众团体，秘密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特大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稻禾一片焦黄，收成已无指望，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地主豪绅催租逼债，贫苦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同年6月，县委开会决定，把各村庄2 0 0多名农民游击队员组编成号称“皖南第一游击大队”的游击队，由陈天生(后叛变)任队长，余纪一兼任政委。县委运用这支农民武装，因势利导，将正在进行的抗租、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推向公开的抢粮斗争。 [1]
正当准备进行抢粮斗争之际，1934年8月1日，宁月生(皖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储集祥(特委交通)带着闽浙赣省委方志敏给皖南特委的指示信到际村，找到余纪一。信中指示余纪一等8月1日举行武装暴动，以配合省委即将派出由宁春生为政委的3 0 0人的红军游击大队夺取祁门和黟县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指示信送到时已是8月1日晚上，暴动难以按指定时间进行。在这紧急关头，余纪一与宁月生召集当时在际村的舒政海、王子成、陈天生、储集祥等几个负责人开会研究(汪希直，舒展民因住在关麓、屏山家中，不及通知，未参加)，会上决定，2日晚上在际村进行暴动，夺取国民党驻际村保安中队的武器，增强游击队的装备。暴动由余纪一总负责，军事上由宁月生指挥。会上还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一、由王子成去通知各村游击队，在黄梓坑集中后于傍晚前分批进入际村；二、由余纪一侦探敌情，把握战机，在际村木桥上揿亮三下手电为行动信号；三、避敌锋芒，出奇制胜，力争智取；四、为制造假象，在夺取际村“保安中队”武器的同时，也佯打“区公所”；五、暴动后，余纪一不暴露身份，待暴动队伍撤离，继续领导县委工作，并由其以区公所名义“报告”县府，迷惑敌人，伺机侦探敌方动态；六、夺取敌人武器后，游击队迅速撤离际村，向通往县城的际村岭头进发，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县城增援之敌，尔后去石亭收缴“第三区公所”的武器，再插到西武岭与来自江西的红军游击大队会合，参加攻取祁门和黟县县城的战斗。会后，县委派出交通连夜到关麓村通知汪希直，要他速去祁门与即将到达的红军游击大队联系。 [1]
8月2日傍晚，宁月生率领游击队员从黄梓坑赶到际村，假装纳凉或闲逛，三三两两地分布在“保安中队”及“区公所”周围，待命行动。
与此同时，余纪一遂去“保安中队”长毛勋家和“保安中队”驻地察看，发现毛勋正在“打摆子”，士兵涣散，戒备松懈，一部分人到村中去喝酒、赌钱了，留守的人，有的在洗澡，有的在打牌，有的在纳凉，枪支都挂在屋里的墙壁上，门前只有一个岗哨。于是，余纪一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来到约定的桥上，发出了行动的信号。
宁月生看到信号后，即选派队员王木匠先去“保安中队”佯装找他江北同乡刘班长。当王走到“保安中队”门前时，哨兵盘问：“谁?干什么的?”王答：“我找老乡，你们的刘班长。”哨兵听来人也操江北口音，信以为真，便让他进去，王走到哨兵跟前，一闪身掏出驳壳枪对准哨兵：“不准动。”一脚将他踢翻在地，缴了他的枪。瞬间，分布在四周的游击队员乘势冲进“保安中队”的住房，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穷人不打穷人，你们当兵的也是穷人，只要你们缴了枪，就不打你们。”游击队的神速行动，使留守的敌兵惊惶失措，乖乖地举手投降，流散在村子里的敌兵，闻风后也纷纷逃命。这样，游击队一枪未发，就解除了“保安中队”30多名敌兵的武装，缴获步枪23支，短枪2支。接着，对被俘敌兵进行教育：遣散回家。只将一敌排长带至黄梓坑镇压了。毛勋见势不妙，悄然逃遁。
为了不使敌人对余纪一和区丁朱立高、朱立钰(均为共产党员)产生怀疑，游击队解除“保安中队”的武装后，也佯攻了际村“区公所”，先开了几枪，再取走“区公所”的一支驳壳枪和一支步枪，丢下几个子弹壳，把一些文件材料翻得遍地都是，造成一片混乱。
行动中由于疏忽联络，致使游击队各部失去联系，夺枪后未能去到预定的伏击地点，而是撤回到黄梓坑一带。因此，原预定在际村岭头伏击敌人和到石亭收缴“第三区公所”武器的计划没有实现。
暴动后，余纪一按计划一面邀集地方乡绅汪松涛等人连夜联名致函国民党县政府报告枪支被劫一事，一面派舒政海去县城察看敌人动态。
国民党继任县长庄继先获报后，仓促督率200余名敌兵于次日拂晓前从县城赶到际村。开始，他们以为是盘踞太平县观音堂的一股土匪所为，于是，剿了这股土匪。同时，他们也怀疑是游击队干的，但是查了两天，查不出结果，第三天庄就带兵回城了。
县委为了及时向上级报告暴动进行的情况，由储集祥去皖南特委汇报。储行至渔亭时被捕，向敌供出了游击队和特委情况。于是，庄继先一面再次派兵，由储集祥带路反扑际村，准备向黄梓坑、里棚等游击根据地进剿；一面密报南昌行营和省政府，请求派兵增援。在这斗争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余纪一派出交通去黄梓坑报警，宁月生立即率游击队转移到他曾活动过的杨家墩、柯村一带。当敌人扑到黄梓坑时，一无所获，竟放火烧毁山棚，在太平十八转抓去十几个革命群众。
由于储集祥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政府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进步人士，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打入敌人内部的余纪一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而被秘密通缉，党组织得知消息，立即通知余纪一等人撤离黟县。 [1]
际村暴动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革命前辈和老区群众回忆当年的斗争情景仍历历在目。虽然暴动的持续时间不长，规模有限，但它在黟县革命斗争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际村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黟县人民进行的武装暴动的一次尝试，它揭开了黟县人民进行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序幕，传播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
其次，际村暴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军事上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游击区武装，激励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
第三，为不久爆发的柯村暴动增强了武装力量。际村暴动后，宁月生率领游击武装，转战杨家墩，柯村一带，及时率部参加了柯村暴动。际村和柯村这两个地区所进行的农民暴动，都是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按照闽浙赣省委关于建立皖南工作，配合第五次反围剿，创建皖南新苏区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份，有力地策应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
际村暴动留下的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主要是暴动准备时间匆促，计划不够周密，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加上红军游击大队在祁门历口被国民党王钧部所阻，未能及时与地方游击武装汇合，致使暴动未能完全实现原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