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婺源 谁不说我紫阳好

滚动到夏天

很多人知道我是婺源人后，经常来咨询我关于婺源旅游的事。我总是不得不苦笑面对说，其实关于婺源的旅游景点，我知道的不见得比你多多少。这是事实，在进行此次婺源之行以前，绝大部分的婺源景色，我也只是在图片里见过。因为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叫紫阳镇，这里可不是“中国最美的乡村”。

紫阳镇是新名，老一辈子称其为城关镇。原来，只有一条主路，解放后修的，爷爷在当书记其间参与这条路的修建工作，所以，他亲口告诉我，这条县城的大道从东门桥头起点到西门桥门终点，全长近两华里。可想而知，这个细长的小县城在那时居然就这么一点。这条路过了东门大桥就是我的高中——天佑中学，过了西门大桥，再继续就到了我姥爷家。这条路往北走，翻山越岭三华里，就是我那远在汤村街的家，这条路往南走，在那条解放前最宽的县城马路——南门街上，有我可爱的爷爷家。

就这样，我一直在这条路上来回行走，有时边走边唱。有一天，县郊的植物园峻工，当我爬上那座山，从山顶第一次看见了婺源县城，我才发现，原来北门河也好，南门河也好，都是同一条河的上下游，而这条河就是星江河。而星江河正好将紫阳镇包围成一个“Ω”型，三面环水，一面是山。

因为有了星江河，小城才有美。但其实，在我小时候，星江河最重要的功能并非美化作用，而是发挥了作为河的本质功能。比如，洗衣、洗菜、洗澡、嬉水、捞鱼……

因为南门街离星江河不过几十米的一个小坡，所以星江河的南门河段，成为我童年记忆里最频繁的场景。清晨跟在奶奶身后，拎个棒槌下河去洗衣服；光天化日之下，我居然在岸边的草地上，被一只大鹅追得披头散发地逃，而且那只鹅立起脖子好象比我还高；烈日下，晒得和木炭一样的我及同学，在午休时间轻轻地搬开河底的卵石，企图逮到一鱼一虾，奶奶说爸爸小时候候星江河里的鱼用刀一挥可以切断一条，爸爸每天都会抓许多回家，但轮到我摸鱼怎么这么难；黄昏的洗澡时间，小叔叔追着在河里乱跑的我，可他却好象一直追不到；梅雨发大水时，爷爷和我在岸边观看大水涨上来，河里不时飘过令人兴奋的东西；冬日枯水期，可以沿着河底裸露的石头走到河中央小岛，妈妈喜欢在那几棵曾被大水冲得七倒八歪的小树旁摆POSE拍照。

南门街是我生活最久的地方。这条老街由青石板铺成，街仅可通自行车与少数摩托车，最大的流量则是每年过年的板凳灯。我出生的那年，是城里恢复迎灯的第一年，所以这条街上特别热闹，爷爷家那时有放不尽的炮竹与数不尽的快乐。那时，街上邻居都相熟识，我总跑到隔壁的奶奶家偷她家铁皮桶里的炒米片，隔壁奶奶非但不斥我，反而多塞我几片。爷爷每天中午，都会在这条街上找个麻将局，然后消磨一下午最美好的时光。这条街上，家家户户大门都敞开着，即使主人不在家。还有，夏夜里，最重要的事是爷爷抱着我在星空下屋檐底数壁虎，一只两只……数得对面邻居阿姨一晚没睡好，她是不是在想，我家墙壁外的壁虎究竟有多少只呢？而今，已是物是人非了。

县城就这样在半封闭的状态里，成为我头顶全部的天。我是很小就被父母带着到处玩的了，但从景德镇——南昌——长沙——上海——青岛……没有一个城市在我尚幼的心灵当中留有比我紫阳镇更大的空间。我还记得十三岁只身到长沙在我小姨家，突然晚上我想回我的紫阳镇想到大声恸哭。十岁，跟着爸爸的车来到大上海，繁华的城市却填不满我空荡的心灵，我在公车上被一个胖阿姨挤到角落差点摔倒时，我发誓，我绝对不会生活在这个坏城市（果真，后来考大学时，家人的指导意见是复旦，硬是被我偷偷在前面一栏加了个北京的学校。）哪里都比不过我的紫阳镇。

其实，我只是说了我很私人的想法，既然私人，难免自私。所以，纵使我在这里说一千遍“谁不说我紫阳好”，也是理所当然有理有力有节的。

可是，当我站在一个全新的仿古大街上，看着两边曾经熟悉的小楼被拆被重盖得面目全非时，我还能这样说一千遍我爱你吗？当然可以！因为在这个商品经济社会，这些为游人而建的光鲜外表下面，我依然能发现你原本一直质朴着的样子，无论是钓桥坑，还是杨泗庙，或者是大庙街，只要我多迈一步不止停在全新的门牌坊下时，我发现那里还有我的回忆与我童年留下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