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詹元相的三棱镜

诗情画意

一
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旨是：把詹元相的稿本《畏斋日记》当作三棱镜，透过它，去追寻康熙时代庆源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与现在的庆源作纵向对比。
庆源位于婺源县东北边陲，是个以詹姓为主的乡村聚落，始建于唐广德年间，开基祖詹盛（后代尊称“小八公”）从浙源庐源迁居于此。现村中居民约420户980人。
鸟瞰整个村庄，宛若一艘搁浅在深山峡谷的古老航船，那株有千年树龄、高近40米、需三四人才可合抱的银杏，就仿佛是这艘古船的“桅杆”。
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依傍着河岸而建造的诸多徽派民居高低错落，默默透析着典型的古徽州风韵。而每当油菜花盛开时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外地游客在村中古巷内徜徉，探古寻幽。他们把庆源当作秘境，当作世外桃源。同时，这些游客本身又成了庆源村人眼中一道特别的风景。
2009年5月，我陪同香港中文大学劳格文（JohnLagerwey）教授和卜永坚副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去庆源村实地踏访时，遍问村民，居然当地无一人知晓庆源历史上曾有个詹元相。
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詹元相不过是一位生活于康熙至雍正年间的隐逸山野的乡村秀才，屡试不第，与村民并无大异，怎么能与庆源历史上的科举名人，如文进士詹养沉、武进士詹天表、大文士詹轸光等，相提并论呢？但历史有时也会跟我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当那些封建时代的科举名人都零落成泥、风干在岁月的长河中，只成为村民的口头传奇说唱之后，詹元相却以他随手记下的文字，穿越三百年时光，鲜明生动地“活”到今天，并在当代海内外的史学界名声大噪，俨然当下那些浮躁不堪的“明星”。据劳格文和卜永坚二教授讲，在他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们给学生讲解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举时，就是捧着《畏斋日记》直接进课堂的。他们还说，一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如果连《畏斋日记》都不甚了了，那他这史学家的身份就很值得怀疑。



二
据乾隆五十年《庆源詹氏宗谱》所载：詹元相，字翊元，“畏斋”只是他的自号。他生于康熙九年（1670），死于雍正四年（1726），家居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系婺源县邑的增广生员。（其实，庆源历史上还有个比此詹元相早生近二百年且同名同姓的詹元相，中明代嘉靖四年应天乡试，曾三任知县，有政声。）
道光版《婺源县志·山川》说：“婺之壤，刚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正是由于这样贫瘠、恶劣的自然条件，历史上动乱较少，加上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致使这里“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罔敢僭忒。”詹元相是婺源詹氏世系中的第三十四代，到十八世纪初时，他的直系祖辈在庆源这个偏远乡村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一千一百年。
婺源虽为多山区，却“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尊师、重儒、好学、崇文，自古皆然，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县邑内进士、举人、秀才一大批一大批地涌现，文风尤盛。詹元相的父亲詹起濡是郡里的庠生，詹元相的长子詹景琛、次子詹景岑也是邑中生员。但他们都没有做过官。正是由于詹元相这种儒学家世，又终老于农村，所以他的日记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一部那个时代农村地主阶级人物生活和社会风情的真实记录。


三
《畏斋日记》系用十一行毛边纸稿本书写，起始似有缺页，高23.8厘米、宽13.1厘米。书体有行有楷，共187页，约四万五千字。本书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二年部分，基本上是逐日记述的。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年和四十三年以后则不是逐日记载，有时整月一记，有时停记一、两个月，有时隔一天、几天、十几天。其中有三处在一年开始时标有“畏斋散书”字样。
《日记》虽然有些繁琐，但在这些日常生活的记载中，包涵着阶级对立、土地关系、高利贷活动、物价以及民情风俗、气象、地震等内容，这对研究康熙时期的农村社会无疑都是值得注意的史料。
詹元相“散书”日记时，根本没有“扬名立万”的潜意识，一切记录主要是从实际“功用”出发，类似于现代社会某些经纪人的“备忘录”。
首先，他对天气、气象似乎“情有独钟”，超过三分之一的日记都只是记录了日期和天气，阴晴雨雪，及一些特殊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如旱涝、地震、彗星、日食、月食等。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和记录，去验证民间关于天气、气象谚语的真实度到底如何。如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记：“十五，天晴。是夜月有异，微雨后天开，但见其色红如暗纱灯状而无光。明明月魄在天，而地上甚暗，如无月之夜。夫月食者其色黑，此又不然，而无光者何？次日人言最后其色尽黑，盖系月食也。传是日同邑长镜[径]地方地震，别处亦多有。”十一月十五日记：“十五，天阴。立冬以来竟未寒冷，近日转热似深春天气，亦非时令，可忧。”十二月初二日记：“初二，天阴。冬将尽矣，天气竟甚温和，可怪。”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记：“初二，天晴。早晨地震，上午又震，是日地震甚广。张穆仙先生到，本家请酒，三男庆宗扦痘苗。”五月初十日记：“初十，天晴。传闻前数日大水，休宁西南乡上溪口一带淹民房数百，伤人并溜去树木甚多。祁门水灾亦大。”四十二年七月初四日记：“初四，天晴。踏旱行香。今年旱较他年为甚，最难干之田亦多干者。”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记：“初一，未时日食。”四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记：“十八，阴。夜深天上有光，其状如月，自中天走至西方没，光长一丈余，照地上物皆亮如电。”
其次，詹元相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地主，开蒙馆做乡村塾师的同时兼放高利贷，偶尔还掺杂官司，包揽词讼，故关于田租、束修、放贷与收账、诉讼过程与结果等，所记颇详尽。如康熙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记：“二十九，天晴。本年蠲免钱粮，民间讹言惑众，谓为蠲免租谷，农家竟不肯交租。上八府百姓皆如此说，以至主佣互口。至上宪条陈，严拿蛮佃逞究，告示晓谕。噫！无知小民，被人欺哄，至滋多事，殊可怜悯。而造言之人，因赦文有‘蠲免田租’四字，遂扇害若此，诚不容于死也。”十一月初七日记：“初七，天晴。……布政司蔡礼房子蔡子庸散壬午年乡试落卷，身款待酒饭，每卷付与文银二钱。……付祝保舅铜钱一百，烦代倩人递词，呈大杞佃户余大名等讹言赦租不交者（初九日递词，批：约保即与查明催交，再迟禀究）。江英舅去籼米十大筒，言将伊后边与本家连界地凑便扣算（扣讫）。”又如康熙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记：“二十五，天晴。胡村仆吕万之祖吕细平欠身家租帐，旧年央细节叔公、细女叔公、玄公叔与吕万对帐。据伊帐欠谷本一十九秤，约定本月还清。今晚接淳伯同身与荣弟面议，只肯还小猪三口，约值价八钱。身家不允，吕万竟强口。身因怒发，打碎伊大碗四个、碟一个。（当夜系伊备点心，蒸菜二碗、火亥一碗、鸭子一碗、火酒三壶。乱散后其猪并未还。）”四月初八日记：“初八，天晴。同瑶叔、龙兄往邑催审。本族堨里湾祖坟被段莘人二月十四盗去荫木一株，不知姓名。我家于府上公呈佃户戴冬九、汪臭女等四人，因伊积欠租饭故也。府批：‘仰县查报’。县出牌拘犯。被久不诉，因复进手本催，蒙批：‘原差速带犯以审。’戴冬九诉词日即当堂押保，见事不美，托伊约汪文象、文成、绥永诸生求情，愿安奠，偿树命，并补前欠租饭银。身等于十三日回家。”
詹元相作为一位放高利贷者，缁铢必较，利益追求是他永恒的准则，即便是自己的生身母亲，也“铁面无私”。如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九日记：“十九，晴。母亲九七足银一两，常，九五兑，押鸿安足大鼻山田租二秤，收租作利，契写荣弟名下（收赎讫）。”又二十日记：“二十，晴。母亲九七足银一两五钱，常，九兑，押江参弟田租三秤，收租作利。”
此外，科举是詹元相毕生追求而无果的一个漫长梦幻，死不甘休。所以在日记中，他对那几年所参加的科举考试，包括府考、县考甚至“遗才（增广生员）考”的过程、考题、张榜结果、状元榜眼探花系何人，都如实记录，无一遗漏。如康熙四十年三月十二日至二十日记：“十二，天雨。往郡岁考，大人轿送。同仪一叔、孔彰叔合担，朱贵祥挑。敏文舅、枝弟同行，本家饭。十三，天晴。因行李湿，在溪口寓一日。轿夫同送祝寿回家。十四，天微雨。搭船至铺口，每人四分。晚抵郡，寓西城坊江叔铭兄家。十五，天晴。担，贵祥回家。十六，天晴。十七，天晴。十八，天晴。文宗下午到。十九，天晴。文宗拈香解书。二十，天晴。开场，考府、歙、婺、祁、绩生员。府题‘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易其田畴’。婺源‘吾未见能见其过不内自讼者也’、‘食之以时’。见府学二师，每斋果仪一钱（各小包二分，册资二分半，管□门斗计二分半），正斋毛老师，偏斋余老师。见县学二师，每斋果仪一钱（小包大叔一分，门斗一分，册资三分），正斋何老师，偏斋胡老师。”又如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初五至十四日记：“初五，天晴。下午宗师到。初六，天晴。明伦堂听解书，宗师自解‘己有耻’一章、‘圣人百世之师’一章。初七，天阴。见两斋学师，各果仪一钱，外小包四分、册资三分。初八，天晴。考徽州七学：府学‘仰之弥高’二句；婺源‘博我以文’一句。……初九，天晴。初十，天雨。……十一，大雪。十二，天阴。考婺源童生，首题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二句，次小学论‘厩无良马，衣不薰香’。十三，天晴。十四，天晴。出科举案，县学王煜文兄案首，身三等。”诸如此类的科举考试，包括春考和秋考，在他的日记中所记都较详细。


四
其实在《畏斋日记》中，虽然不是作者刻意而为，还是记录了大量的社情民俗。
社祀是我国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遗风，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一直残存着，直到近代。但其遗存的程度，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婺源“山阻而弗车，水激而弗舟”，有利于古老习俗的保存。《婺源县志·风俗》言：该地“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社之日，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祭必颁肉群饮。语曰：‘社鼓鸣，春草生。’至秋而祭亦如之。闾里之欢，此为近古。”《日记》对这个古老的习俗也有记载，如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八日记：“初八，社，天阴。旱既太甚，河水几尽，井且群干，吾目中未见此事也。本村独无社坛，虽有社会，而祈报皆不得其所。惟各户轮流充首，迎至各家众屋中祭神、领胙而已。不知社无屋，于众屋中祭社，其事已非。又各户领胙而去，其有剩租，亦第春秋二祭，其余祈雨祈晴，以及发风、驱耗等事并不之及。此而曰社何也？目今同志者多有言及此举，而费不能敷，亦第存之以俟后之能者。”又如康熙四十年二月初十日记：“初十，天阴。社，微雨（谚云：“社后晴一日，秋里干十日，雨则不干”，试之）。本房社会，鲁英叔兄弟充首，讨酒（亥、鱼、伏面、酒每桌二十一墩）。”再如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初七和初九日记：“初七，晴。与拱房及庭树兄共充庆源大社春首，本位该一半，散胙肉十户半，每户二斤，干净。奠神，众办鸡一个。……本日祝福借去九色银八钱，天平，换牛（前牛本年不能担作，故换去，祝福自己贴银八钱；十一月二十五扣本利共一两二钱四分）。……初九，雨。社。同洵叔充本房社首（春社本家办祭酒，两家分饮，各客六人）。”
《日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物价的详实记载，大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清初的经济、社会生活，都有史料价值。据《日记》所记，从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婺源一带物价基本平稳。不过，由于年成关系，其中粮价曾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如康熙四十二年婺源及其附近受旱灾歉收，四十三年粮价上涨达一倍左右。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记：“二十，晚雨。小秋口谷价减一分。本年麦只七折收成。因旧年谷不熟，自三月谷价一钱二分起，至五六月渐高，小秋口一钱七分之外。江西、浙江与本县邻接郡邑皆禁米谷不出境，各乡亦私禁。民家多以豆作饭，艰难困苦，吾目中所未见者也。”但这一年秋粮丰收，所以不久谷价就平稳下来，故作者为那一年作年终小结时说：“总计是年人颇平安，时和岁稔，可称大有之年。惟夏秋间米谷腾贵，村中价至一钱八分。江西及吾乡公私禁粜，百姓艰苦者数月，冬间二麦价至二钱外，余俱平”。
会文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聚首、吟咏的一种形式，清初徽州地区此风较盛。《日记》亦有反映，如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记：“二十六，天晴。晚会文酒，身充首。同会：仪一叔、文赞叔、高百兄。”康熙四十年正月初六日记：“初六，天晴。本门会文。晚文和叔接谢中酒。”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初四至初六日记：“初四，天晴。祠中文会，已冠题‘人之言曰’一节、‘诸侯能荐人于天子’四句；未冠题‘君子和而不同’；小学论‘亲贤如就芝兰’。初五，天晴。初六，天晴。本门文会，已冠题‘居敬而行简’一段、‘君子之守修其身’一节；未冠题‘吾之于人也’；小学论‘敬胜怠者吉’。”


五
2009年7月，笔者受香港中文大学劳格文教授之命，为他们做《庆源村的村落文化》课题，二十多天呆在庆源村做田野调查。而为我做调查“先遣向导”的，主要有三：民国版《婺源县志》、乾隆版《庆源詹氏宗谱》和詹元相《畏斋日记》。当我顶烈日、冒酷暑，行走在庆源那曲曲折折的村巷里，或是与当地村民盘腿坐地聊天时，脑中就时时浮出《畏斋日记》中的某些句子。
三百年，如一梦。现今的庆源，与詹元相时代的庆源，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庆源还是那个庆源，山水还是那片山水，只是人已经换了无数茬。我已经很难找到《畏斋日记》中所记载的生活场景，但我隐约感觉到，詹元相文字里的气韵，还依稀在当代庆源人身上存活着，因为这是潜藏在他们血脉中的连他们自己都浑然不觉的“下意识”。
我是庆源的“半点子”，二十多年的亲情浸润，使我曾经狂妄地自认为对庆源的了解就仿佛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但是，当我深入去调查，调查得越深入，庆源在我眼就变得越“陌生”起来，因为庆源有太多的未解之谜，我无法穷尽。那么，我就把詹元相的《畏斋日记》当作三棱镜吧，透过它，我仿佛成了超人，可以穿越时空，串联古今，那的确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体验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