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朱熹对古代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天下少卿

朱熹(1130～1200)的学问渊博是人所共知的，除了心性义理之学外，他对天文、地理、气象、农业、历算、中医、养生等均有研究。本文仅就朱熹与中医学的关系及其对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作一些讨论，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朱熹强调“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他研究了古代重要的医典，据明<李濂医史》卷六载，朱熹对《难经)、<脉经)作了甚为详尽的讨论，并作《伤寒补亡论跋)。朱熹对<黄帝内经》的研究相当深入，说：“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指黄帝)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 ”这是针对北宋以来的疑古之风，提出自己的看法，即认为<黄帝内经素问)，的确保存有黄帝时代的医学资料，因此他同意黄帝“其师岐伯明于方，世之言医者宗焉”的观点。朱熹在注(楚辞·天问)时成段引用过(黄帝内经》的原文，还说：“(素问》语言深，(灵枢)浅，较易。”另外，朱熹还著有<送夏医序)、(跋郭长阳医书)，对古代经方、诊脉部位、用药之道均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提出“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 ”
         朱熹对医术也有具体的论述。他说：“人病伤寒，在上则吐，在下则泻，如此方得病除。” 这是取(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的治疗原则。又说： 大黄不可为附子，附子不可为大黄” 这是因为两者的药性寒热不同。由此可见朱熹既懂医又懂药。然而，相比之下，朱熹还是对精神健康更为关心，他认为一般的药物对精神疾患作用不大。<朱子语类)卷五载：“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日：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I 认为心可分为肉体之心与精神之心，前者为五脏之一，受到损伤可用药补，后者为无形之体，如出现问题，药物则无济于事。有鉴于此，朱熹提出了“收敛身心”之说，“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若行时，心便只在行上；坐时，心便只在坐上，'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胡思乱想，如游骑无踪，涣散而迷茫，造成对精神健康的损害。<朱子语类>卷五又载：“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日：‘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须常在躯壳之内。譬如此建阳知县，须常在衙里，始管得这一县也。’某日：‘然则程子言，‘心要在腔子里’，渭当在舍之内，而不当在舍之外耶?’日：‘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这些子上也。” 这段话似乎是以<黄帝内经灵枢·大惑论)中所谓“心者，神之舍也”为依据而阐发的，精神之心作为人的神明发生和寄托之处，必须安居其位，而患有“心疾”则会出现精神错乱的种种症状，因而不能维护正常的生理机能，致使脏腑功能失调，精神萎靡不振，这就是二程“心要在腔子里 的真实涵意。因此朱熹十分重视保养精神，说：“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便害事。”这些论述包含有现代心理卫生方面的内容。朱熹认为精神状态的好坏可直接影响人的整个身体的健康，他在<大学章句注>阐释“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时说：“胖，安舒也。言富则能润屋矣，德则能润身矣，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这里虽多从道德修养上讲解，事实上有明确的精神治疗学上的意义，内心的平静，胸攥的阔大，的确有利于身体健康，“心广体胖”一词经朱熹阐释后至今仍被广为应用，现代一些精神治疗方法(如日本的森田疗法)，其基本原则显然与朱熹上述所论是一致的。这些都
表露出朱熹是相当关心人的心身健康的。
          但是，自从宋代理学产生之后，天理人欲之辨就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朱熹认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这在当时重视纲常伦理道德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说是代表了正统派士阶层的基本认识。因此，相比与天理，朱熹认为医学不过是“小道”、“贱役”，《论语章句集注·子张篇)说：“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 ，又在同书<子路篇)中谓之“贱役”。这曾受到不少以医为业者的不满。如明代张介宾再三强调“医非小道”，认为“为人不可不知医，以命为重也。”清代医家章楠在<医门棒喝·医称小道说>则云：“奈何自朱子称医为贱役，世俗忘其为性命所系而轻贱之，惟富贵是重。至于性命既危，而富贵安保?”以为朱熹轻贱医道，而使世人为了追逐富贵而轻贱生命如此看来，朱熹对古代中医学的发展产生的该
是负面作用，但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由一些资料来看，朱熹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恰恰是正面作用占据着
主要地位。
         医史学家郭蔼春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分省医籍考》中说：“应该指出：江西婺源县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乡。考亭之学，一向受到封建王朝的推崇，因之明清两代文化一直受到它的影响。婺源医家甚多，医家著作竞达一百二十采种，占江西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婺源文化对江西医学的发展不无影响，这也许是研究江西地方医学的特点所在。”应该指出此说有些不妥 婺源历来为安徽徽卅所辖，直到1949年方划归江西省。朱熹撰文常自署“新安朱熹”．新安即过去徽州的称谓。朱熹是新安理学的代表人物，对于明清时期新安医学的兴起影响尤为显著。当然，由于朱熹被当时封建王朝立为正统思想的代表，朱熹学说自然也会波及到邻近地区，如果说像福建、江西等地的医学发展也会受到考亭之学的种种影响也是有可能的。由此来看，上引郭氏之语仅可聊备一说。虽然没有文献说明当时的医家是怎样受朱熹影响而勤奋著述，但是，朱熹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医药学知识，自会给后世学者以深刻的感受。因此，其对后人的榜样作用，也不是容忽视的。宋以后，由懦而医或医懦兼通者甚众，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深思。
         依笔者看，朱熹对古代医学发展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在方法论方面，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疑经到创新     理学从其开创就表现出怀疑经传、议经改经的治学新风。朱熹继承了二程、张载等人反对盲从迷信、提倡深思独刨的观点，提出疑以求信的主张，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l理学的这种怀疑探索精神，表现出相对的思想自由，比如濂、洛、关、闽诸学派在学术见解上各守本位，绝不互相敷衍迁就，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医家受此“诸懦各争门户”局面影响颇深，纷纷争创新说，自立学派，其中以金元四大家最具代表性 刘完素认为“若专执旧本，以谓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体现出与理学尊经却不泥古相一致的治学态度，他补充发挥<内经)有关经典条文，自创以火热病机为核心的火热论，从而形成了所谓河问学派。张从正为刘河同高弟．但又另立攻邪之说，其尝言：“慎勿滞仲景纸上语惑杀世人”反对盲目尊古信古的临症思想。李果拜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为师，其师有一句名言：“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今新病，不相传也” ，使李果受益匪浅，刨脾胃论新说．并著(医学发明>等八种著作，以警醒那些“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的庸医。朱震亨虽亦列河间学派门墙之中，但却力主养阴之论，他在(局方发挥》中认为世
人尽套和剂局之方而不知临机应变“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病难矣”。可见这些一代名医确都具有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
   (二)博文与约礼      “格物致知”为理学方法论的中心议题，其中最具合理因素的认识是对“博”与“约”关系的阐述。朱熹对此所论甚为精详。如说：“博文约礼，圣门之要法。博文所以验诸事，约礼所以体诸身。如此用功，则博者可以择中而居之不偏，约者可以应物而动皆有则。如此则内外相助，而博不至于泛滥无归，约不至于流遁失中矣。”又说：“博文是多闻多见多读。”“博文工夫虽头项多，然于其中寻将去自然有个约处。圣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可见“博”即谓广学博求。“约”则是有条理、有层次、有秩序。其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书皆“荟萃群言．归之条贯．叙次分明，多而不杂，要亦足为史籍著作中一规范。后人继此有作，导源之功．亦何可忽耶?”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史界．后世医家在整理前代医学文献时，无不效法朱熹博约互参、由博反约的研究方法。元代名医危亦林慨叹“方浩若沧海，卒有所索，目不能周”．于是以十年之功，著<世医得效方>， 首
论脉病证治，次由大方脉、杂医科以发端．至疮疡科而终编。分门析类，一开卷间，纲举而目张，由博以见约”成就了一部“便于观览”的综合性医著。药物学的不朽巨著<本草纲目>更是。博而不繁，详见有要”，一方面。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 星相，? ?稍有得处，辄著敷言”，另一方面，又 析族区类．振纲分目”，对所得知识加以纲目分类，使之能够叙次分明井井有条。所以时人称(本草纲目)为“性理之精徽，格物之遥典”．其义正在于此。朱熹的博约互参、由博返约之法还被医家广泛应用于对(内
经)和<伤寒论)的研究方面。学者以此两大经典的原文为纲，以历代诸家诠释为目，进行分门别类的归
纳整理．使之更切近于实用。(内经)方面有罗天益的<内经类编)、滑寿的<读素问钞>、张介宾的(类
经》、李中梓的《内经知要)、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纲注》、沈又彭的<医经读)等等。至于(伤寒论)方面著述更多，不下数十种，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总之这一方法使后世医学在临床实践和文献整理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成果，起到了促进医学发展的作用。
      (三)性与天道     性，即指人性亦指物性；天道既指自然规律亦指宇宙本性。“性与天道”本是原始儒
家所不可得而闻的高深哲理，但在理学家中却成为经常探讨的同题。围绕着这一命题．理学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范畴，据朱熹高弟陈淳<性理字义)所列计有25个条目。上卷l3个条目为：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诫、敬、恭敬；下卷12个条目为：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当然，事实上理学论及的远不止上述这些范畴。因为上述范畴本身可进行推衍变化，如 理”可以衍为“理气”；“道”可以衍为“道器”；“太极”可以衍为“阴阳”、“动静”、“先天”、“后天”、“无极”。如此等等。这些范畴的研究显示出理学高于前代的理性思辨水平和对自然、人生以及社会认识程度的深化。黄宗羲称之为“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宋明时期的医家接受了这些哲学范畴，用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并且开出了新的局面。例如太极。朱熹认为其为宇宙的本原，阴阳五行．万事万物，都由此产生演变。医家亦皆强调太极的重要性，朱震亨说：“先儒谓物物具太极，学者其可不触类而长，引而申之乎?”张介宾认为：“浑然太极之理，无乎不在。”孙一奎亦渭：“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渭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他们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太极通贯一切事物．医道亦须以太极之理 I申发挥。于是生理、病理、药理都被视为太极之理的具体应用，其中也确有不少有价值的创见，像赵献可的太极命门说就颇具代表性。又如先天、后天。朱熹认为天地未形理巳具此为先天，气化成万物是为后天。明代医家多以先天后天论形气体用，如赵献可说：“先天者，指一点无形之火气也，后天者，指有形之体。” 他们还以此论运用于具体的辨证施治之中，如李中梓等人认为肾为先天．脾为后天，治病应补先天后天．以固脾肾为主。这种观点至今尚未失去其临床意义。另外．医家还对理学的其他范畴如阴阳、精、气、形、神也都作了独特的发挥。
        总而言之，理学特别是朱熹的怀疑创新精神、博约互参的治学方法以及对性与天道的探讨，对后世医学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