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泉的遐想

尼古丁

老城区古城墙脚下，有一口泉池，是古人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因年代久远，岩壁上布满了青苔，岩缝中滲出的泉水却仍清冽。当地史书记载，说南宋某年某月，有位20上下岁的书生在此小憩，捧水解渴，曾发感慨在池边题写了“廉泉”二字。这位书生便是后来名扬天下的理学大师朱熹，他是考取进士之后回婺源老家省亲扫墓漫游到这里的。以做圣人为目标的青年朱熹，即将走入仕途了，他在泉池边提笔沉思的时候，也许是想到那“廉泉让水”的典故吧。南朝宋时，梁州范柏年因事谒见明帝，明帝说到广州的贪泉，就问范柏年：“卿州也有此水否？”范柏年回答说：“梁州惟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明帝又问：“卿宅在何处？”范柏年答道：“臣所居廉泉、让水之间。”暗示自己品行清廉。廉洁知耻，为政廉勤，自古就是官员们自诩的箴言，朱熹不日将踏进官场了，大概想题“廉泉”二字来抒发自己的心志吧。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廉泉便成了读书人缅怀朱熹的圣地。廉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冷水窟，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闻名遐迩，是随着朱熹的声名显赫而与日兴盛起来的。朱熹生前不得志，去世后才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推崇，先后被誉为“宋代圣人”、“百世经师”，其著作列入官学并作为法定教科书，婺源也被封为“文公阙里”。于是朱熹家乡众多崇拜者追随者，进京赶考前或新官上任时，都不约而同要到廉泉来喝几口朱熹喝过或许还沾有灵气的泉水。廉泉当时就在东门出城进城的大路边，泉水又旱涝不涸，数百年来究竟有多少读书人喝过这里的水，谁也说不清了。婺源人只记得，历朝历代几乎每年都有几个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从这里经过，婺源也接二连三传出“父子同登科，兄弟三进士”、“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同胞翰林”、“父子尚书”等佳话。“书乡”这个赞誉婺源的称号，大概也是这时叫响的。

　　还有令我惊喜的是，朱熹走后的数百年间，从婺源走出去的文武官员有2660多名，却不曾出过一个不清不廉为世人唾骂的贪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我翻阅这里的地方史籍，常常为婺源人当官清正廉洁的故事扼腕叹绝。谁能想到呢，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叫余启元的进士，他在担任江西粮运监督官和河北易州粮储监督官时，被誉为“清廉第一”，后升南大理寺丞，五品官员，但他吝啬得公务时每天也仅支十数文钱用于喝水解渴，于是当地民谣流传说：“谁言南储如山积，余公十文买水吃。”还有那担任过户部主事的汪文辉，以廉能著称，告老还乡时行李简单得叫人可怜，他却自书门对说：“但得做官消息好，何惭归老事般无。”做官时清清白白，告老时两袖清风，何惭之有？元末礼部尚书汪泽民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担任路府推官时，一次办案人员在查抄某案犯的账目上发现，从县到郡到省的官员都收了该案犯的贿赂，数额多少账上都有记录，只有汪泽民和路府总管的名字下面注明：“不受”。汪泽民办了无数棘手的案子，他之所以能坚持公正，就在于心地清白，无私才无畏。真正能在官场漩涡浊流中保持清廉正气，对许多为官者来说却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

　　记得《宋史》、《元史》、《明史》之中都有诸如此类有关婺源官员的记载，他们在史官笔下出现的形象一个个都是正面的。野史中也能寻找到婺源为官者清廉正直的轶事。明学者张翰写了一本《松窗夜语》，在“忠廉纪”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曾任福建巡抚的游震得，“以清介特闻”，“刚毅峭直，不谐俗侣”。他说：“当官为朝廷奔走效力，就应该事事当成家事；如果以当官来荣身肥家，是可耻的，我不会干！”

　　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婺源县志》评论说：婺源“贤才间出，士大夫多尚高行奇节，在朝在外，多所建树，其潜心性命之学，代不泛人。厥土坚刚，故用之善，则为正直、为高明、为风节。”也许这就是后人寻思许久的答案了。婺源历代那些出外做官的，之所以能正直、高明、风节，就在于他们都潜心性命之学也就是朱熹理学，格守朱文公之训并身体力行。他们说：“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份之事”，于是“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朱熹为仿效的楷模，以追求圣贤人格为己任，仕途沉浮都始终不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格精神。

　　去冬的一个上午，我陪几位寻访朱熹遗迹的长者来到廉泉。初冬没下雨，河水浅了许多，而岩壁上仍不断渗出水来。池边“廉泉”二字，高古峻洁。廉泉池水仍是那样清澈，如同集道学之大成匡世济时并能和合而转生为每个时代所需要的朱子文化，历经数百年苍海桑田仍生生不息而成为活学。恍惚间，我似乎听到元代那位同乡的诗人在吟诵：“一泓香泉流不涸，一洞幽花自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