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间契约中的法律精神

小豆段

徽州民间大量文书的发现，成为徽学研究突破的基础。而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契约性(合同)文书，渗透出的种种法律精神，反映了徽州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近五百年来，契约在徽州人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良好秩序，确实对徽州社会的稳定，财产流转的活跃，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矛盾的化解，起到了意义深远的作用。徽州人这种超前的法律契约观，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有趣的思考课题。

　　要揭开徽州人契约中的法律精神，得从民间流传的“恐口无凭，立字为据”的民谚说起。明清时期，是徽商鼎盛时期。徽州地方风俗在徽商的助推下，产生了深刻而沉甸的变化。新安理学，一方面训化了徽州人崇文重理的风尚，同时也提升了徽文化的理性思维，培养了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为契约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也为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提供了技巧上的可能。在对外交易实践中，作为商业诚信理念的补充，契约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直观和快节奏，无疑使传统习惯发生了动摇，促使了一部分商人率先摒弃了“口说”之凭，达成了“立字为据”的共识。在经商实践的摔打中，徽州人首先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了先进的法律理念，懂得了契约文书在与商业伙伴共处及“生意买卖”中的重要性。徽州商人的这种斯文与理性的融合，直接营造了一个感性的法律空间，也感染传播给了其它徽州人。徽州人除了讲究诚信之外，在交易过程和处理重要财产问题中使用文书契约，便成为一种良好的传统习惯。生活物品的交换，财产相互流转，生命消长中“家产”的重新分配，祠产管理中的增减，都体现了一种社会文明。“恐口无凭，立字为据”，被当作解决纷争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有的甚至被写入族规家训。这，正是徽州人观念突破、超越旧俗的过人之处。当然，这也离不开儒贾们的理性引导与示范。尽管此时封建法律残而不全，而且很少有规范民商法律关系方面的规定，但由于徽州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徽州人对民商法律的需求也被迫向前跨了一大步。徽商们对经济行为中法律作用的认识，让我们感到震惊。契约中朴素的自我约束精神，为徽州人打开了一个理性的法律视野。这些契约文书，名目繁多，内容以财产权和流转处分为主，涉及财产继承、田地租赁买卖、族(祖)产管理、相邻关系、钱粮借贷、店铺转让、物品典当等，名称有合同、阄书、文书、议约、契证、协约，文字格式规范。从数量颇多的契约看，民间尤其看重土地“私下”流转契约的制作。奇怪的是，这种私下土地买卖契约，每一次改朝换代中都得到了“官府”的验证承认。这也是徽州民间信守契约精神的主要原因所在。笔者见到的乾隆、咸丰、同治、光绪年代一些田地转让出卖出当文书，发现在原契约上都同时盖有民国政府的验证印鉴。这种验证行为，给了民间旧契约以法律效力，保证了文书确权效力上的连续性，避免了民间习俗受到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动摇。

　　产生契约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人文背景。与其它区域不同，徽州人大宗族小家庭的结构，在聚合众多财产的同时，也必然加速财富的耗散节奏。在农业社会，家族的兴旺是与人丁众多分不开的。而子孙的众多也就意味着个体家庭财产有一个递减过程。随着核心家庭的不断分化独立，大家族不断崩裂失散，分家析产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为了让族长祠董执事对财产处置得当，让前辈们生前对家产作出的分配死后能得到顺利执行，书面文书便成为一种可靠的标志。先祖们聚产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不致于贫困潦倒。但“创业容易守业难”，最终免不了“树倒猢狲散”，扭转不了家产族产的折拼重组，暴发不可调和矛盾也就在所难免。而防止和减少这种矛盾发生的唯一办法，是信守契约中的“白纸黑字”。徽商资金流转过程是一个复杂过程，由此而引发的法律问题必然增多。另一方面，徽州人口迁徙频繁，对财产所作的文字记载，是最简捷最理智的办法。徽州的土地制度比较复杂。考察徽商积累的商业资本出路，很大一部分是流向了封建性的渠道，即被用来购买老家的土地，或用于宗族的公益消费。到后来，村落中的大量土地都集中到了宗族的名下。松散的宗族架子，使土地统一管理功能软化。宗族人口的膨胀和变化，使得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下，土地实际操纵的主人也在频繁变动。土地使用权主人的置换更迭，需要法律精神的支撑，契约的作用便更加凸现。徽商聚资合股规范需要法律化。众多的徽商筹资和商业活动记录，是各种规范契约的前身。从史料所知，徽商大致有三种投资方式：独资，承揽(承包)，股份合作。在资金筹集渠道上，有自出和借贷两种。最初，徽商的店铺大多是实行股份制。一方面是资金短缺造成。另一方面也是老板为了激励伙计，给予适当的股份，以增加企业的活力和生气。这些商业运作，显然离不开契约的约束。一些史籍认为，徽州人自古有“好争讼”的怪僻。无论什么都力求讲一个“理”字。而“理”从何来，这就养成了证据意识。徽州人懂得，契约是一种最为完整最有说服力的书面证据。

　　为了追寻徽州契约中蕴藏的法律精神，解剖徽州人普遍的法律观点，现选择下列三份文书予以考察：

　　例一：立卖契叔△应，今将土名是字号乙千三百六十九号，计地税二分，计租二大斗，三面议定，时值价九五色银二两正(整)。其银本身收足。其地买目下管业。△税于三图△甲胡开基户内过割入买人户。先前并无重复交易，亦无内外人等阻当(挡)。如有此等，俱身支当，不干买人之事。字号差讹，税额多假听(任)改正。今昔恐无凭，立此卖契存(照)。乾隆拾捌年四月拾零三日。立卖契叔△。中见，美金。代笔中(人)，起辂。(原件存绩溪程波处)

　　例二：立分单父光连：娶妻张氏共三子，长子垂浩，次子垂美，三子垂洪，二子俱已娶，三子未娶早逝。今身年老，家务纷剧实难管理。特凭族父遗并自置产业及小顶田地、屋宇、家件等项编立“左、公、谷”三阄，品搭均匀，自分以后，各管各业，毋得恃强欺弱，争长竞短。倘有此情，以不孝罪论。所有众存产业，依众分派，照股均分。三子垂洪阄下该业，身夫妻膳产用。百年之后，倘为承祧亦不得争论。所有钱粮各扒已下完纳，不得始累。再，清明田内有风水，俱要商议均造。身夫妻百年之后事务，尔三阄分派承当，不得难挨异议。分后仍体父母同气之情，患难与共难相顾，危急相扶。尔等谨守吾言，毋违吾意，载之于单，各执为据。共立一样三本，各执一本，永年大发存照。

　　计开：(略)。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立分单：父光连，同男垂浩、垂美；凭：叔树友，树棣，弟光亮、光肯，侄垂耀；执笔：再侄锦洲。(引《坎头志》第41页)

　　例三：立议据人上四亩?冯如生、弯下?许锦鹿等：缘土名弯下，头石埠下左首有出水眼两个。一当河流直冲而来，一由磅脚外横滩而出。今凭中议定：如遇旱魃为灾，其横出之水归弯下?灌溉社庙前之田，上?不得再得妄争；其横陡冲之水听上四亩?有份人等由左引至右圳塍头，挖?车△，救济全?之田。九亩之外，不得徇私舞弊在此车△，籍甲浇乙。又议：圳外荒田不得打泥掘低及挖沟接枧之情事，其石埠上河以内，亦不得挖?吊水。各无异言，欲后有凭，立此议据，一样两纸，各执一纸，永远存照。再批：水鳖前以后不得抽低，又照。

　　民国二十三年古历七月△日立议据人：(略)。凭中：(略)代笔：许友桐(押)。(引《坎头志》第16页)

　　从选取的几份徽州契约中可以看出，第一份是土地卖契。从中可知：(1)清朝，即使是在偏远山村，中央集权政府对土地管理是极其严格的，所有田土地山场都须一一登记造册，呈报政府编号存档。但封建法律同时又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徽州民间，除了宗族势力可能出来干涉外，这种土地买卖显得更加宽松自由；(2)土地交割唯一的法律要式，是要进行过税登记。法律效力的取得只需政府的被动认可。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并不过多地对交易过程进行干涉。政府通过税收杠杆调节、管理、约束土地主人。(3)在宗法思想占据统领地位的徽州，民间形成的交易习惯带有鲜明的宗族色彩，并逐步固定为一种稳定的模式。第二份是徽州典型的分家阄书。(1)分家阄书类似于遗产继承，但又不完全是一种遗嘱继承。因为分家阄书，是父母在生前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割给自己的子女下辈。这种交接是一种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一种使用权的交付。只有保留自用的极少的一部分在死后交付，成为遗产继承。这在强调“多子多福”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十分现实而复杂的法律问题。(2)分家阄书中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男权主义。家庭财产的分配是以男子为中心，无论已婚未婚，女子在财产分割继承中始终是局外人。(3)“孝”是调节封建家族家庭伦理关系的思想基础，阄书内容因此充满宗法和法治思想的兼容。违背阄书，首先是以不孝罪论。而不孝罪名，在徽州这样一个宗法自治社会，比起“绳之以法”更加严重管用得多。第三份是分水协议。这份处理相邻权关系的协议，内容全面，派分得理，遵循自然规律，体谅照顾各方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浓郁的程朱理学背景，就不可能有这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协议文书。

　　细细分析，这三份契约，直接反映了徽州人在处理财产所有权，处置相邻权关系法律技巧上的成熟老练。无论是买卖双方，或是涉及法律关系的相对当事人，徽州人都有较强的法律保护意识。立契人尽力绕开与律令的抵触，避免与官府冲突，以视“遵守国家法度”。这也是民间契约最大的特点。如契中对完粮纳税事项，纳税字号，纳税多少，都一一交割清楚，以防遗漏或交待不清而引起日后扯皮，产生不必要的后遗症。凡田地山场的来源是否合法，有无纠葛，契约中都有明确的介绍。无论转当、转买、出租等情形，均作了详尽的表述，表明徽州人对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有了较深的认识。一些契约中指明，没有重复交易，也是基于对财产所有权的认识。这是防止欺骗的最好办法。徽州人的财产，主要分为族产和家产。族产可按男丁股分派。由于宗脉源远流长，法律关系自然也十分复杂。即使是家产，由于徽州人大多保持着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财产总量多品类杂，处理起来也极为辣手。宗族亲房兄弟间有的又有过继等情况，契约中言明产权与宗族亲房没有争议，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徽州宗法自治制度在契约中的反映，也是徽州宗法与国家法度关系维妙的特色。立契人必须对此进行梳理，若有此类瓜葛，自当承担法律上的和宗法意义上的双重责任。由上可知，徽州人也十分注重立契上的程序。他们把订立书面契约，看作是一件非常严肃之事。有的甚至在族内兴师动众。如契约中强调“三面议定”，即契约必须在公开场合签订，也就是徽州民间流行的，所谓“三人对六面”的说法。其目的在于防止个别人的暗箱操作或强买强卖。有正式的见证人或中间人，是立契过程的基本程序要求。即既要合符法度，也要合符宗法礼制。这些见证人，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或知书循理的儒生。三份契约中，都有见证人在场，以防止签约一方借势压人，一方违背自己意愿，以确保契约的公正性。无疑，见(中)证人还起一个执法监督作用，为契约的履行提供道德上的保证。

　　徽州是一个商业浓郁的社会，也是一个成熟中的契约社会。徽州契约的法律精神，是一种合乎理性充满人性的法律精神，容纳了本区域的道德的宗族的因素，其最大的特点，是依靠宗法力量，进行自我约束，自觉执行，而不是依赖国家官府的强力手段。徽州社会良好的宗法自治环境，为契约的即时履行，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除一些需要延期或分期履行的契约外，一般契约条款均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当场交割完毕。契中多有“契内价银本家一并收足，并不另立推单收领”的附款。这也表明，徽州人信守契约的习惯。否则，契约文书的遵守就寸步难行，民间推行就变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