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朱熹的为人与为学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学如探险  进退从容

朱熹自幼聪颖好学，十八岁参加建州乡贡考试，考官蔡兹对他写的三篇策论十分赞赏，蔡兹的同事们读了朱熹的文章，也都赞不绝口，认为朱熹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

朱熹才思敏捷，饱读诗书，年轻时就已崭露头角，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治学求知的道路上，他曾走过一段弯路。

青年时代的朱熹，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一头扎入了无边无际的书海。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正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令他困惑的是，书读得多了，自己反倒更没有了主见，就好比钻进了死胡同，找不到出口处。这是什么缘故呢？年轻的朱熹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二十四岁那年，他投师于李侗的门下，才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李侗是当时学识渊博的一代名师。听了朱熹的诉苦，对朱熹说：“你这是犯了失聪的错误，盲目地崇信书本，满耳被前人说的话堵得死死的，只见其入，不见其出，自己的见解岂有不窒息之理？”李侗进而启发朱熹：读书犹如探险，既要有无畏的精神，知难而进，又要有适可而止的勇气，最后还要具备知其险与美之所在的才能，方可称得上一位真正的学海探险家。

朱熹听了茅塞顿开，自悟以前读书就象钻进了一张庞大的蜘蛛网，书读得越多被缠得越紧。正是基于自已走过这样一段弯路，朱熹指出：“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学规类编》）并由此发出一句流传到今的感叹：“尽信书不如无书！”

不避前嫌  以学为重

朱熹和陆氏兄弟（陆九龄、陆九渊）同为南宋有名的理学家，但由于所师不同，观点也就各异。

淳熙二年（1175年），应吕祖谦之邀，朱熹和陆氏兄弟一起来到鹅湖书院，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争鸣。陆九渊主“心即理说”，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把心灵和宇宙合为一体；而朱熹则主“理气说”认为理是生成世界万物的根源，并且认定理先于气而存在。他们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结果不欢而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辩”。事后，陆氏兄弟还撰写诗文，嘲弄朱熹的学说，朱熹也予以还击。

淳熙六年的冬天。朱熹为了发展儒学，宣传理学，创立了白鹿洞书院，遍邀各地学者来书院讲学，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两年后，陆九渊因事路过白鹿洞书院。朱熹闻讯后，亲自领着同僚和学生在院门口迎接，并诚恳邀请他给学生讲课。陆九渊深受感动，没有推辞，作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演讲，演讲切中时弊，深受学生好评。但由于当时陆九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因而在演讲中难免与朱熹的主张有所抵触。朱熹不但没有因此而冷落他，反而极力挽留他在书院执教，还让人将他的演讲主旨刻在岩石上，作为“白鹿洞书院院规”

事后，有人议论朱熹此举欠明智，朱熹坦然地说：“虽然子静的观点与我不尽相同，但于学生却有极大好处。知百家之异，然后慎思笃行，得益不浅，何乐不为呢？”

朱熹这种不计前嫌，以学为重的态度，被后世传为美谈。

为学之道  犹如方塘

朱熹生前曾两次回家乡祭扫祖墓。在家乡的日子里，他招收了一批弟子，其中有一对名叫滕璘和滕琪的兄弟，后来都成了当时有名的学者。

一天，朱熹与滕璘闲谈。滕璘敬慕地说：“先生谈吐引经据典，左右逢源，真乃大学问家。不知先生为学之道有何妙诀？”朱熹听了笑了笑说：“你跟我来。”便把滕璘领到一口方塘边。朱熹指着塘水，对滕璘说：“为学之道犹如此塘，其妙自见。”滕璘望望塘水，又看看先生，露出不解的神情，朱熹沉思片刻，随口以塘为题吟了一首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将为学之道寓于方塘之中，以塘之所以能赢来“天光云影”在于有“活水来”的道理，说明为学不能一味死读，真是意味深长。这首诗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辛勤笔耕  严谨治学

朱熹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朱子家礼》与《四书集注》可谓耗尽了朱熹毕生的心血。

朱熹的《朱子家礼》是一部在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家礼书。但它从著书到刊世还有一段非常曲折的经历。

隆兴六年正月，朱熹的母亲祝氏逝世，在为母亲守丧期间，朱熹就开始撰写一部“参酌古今成丧祭礼，又推之于冠婚命”（《婺源县志·朱子世家》）的家礼书。

有一天，朱熹在山上的睡棚里修改“家礼”，时值正午，烈日炎炎，朱熹改着改着就睡着了。这时，走来一个牧童，见朱熹呼呼大睡，便随手将他身旁的书稿拿走了。朱熹一觉醒来，不见了书稿，四处寻觅，仍不见踪影，十分悲伤。但朱熹没有因此却步，直到晚年，终于又重新编成了《朱子家礼》。

朱熹不但孜孜不倦地著述，而且对自己的著作要求十分严格，总是改了又改，直到认为无可改处才歇笔。从《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学者，朱熹治学的严谨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书集注》中的《论孟集注》一书，朱熹从三十岁就开始下功夫，直到六十岁时，仍觉“犹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朱子语类卷·一一六》），不肯轻易搁笔。《大学中庸章句》也是这样。朱熹五十七岁时与朋友邵浩谈及此书，一再认为不宜出版，因为，“某为人迟钝，旋见得旋改”，于是“一年之内，改了数遍。”（《语类卷·六十二》），又说“大学，中庸屡改，终未能到无可改处”（同上）。即使书已刊出，并得到同仁的一致赞许，朱熹仍是忧心忡忡，“只恐数年之后又见不稳”（《语类卷·十四》）。朱熹对于四书总是“一面看，一面疑”，因而一直到他临终前，仍在伏案修改《大学中庸章句》中的“诚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