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山小河口与新四军军部《抗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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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河口下花园新四军军部印刷厂

1938年春，新四军第一支队老一团在经泾县云岭开赴前线时，把随军的一个石印所留在了泾县小河口下花园（隶属于樵山村，因太平湖水库建设淹没），当时石印所仅有一块石板和三四个工人，所主任朱云峰（湖南平江人，年青时代是平江石印工人，后参加江西红军，在苏维埃政府的石印所工作。1938年时五十多岁了）、另外有手摇石印机手李重庆（江西横峰人，1938年时四十多岁）。为加强力量，当年秋季从军教导队七队中调来任芸生，从屯溪地下党调来毕云章和另外二个石印工人（一个手有毛病的，另一个原是上海装订工人），并且又支援了一部手摇石印机、二块石板。共五六个人开始印刷六十四开战士文化课本、军事地图、密电码字本等。

                     手摇石印机                    电动石印机

【手摇石印机】版面印墨直接与被印刷物质接触，而移转印墨于其上的直接印刷。【石版印刷】是以石板为版材，将图文直接用脂肪性物质书写、描绘在石板之上，或通过照相、转写纸、转写墨等方法，将图文间接转印于石版之上，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其中，前者称作“绘石”，后者称作“落石”。绘石和落石是石版印刷术的两种制版方法。绘石制版工艺简单，只能用来印刷简单、线条图文印件，是石版印刷发明初期应用的工艺技术。落石制版工艺复杂，是在绘石制版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工艺技术，分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两种，是进一步发展了的石版印刷术。

1938年11月，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煤业工会，由青年叶进明（1937年8月，任上海红十字会煤炭业救护队支部书记，曾任中共上海沪中区煤炭业工会书记）、忻元锡、丁公量等组织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来皖南前线参加救护伤兵工作。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派煤业救护队到上海和地下党联系，上海地下党煤业支部的毛纪法在上海具体负责筹集机器设备，筹集到的主要设备有两部四开机、三部圆盘机、一部铸字机和大批印刷物资。毛纪法还动员了印刷工人王民一等来到了新四军印刷所。于是在小河口徐家村祠堂内办起了印刷厂。

为了解决工人配备，军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各处调集熟练印刷工人。如通过浙江省委找来一个刻字师傅黄立中，报头、标题、不同字体的各号铅字，缺少的都由他用木刻字代替，此外还有从浙江来的铸字师傅倪振业、朱泉生。1938年12月，汉口地下党又动员刘之哉、朱肖尘、柯俞薇、倪德甫等一批排字工人到皖南军部。成立了第一个铅印印刷厂。

当时印刷厂规模是很大的，全厂干部、工人，警卫排以及运输员、通讯员一共有一百余人。厂长叶进明，副厂长忻元锡，指导员毛齐发，排字股长刘之哉，印刷股长殷福昌，装订股长任平，校对倪丘（现名倪立平）、张明、候若英、钟时、陆加良等，总务科长朱云峰。

为了解决纸张油墨，从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遣散费中，除去每人约十余元，其余的钱全部用来买油墨、纸张等原料。所有的机器、设备、原料和遣散的工人通过地下党掌握的红十字会内的关系，陆续从上海海运到温州、宁波两地，再经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汽车队用伪装的办法，运到皖南岩寺新四军兵站，从岩寺兵站再运到太平兵站，然后改用竹筏运到泾县小河口下花园石印所。

当时印的主要是四开新四军军报——《抗敌报》和十六开《抗敌》杂志以及军政书籍、还印党中央各种文件。自1938年11月起，新四军军部《抗敌报》和其它革命报刊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小河口印刷所运往抗日前线和东南诸省及全国其他各地区。

新四军的《抗敌报》不论在东南前线或后方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的喜爱，发行数量日渐增加，印刷任务也随之加重。在没有电源和传动装置的困难条件下，从排字、校对到印刷发行，道道工序，轮班奋战，每到《抗敌报》拼版印刷的那天晚上，机器间既热闹又紧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不分部门自觉参加突击劳动。在“一切为了抗日前线”的号召下，个个热血沸腾，轮流登踏四开机。大家同心协力紧张劳动，保证了《抗敌报》和其他革命刊物及时印好，准时发行。

《抗敌报》从1938年创刊起，至1941年1月告别号止，共出版发行221期。每期的主要内容有：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主要战斗详情；延安党中央有关全面抗战路线的方针政策；新四军军首长的重要报告和文章；新四军指战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动态；有关对敌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的经验介绍以及木刻画、插图、诗歌等等。由于《抗敌报》宣传宗旨明确，内容丰富，编排新颖，铅字印刷清晰，因此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发行数量每期达到几百份，是抗战时期华中敌后颇有影响的一份报纸。

小河口创建时期，新四军军部印刷所第一任所长是叶进明，以后历任为忻元锡、陈昌吉。从创办开始，军部印刷所就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军政治部的杨绍明任政治协理员，杨绍明毕业于苏联中山大学，在排字股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

    印刷所的全体同志，除担负印刷任务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如参加跑步、爬山、夜行军以及军事常识的学习。当时的教练是军部二期教导队军事队毕业学员王文奎。印刷所工人的生活，由军政治部委派郑子贞担任管理排长，负责大家的伙食和生活供给。

1939年2月，那天是星期天，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路过小河口时，先到小河口后方医院看望伤病员，后又特地看望军部印刷所。并应邀为《抗敌报》头题字。厂里毛齐发、叶进明、忻元锡接待了周恩来。

那时《抗敌报》、《抗敌》杂志在东南前线和后方广大战士和人民中广受欢迎，特别是在广大男女青年中。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派特务侦查，污蔑爱国青年看《抗敌报》、《抗敌》杂志是通新四军，是“有罪”的。后来又派特务在印刷厂附近搞破坏活动，晚上打冷枪，扬言要火烧印刷厂。

二、李家村军部印刷厂

1939年下半年，军政治部为了安全和便于领导，使印刷厂不遭到破坏，将印刷所从小河口搬到离军部和政治部三里多路的驻地附近的李家村，规模也比以前大了。这时，上海地下党又动员来赵家仁、蒋惠林等一批排字、印刷工人，厂领导也有些变动：叶进明被调到小河口任兵站站长，忻元锡调到教导队工作。继任所长是陈昌吉、副所长黄源（兼管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指导员吴越。还成立了印务科，科长毕云章，副科长周玉寒，总务科长朱云峰，排字股长刘之哉，印刷股长殷福昌，铸字股长倪振亚、朱全生，校对股长倪立平、张明，装订股长任平。

印刷所搬迁不久，日军发动二次扫荡，印刷所的全体同志日夜苦干，抢先完成印刷任务，又立即转入保护设备的紧张活动中。在隆隆的炮声中，挖山洞、装字盘、拆机器，妥善处理好设备。在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后，印刷所同志奉令返回原地，迅速安装机器，排列字架，及时印出前线捷报。

《抗敌报》、《抗敌》杂志的印数增加了，印的东西也多了。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经常来印刷厂看望大家，有时他们自己还参加排字劳动，和工人同志亲如兄弟一样。全所百余人象一个连队，每天早上作军事操练、跑步，青年工人每人有一支步枪。白天工作，晚上学政治理论。生活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当时印刷所印刷出版的主要刊物有《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战士报》、《共产党人》、《战斗详报》。同时还有各种单行本，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如《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还有战士文化课本等。此外还有日文传单，由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编。毛泽东和朱德画像由美术家在石板上精心绘成石印后发至军部各机关、连队俱乐部张贴。

1940年春节，印刷厂庆祝成立二周年，请来了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政治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参加，还有宣传部、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等部长们。此外，还有美术家赖少其、作曲家何士德。他们与印刷厂人员一起联欢，亲如一家人。

新四军政治部在办报过程中，最主要的困难是买纸难，一度只能用黄土纸印刷，又厚又粗，很不美观。后来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管辖区的层层封锁，连黄土纸也难以买到，因此开始在泾县地区寻找造纸资源。政治部民运工作队了解到小岭坑是盛产宣纸之乡，小岭与云岭相隔只有三十华里。于是军部决定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宣纸主要原料青檀树的种植，为保证宣纸生产中另一种原料烧碱的来源，也在茂林镇上办起一个制碱合作社。

由中共泾县县委负责的泾太事务所于1940年首先在泾县小岭办起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当时新四军军部赞助了4700块大洋，由蒋传源、丁秀生、曹千斤、丁梦晖等新四军干部和地方农抗会干部进行筹办。在小岭坑曹家师傅的帮助下，兴办起两个宣纸合作社，并开始召集流散造纸工人回乡生产，对主要技术工人给予优厚待遇。很多在外地的造纸工人得到消息后，十分欣喜，纷纷返回故里，重操旧业。

也有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宣纸业一落千丈，但小岭许湾村在新四军民运干部侯蔚文等帮助下，成立了“工抗会”，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集资，于1939年4月成立“皖南双岭坑宣纸生产合作社”和“皖南梅村宣纸原料生产合作社”。“两社”得到当时“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泾太事务所”的支持，贷给资金4800余元（法币），开两帘槽生产新四军文化所需用纸。新四军不但用此宣纸办报和解决日常文化事务，而且把剩余的宣纸用来交换武器、药品，直接发挥抗日作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了“两社”，并且搜走所有财产、逮捕“两社”宣纸生产负责人。新中国诞生后，小岭一带棚户迅速得到政府扶持，枯木逢春，欣欣向荣。

【泾（县）太（平）事务所】1939年11月至40年底，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茂林上街头绿字门内，一座清代建筑的吴姓支族桂花敞厅（今已不存）内设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泾太事务所。在其中设工合泾太事务所，主要负责组建基层工业生产合作社，筹集资金，原材料和工具设备，发放贷款及技术指导等工作。事务所还在茂林办了烧碱生产合作社，支持小岭生产宣纸，解决新四军文化用纸困难。中国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他同美国朋友伊文思·卡尔逊曾到茂林“工合”检查工作。“工合”组织属“行政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垂直领导，但实际管理活动是中共领导的。中共皖南特委在泾太工合事务所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各项具体活动。事务所在茂林、丁桥、小岭等地，办了十多个生产合作社，生产被服、毛巾、雨具、蜡烛、烧碱、宣纸等产品，供应新四军和地方群众的需要，克服被敌人封锁造成的物资匮乏的困难。

接着新四军又在泾县双坑、皮坦、汪义坑、方家山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后来，在小岭以外的宣纸产地也成立了类似的合作社。1940年上半年，又在梅村设立了原料加工生产合作社，把加工的原料供给生产合作社生产。这时每年宣纸生产可达十多吨。1940年底泾县、太平一带共有新四军组织的宣纸生产合作社40多个。宣纸生产合作社制出的纸有大部分供给新四军用纸，新四军主要是用来印刷《抗敌报》。当时有专门运输工人，每隔一天就固定几匹驴马，运十多刀纸（1刀纸500张）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去，以保证印刷纸张的供应。

由于是针对《抗敌报》的用纸，这时生产的宣纸，在纸幅宽窄、纸张厚薄等方面，主要是适合印书印报需要，同时在尽可能情况下，做到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不久，泾县小岭宣纸生产出现了由衰转兴的景象，从此，《抗敌报》印刷用纸的困难彻底得到了解决。如今用宣纸印刷的《抗敌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等处都能随处可见。

1940年夏天起，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掀起，为了保卫军部，印刷所的同志除完成印刷任务外，还利用工余时间配合部队积极修筑自卫防御一事，削竹签、扛树木，构筑山头阵地。

1941年1月，国共合作破裂，印刷所除一部分同志先前奉命随先遣队东进北上外，其余留下的人员都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有的被俘，有的在突围中遇难牺牲，有的突出重围后转战大江南北，继续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贡献。

附注——

【《抗敌报》】

该报既是分局的党报也是军报。创刊于1938年5 月，铅印季刊，初为八开两版，后为四开四版，发行数量为几百份，后来很快增加到几千份，并发行到全国各地，内容除转载中共中央文化和领导人的文章外，还发表了分局文件和军首长文章；军事报导除本军外，也曾用过中央社的电稿。发行工作负责人为林岩。1940年1 月4 日发表《告别号》即停刊。
                                   【《抗敌》杂志】

新四军综合性刊物。1939年2 月，新四军政治部在泾县云岭创办，属指导性刊物。次年12 月被迫停刊。开始，编辑委员会由冯达飞、薛暮桥、聂绀弩、夏征农、李一氓、林植夫、朱镜我等组成。1939年11 月，编委的次序调整为：朱镜我、李一氓、林植夫、夏征农、黄源、冯达飞、薛暮桥。《抗敌》系综合性的大型刊物。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有军政主要领导人的报告、讲话和评论、时论，也有通讯、小说、诗歌剧本，还有政论文章、经济调查、翻译文章以及国际友人的作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罗迈（李维汉）、任弼时、洛甫（张闻天）、项英、叶挺、袁国平、陈毅、邓子恢、周子昆等都曾为此刊撰文，或转载过其文章、讲话。新四军军歌也首次发表在第一卷第三期上。实际出刊2 卷19 期（其中第二卷的一、二期和六、七期为合刊）。第一、二期为25 开本，以后为16 开本。每期页数不等，少则40 多页，多则100 页。用的是薄毛边纸，大部分文章用老五号排印。发行对象是全军干部，营以上干部人手一册。这一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方针，揭露汉奸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团结、教育广大指战员和各阶层人士。它成新四军初创时期在东南地区的有力宣传工具。1940 年2 月以前，由新知书店（总店在桂林市桂西路35 号）总经售，分店有重庆、昆明、贵阳、衡阳、长沙、宜山，东南区分支店有上海、金华、丽水、龙泉、碧湖、泾县，代售处有重庆新华日报馆、延安解放社。通讯处为泾县章家渡转抗敌社。同年2 月，改由战地文化服务社总经售。12 月，新四军的后方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分批开赴苏北。
    此外，1939年、1940年，皖南地区还办了一些杂志：《抗敌画报》、《战地青年》、《抗敌五日刊》、《救亡报》，为新四军政治部主办，《老百姓画报》，为战地服务团主办；《文艺》，民国28 年创刊，16 开，共出3 期，由彭柏山主编。民国29 年军司令部创办有《建军》季刊，还有《抗战艺术》、《理论与实践》（五月刊）、《学习》半月刊等。
                                     【抗敌社】
    抗敌社又称抗敌出版社，该社在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朱镜我领导下，负责组织编辑出版期刊和书籍。出版的图书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政治、文艺等，以供应军用为主，如《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左派幼稚病》、《战略和策略》、《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论共产党》以及《向敌人腹部进军》、《新四军一日》、《战斗的新四军》等文艺图书。还有印量较大的《战士识字课本》等。
                                【皖南军部印刷所】
    皖南军部印刷所为新四军第一家大印刷厂。1938 年春，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指示：为了加强军内外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由新四军原在“上海煤业救护队”的领导人忻元锡、叶进明、陈昌吉负责筹建铅印厂，厂名对外称“战地文化服务社”，对内称“皖南军部印刷所”。铅印厂人员最初有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公开机关）代为请来5 位排字工人，从金华地区请来铸字、刻字工人，还从军部教导队等单位调来校对和机器操作工人，后又从上海通过党的关系动员来一批技术骨干，计有80 余人。设备从武汉、上海、浙江等城市买来的有：四开机、圆盘机、铸字机、切纸机、打眼机、打纸版浇版全套设备，全套铜模及各种印刷器材、油墨、纸张等。基本建成即与石印所合在一起。印刷所厂址先在泾县的小河口华家园，冬初搬到河坎上的祠堂里，次年春搬到云岭李家祠堂。在李家祠时，由于印件增多，又添置2 台对开机，调进一批训练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印刷所所长先后为忻元锡、陈昌吉、黄源。印刷品除《抗敌报》和《抗敌》等各种杂志及抗敌社编辑出版各种书籍外，还有政治部编印的大量书籍，军部交印的《步兵操典》，以及大批抗日宣传品，其中赖少其创作的木刻画，用三色木刻版印刷。还用石印印过新四军臂章（布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幅地图。印刷所主要设备的购置费用，主要是用煤业救护队的名义募捐得来的。从上海运出的设备是通过地下工作关系转经宁波，用红十字会名义运到皖南。为了适应军事行动需要，杨秉超还设计了折叠式、组装式的排字字架、办公桌和公文箱柜，使用和搬动都十分灵便。皖南事变中，除1940年10 月移去苏北的人员外，在突围时有的牺牲，有的被俘，突围出来的有的又经在上海工作的陈昌吉收容并介绍至盐城新四军新军部印刷厂。
                                 【皖南军部石印所】
    该所是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皖南时带来的石印设备和器材，技术工人中有的来自南方原苏维埃区，有的是皖南刚参军的青年。它在并入皖南军部印刷所前，叫石印所。1938 年冬并入后为印刷所的石印部，有十几块印石板和几部石印机，印成品有军参谋处的军事教材、地图战士课本等印件。石印部由毕云章负责。
                                 【战地文化服务社】
    这个服务社原与在武汉的郭沫若领导的三厅有联系，由钱俊瑞担任社长，其任务是开展战地各种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包括对外地如大后方武汉和敌占的上海开展书刊发行业务。社内设有编辑组、艺术组、通讯组、调查组。共出版物注有简称“战文社”字样。1940年季秋曾出版专为连排干部阅读的通俗小册子，又名抗敌丛书：如《团结到底》、《肃清投降派》、《世界大事》、《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服务社曾接待过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卡尔逊和史沫特莱等的来访。1938年秋，陈昌吉去上海时，还以战地文化服务社特派联络员的身份，动员一些人来皖南办了一些小工厂。皖南事变中，战地文化服务社的同志遭受严重损失，突围的干部经上海转到江北苏皖各根据地工作。
                          【新四军教导总队教材用书】

自编较少，翻印较多，翻印主要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据安徽省博物馆藏用“新四军教导总队印”的军事教材有：《游击战争提纲》、《战略学大纲各论（第一部）》、《内务条例草案》、《射击与兵器》、《军事参考材料》等，另有“新四军翻印”字样的《苏联军队用的步兵战斗条例》、《战术问答》、《特种战斗》等。属于政治教材有新四军政治部编的《游击队政治工作提纲》、《民运工作讲授提纲》等。
                    【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在皖南的贡献】

上海地下党即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泾县小河口建立印刷厂；江苏省委就调遣了毛纪法、杨秉超、周玉寒、罗春仙、罗志成等到新四军印刷所为业务管理员和技术管理骨干，还动员了王民一等10多位印刷人才去参加创办印刷所的工作。初创时期，印刷所的三位所长叶进明、忻元锡、陈昌吉都是从上海去的干部。1938年夏，新四军军部决定要筹建铝印印刷所，上海地下党帮助筹集的印刷机器设备有：2部四开机，3部圆盘机和铸字机、切纸机、打眼机各一部，以及油墨、纸张等原材料，使新四军的《抗敌报》顺利出版。

另外，在上海人民支援下，在军部的小河口附近还建立了皂烛厂（1938年底，中国红十字总会交通股一组组长乐时鸣从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运输股出走，带了三辆原交通股的汽车及医药、汽车零件等到新四军军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主任金芝轩向当时红十字会总会负责人林康侯多方说项，终于答应借给新四军，实际上等于捐送给了新四军。1939年初，乐时鸣根据新四军军部领导的意图，决定在皖南办个军需工厂，以皖南盛产的柏油为原料做蜡烛肥皂。以皖南盛产的柏油为原料做蜡烛肥皂。金芝轩通过乐时鸣给了2000元的支票作为资金，还给这个工厂取名为“新光皂烛厂”）、纱布厂、军鞋厂等。1937年秋，叶挺在赴武汉途径上海时，特邀医学界博士沈其震同行，并委托他筹建新四军医务处，沈其震挑选了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戎和卿和沈阳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王聿光、齐仲恒、宫乃泉、崔义田等作为骨干力量，再由上海地下党陆续动员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宝隆、仁济、同仁、广仁、宏德、仁德等医院，华美、华洋等药房以及其他方面的医药人才张惠新等七八十人，到新四军工作，发展后方医院，卫生院分校和医务训练班等。光上海仁济医院护士左英经过华中医学院学习后调到医务训练处任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