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三绝

百年之梦天美

如果说祠堂、牌坊、民宅是徽州引以为傲的“古建三绝”的话，那么石雕、砖雕、木雕便可称为徽派“雕刻三绝”，也称“三雕”艺术。当你悠然漫步于乡间，静静地穿过几户民居，不一会儿，便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其处处彰显的本土文化所包围。信步进入一个大户人家，遍布眼帘的是从柱础、华板、莲花门、天井四周到上方檐条、檐口、窗扇乃至下方栏板、梁、枋、栋、雀替等构件上，施满雕刻。主人们讲究门鞍、门罩的建筑装饰，而门鞍以石鞍、石柱、石墩等五件组成。门罩以枋、柱、檐作主体结构。室内柱梁框架均为木质，并以桐油漆之，保留了木纹自然色泽。屋内设厅堂，正壁上常高悬匾额，下挂中堂字画，上置云板花瓶，摆八仙桌、太师椅，设茶几、座椅。即便是一般人家，因徽州“儒风独茂”，摆设格调也与大户人家大同小异，只是质地差异而已。

前不久从昌溪乘兴而归的路上，途经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只见路边草丛中，一大堆随意丢弃的木雕格外刺目。主人正在大兴土木，堆砌着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楼房，这些老朽破旧的东西自然没用了。见到我们这一行人经过，他忙上来搭讪，想把这一堆“没用的朽木”卖掉，开价4000元。那些隔扇、门楣、窗棂上的雕刻手法精致，细腻入微，巨大的雀替有半人多高。其实，单论那对雀替的价值，就不止4000元，殊不知在他们看来稀松平常的民间雕饰，是能与汉画像砖比肩的伟大艺术品。雀替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枋与柱相交处的托座，有加固构架和装饰作用，而徽州老屋的雀替，更是精美得无法言喻。但这层层叠叠的山重水复，怎么运得出去呢？犹豫良久，大伙还是放弃了。后来，在屯溪老街上，我们又无数次地看见过各式各样雕刻生动的木雕，它们来自那些民间的老房子，而今那些老房子，都已日渐破败，不复存在了。

所以屯溪老市上才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木雕。

在徽州，不仅带有木雕的门楼、门罩、柱础、梁架、窗棂、栏杆等物件随处可见，工艺精湛的砖雕和石雕也比比皆是。徽州特有的八字门楼，多以雄浑厚重的青石为门坊，门坊两侧的墙壁砌以水磨青砖。门楼上层是砖砌瓦覆的雨檐，层层挑出，两角翘起，顶端则为特制的雕花瓦当和滴水，形成一排整齐的雁齿。门楼是砖雕一统天下的地盘，雕刻有各式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戏文传说等图案，总体上以民俗和戏文为主。门楼分“罩”和“楼”两部分，三层五层不等。曾在徽州很多人家的门楼砖雕上，看到过渔樵耕读图、游春行乐图、三国故事图等，一般都有七八个层次，最多达九层，非常的繁复华美。

徽州民居的大门是漆黑的颜色，饰有兽头或铁制门环。

一般而言，砖雕大多用来装饰门罩、门楼、照壁、门额和八字门墙，石雕则多是用于装饰望柱、栏板、华板或柱础，而木雕呢？则主要是在梁架、窗户、楼梯等处大显身手。三雕艺术有别于绘画艺术，重在以“刀”代笔，立足于一个“雕”字。因此工匠在立意构思时，要求对造型构图、方法技巧以及视觉效果等，作全盘考虑。徽雕艺人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技艺功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模式化”造型能力，对呼应、对称、疏密、虚实、明暗、刚柔以及立体感、空间感、节奏感、韵律感等技巧和形式美的规律，都要有所权衡，然后方能分层次奏刀。所以从雕刻手法上看，三雕都有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以及镂空雕等等类型。由于徽商的财力越来越雄厚，他们在本土的生活也不免日趋浮靡，加上新安画派和徽派版画艺术旨趣的侵染，徽州民居的建造遂成为徽商资本消耗的一个重要途径。越到后来，徽州民居的雕刻艺术越注重情节和构图，追求细腻繁复，透雕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比如汪定贵承志堂的四根立柱上，就雕有渔、樵、耕、读四幅画面，而在四块斗拱上，雕的是三国演义戏文，都富有情节性。更让人吃惊的，是中门上方的“百子闹元宵”图，极为繁复精致，雕的是100个天真活泼的孩童，各自在硬花灯、玩狮子、踩旱船、放鞭炮。经过岁月的淘洗，这幅大型木雕连同下面的板壁，都变成沉重的古铜色，看上去十分恢丽。承志堂的木雕，手法无不洗练、成熟，比如邪幅“唐肃宗宴官图”，高一尺，宽六尺，在五六十公分的厚度上，却雕出七八个层次。其间的人物，各依琴、棋、书、画而构成画面，人物神情清雅萧闲，历历在目，是木雕中的精品。堪与承志堂木雕相媲美的，是歙县北岸吴氏宗祠内天井壁上那幅大理石长卷浮雕“百鹿图”，整幅面卷雕刻在七块并连的大理石上，奇松苍翠，怪石峥嵘，芳草萋萋，更兼烟云浮动，山泉淙淙。一百只大小不一的野鹿，奔跑跳跃其间，形态各异，妙趣横生。以密集型劳动为代价的三雕艺术，不仅展现了新安画派和徽州版画深厚的艺术根基，也展示了徽商在当时的中国无与伦比的财力和物力。据说，当年一些富商巨贾在建造住宅时，常常把一些远近闻名的工匠长期雇佣在家中，让他们终年为自己工作。一些房屋从开工到落成，往往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仅那些石雕、木雕和砖雕，就需要工匠们经年的心血和劳动。

三雕工艺是一种集体性的劳作，徽商营建住宅时，为了获得最好的雕刻装饰，往往举行声势浩大的打擂比赛，前来参加的工匠很多，有时甚至“百工竞技”。据歙县《虬川黄氏宗谱》记载，歙县虬村黄氏、张氏，皆以雕刻著名，自明至清，代守其业，在家族内部，将三雕技艺发展到很高水平，也形成了世代传承的家族风格。

站在汪定贵于1855年前后建造的私家住宅“承志堂”前，面对期待已久终能得以一睹真颜的鸿篇巨制，心情是五味杂陈而又感慨良多。黟县境内现存明清两代古民居近4000余幢，从规模宏大、布局合理、结构完美、设施齐全、制作精良等等方面综台评价，其巅峰之作首推承志堂。这座私宅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内有7处层楼，9间天井，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它拥有大量保存完好、堪称经典的木雕佳作。跨进承志堂大院，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构思巧妙、木雕镂空的门窗。步入厅堂，举目环顾，前后左右，四维上下，木雕更是处处留痕。承志堂的木雕虽已历经百年，却依旧金光璀璨。据村民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盒，就达黄金百余两。

真是豪奢至极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到了汪定贵时期，早已礼崩乐坏，“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是徽州商人的基本写照，其生活奢靡得一塌糊涂。汪定贵在经商发财后，曾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这虽然不是一个实缺，但他自觉已跳出了自身所处的那个阶层，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人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与界定，于是就在前厅正门的后面，增设了一道颇具官家威仪的中门。中门又称仪门，原为官府所设，演变到后来，一些官家将这种设置移于自家私邸，在重大节庆之日，或是贵客光临时，开启中门，显示一种气派或规格。汪定贵特意在正对中门的前厅横梁上，雕了一幅“宴官图”，展示的是一群京城的高官显贵，在花园里诗酒燕乐的情景。画面上的人物，无不趾高气扬。从中门步入大厅，抬头即见这幅“宴官图”，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满足了汪定贵的虚容心。尽管发了财，也捐了官，注定贵仍然感到愤愤不平，毕竟经商在封建社会被视为低人一等的行业，是被划归于九流之外的。为此，他别出心裁，在中门两边的边门上方，雕刻了两个极大的“商”字图案，这使得任何从边门出入的人，都必须从“商”字下面通过，都低商人一等。此举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也透露出纠结在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

徽州的木雕，集中地体现了徽州人的生活理念。除了承志堂这样大型豪华的雕刻外，从很多木雕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浓重的商人观念已经渗透到了徽州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最常见的“和合二仙”。“和合二仙”展示的是两个的小男孩，嬉戏玩耍，一团和气，一般是刻在平常人家的门扇上。最早的时候，“和合”只是一个人，左手执鼓，右手执棒，意喻祷祝后能使万里之遥的亲人平安到家。这大约也和徽商四处游走、经商在外相关的愿望，因为若是农民，安土重迁，如何能到万里之外？以后，“和合”在民间逐渐演化为两人，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盒，取和（荷）谐和（盒）好之意，为张贴在新人洞房门楣上的剪纸。直到后来，才发展成人们今天理解的含义并普遍用于商人之家。商人重“和”，和气才能生财。苏州寒山寺的“和合二仙”木雕，推其渊源，也在徽州，为蛰居准扬一带的盐商在经商活动中，将自己的理念渗入佛门的体现。

在徽州，道教人物八仙，也是民间木雕最常见的主题，而对这一主题，我们也得从商人的眼光去看。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的其实是一种生意经，一种商业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徽州木雕，八仙最多，而且除“明八仙”外，还有所谓“暗八仙”的原因。

“暗八仙”是指八仙所用的物事，比如铁拐李的葫芦，张果老的鱼鼓，汉钟离的阴阳宝扇，吕洞宾的剑，曹国舅的檀板，韩湘子的竹箫，蓝采和的花篮，何仙姑的荷花等等，多是刻在平常人家的门扇和桌围上。商人求利，足迹遍天下，这和八仙的情况，有颇为相似的地方，八仙在徽州民间，备受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是民间采用的图案，表现了流行的、大众的趣味，多为小民百姓所热衷，仕宦之家或富商之家的雕刻，则要个性化得多，不仅要显示主人的身份，也要体现主人的观念和趣味。比如书香门第，多刻“岁寒三友”，也就是松、梅、竹，取它的幽雅高洁；或是颜于侍读、孟母择邻等等和读书相关的内容。

曾在胡适和江冬秀的婚房里，看到12扇落地隔扇门，上面雕满了阴刻的兰草，气韵生动，格调清雅，据说是徽州墨模高手胡国宾的作品。后来，胡适对这些兰草的歌唱，曾风靡台湾的校园。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院落，二进三间隔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0多平方米，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是在胡适母亲手里起的屋。胡母23岁守寡，是一个刚烈的女人，胡适却性格温和，雍容，有君子之风。兰为花中君子，不知胡适性格的形成，是不是与这满室的兰草有关？

除强烈地彰显主人的个性和意趣外，这些人家的雕刻，一般还追求情节性；若是“百鹿图”、“百马图”等与情节无关的图案，则追求异常的繁复和奢华，象我们开头在“承志堂”所看见的那样。“承志常”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中的精华与瑰宝，尤其是它的木雎，集中体现了当时徽州木雕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然而，透过它的恢宏与华美，我们也看到一个令人不愿提及的历史现象，就是曾经为中国近代经济繁荣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徽商，因为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极少把辛苦积累的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经营之中，而只是消耗在这种追求自身享乐、放任物欲泛滥的私宅建造上。

曾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让无数中外游客和业内专家叹为观止的曲阜孔庙大成殿28根雕龙石柱，就是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赦调徽州石雕工匠刻制的。多年以后，郭沫若为之感叹曰：

石柱盘龙二十株

大成一殿此尤殊

可见当时的徽州石雕艺术，已经闻名全国。我们今天看到的扬州瘦西湖的诸多“三雕”作品，不仅为当时淮扬的徽商所出资创制，而且据说连雕刻艺人，也是从徽州本土带过去的。

同样的，因为徽州“三雕”艺人足迹遍布天下，将全国各地独有的优秀工艺，也带回了徽州。明代的文化成就，在工艺和文学两个方面最为灿烂，而工艺中的相当一部分，体现在徽州的建筑工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