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的医德医风

老街旧友

　　“新安”是“徽州府”(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的古称,位于黄山南麓。她以古越文化为先肇,经中原文化的渗透,吸取吴、楚文化的营养,自宋代以降,千有余年,学术昌盛,人文蔚萃,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在此环境中,医学界也是医家汇萃、著作宏富。据史料统计,新安地区自宋至建国前,卓然成家者901人,其中375人撰写汇集医籍约756种。他们受儒学、新安理学、新安朴学的影响,或深研医理,校注医经,师承授受,家传专科；或创新学说，自成流派，交友讨论，结社讲学，编写入门读本；或供职御医,随入仕、经商之机游医海内等，均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安医家不仅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且又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其诸多言行，均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亦可被后人借鉴效法。

　　儒而兼医博学济世

　　新安人受长期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有着爱读书的习惯。读书以求仕,不能入仕,或被免官、告老退官者,则“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功同良相”，而以医为业。已入仕途者,亦受“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仕而兼医,乃至执医为业。据对文献记载统计,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70%。另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

　　南宋歙县人张杲,幼承家学,以儒业医,奋读医书50余年,举凡南宋以前多种文史著作中有关医学典故、传说以及临床所见所闻,均加收录辑拾成书。于1189年写成《医说》10卷,49门,为我国最早的医史传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这本书曰:“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而古之专门禁方,亦往往在焉。”《医说》在1488年和1610年就曾被朝鲜、日本等国刊行或引用过,可见其影响之大。又如,明代歙县人余午亭,攻读儒学30年,后在其堂兄余傅山的影响下,潜心研究医学。“在诸生三十年,未尝一日废学,尤好养生家言,而《灵》、《素》诸书,故所沉绎者”,“然未肯自信,轻以人试,既涵泳岁月,参同考异,万派汇宗,一旦心目豁然,如重门洞辟，”临症治疗,无不桴鼓相应。余氏认为:“医之为道,非慈惠之资、渊通之学,不可为也。”余氏行医数十载,活人万计,被后人尊为“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名师,著有《诸证析疑》、《余午亭医案》、《医宗脉要》等著作10余种。又如,明代歙县人方有执,初非学医,因前后二妻五子女皆殇于惊风伤寒,故发奋攻读古典医籍,尤重对伤寒的研究。乃竭20余年之精力,深研张仲景《伤寒论》,推敲仲景原意,寻求端绪,排比成编,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创立了《伤寒论》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错简重订派”。

　　在新安医家中也有家境相当清贫,但他们贫寒不忘求学,艺业唯求精深。如,清代婺源人汪绂，世家子弟,后因家境落魄,“未尝十日一饱”。其自16岁开始博览百家之书,精通六经、星历、地志、律吕、阵法、阴阳、壬遁、医卜、术数等，著书凡30余部,其中医著有《医林纂要探源》10卷,《药性》1卷，流芳与世。

　　据文献记载，新安临床大家大都曾游历各地,遍访名师,求艺不止,并收之秘笈,终汇成编。如郑枢扶在《重楼玉钥续编序》中载：康熙五十年(1771年),郑于丰、郑于蕃兄弟随父客商江西南丰时拜师黄明生,得其秘传。三载告归,命子侄辈悉心研究,凡患喉症,依法治之,无不应验,由此创立了郑氏喉科世家。又如,明代歙县人吴昆,15岁从师儒医余午亭，后尊师命，乃由三吴,赴浙江,历荆襄,抵燕赵,访有道之明师,于是医技大进。著有《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医方考》、《脉语》、《针方六集》等。

　　由于新安医家是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功同良相”为思想基础,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勤奋刻苦,博览群言,精审精思,著述立说,所以“新安医家不带有鲜明的单一学派特征,而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外观”,从而造就了新安医学的辉煌,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造福了一方百姓。

　　诚信明理居仁取义

　　新安医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都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对医疗质量和医疗作风，对医家的“医德”和“仁心”亦有很高的要求。明代祁门人徐春甫,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首创我国第一个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亦称“仁医会”)，会友包括有苏、浙、皖、闽、湖、广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46人，医会的命名,首先体现了医者须“宅心仁慈”的宗旨。并要求入会医生须有良好的医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要求会友“深戒徇私谋利”,做到“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学会还约定: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等22项条款。“仁”与“德”精神始终贯穿于全部宗旨中。又如,清·歙县人郑梅涧,精喉科,著有《重楼玉钥》、《痘疹正传》、《箑余医语》等书,其处方起首章刻有“一腔浑是活人心”七字,每每用以自勉。

　　实事求是，是新安医家的又一传统美德。清代歙县人程国彭,在雍正十年(1732年)所撰《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中,详细指出医家在证治用药时,容易发生的失误。告诫医者对病家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谦恭谨慎的医疗作风,“病不识时莫强认,谦恭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清·歙县人程文囿所撰《杏轩医案》中,载有其10余年中所见“暑入心包”之证5例,皆不治,并载有与门人切磋此证之问答,供后学探讨。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世楷模。

　　医风纯朴乐善好施

　　高尚的医德与纯朴的医风是新安医家的主要特色，济世仁人、乐善好施是新安医家群体性的美德。如,清代婺源籍太医张明征,回乡开设医馆,某日出诊,路遇久痢衰弱病人,令仆童背回调治月余而愈,又赠资以助病人返家,且不问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詹轸光叙其行曰“视天下如一家,救路人如骨肉”。又如,清代绩溪人程问山,因父疾而研医术,为人治病,不取一钱,活人甚众。在民国以前刊行的《婺源县志》所载60余名医家中,尽管学医的原因、家庭的贫富、年龄等都不尽相同,但他们深研医理，有求必应,慷慨好义,乐善好施,不辞劳苦,人咸敬之却是相同的。

　　新安医家在行医的同时,对家乡的修路、建桥、办书院等公共事业多有义举。如《婺源县志》载,清·婺源庆源人詹钟珣,素精岐黄,以济人为念,诊不受谢，并不惜捐资修路桥,济贫困,置祠田,修庙宇,人称“有脚阳春”。又载,婺源泗水人施德乾,著有《麻痘科要略》。咸丰年间，岁乱饥荒，施氏为灾民赈米、修桥、修路、施药、助棺等,不胜屈指。

　　新安医家开设的药铺也能诚信为上,重义轻利。如始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屯溪“同德仁”药号,以“诚信轻利”为店规店约,其座右铭为“同德同心利人利己,福国福民仁慈仁福”。

　　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历代新安医家崇尚的是精技艺,广搏学,始终将仁风济世、谦恭仁厚、诚实明理、恒德忘利作为医家所必须遵循的美德，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其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极具特色的新安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