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徽州书法：养在深闺人未识

黑猫警长

当下徽文化的学习研究风生水起、如火如荼，特别是对新安画派、徽派篆刻的研究体系日臻完善，研究发现也不断有新的斩获，这是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件幸事、好事。但是，对于徽州书法艺术的研究则显得有些冷清，著述不多、研究不足，甚至还存在评价不高的言论。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早有徽籍学者关注徽州书法这一地域文化现象和徽籍书家这一庞大群体。清末，徽州最后一个翰林许承尧曾在民国《歙县志》上列出近百名书法家，并注释：“然如金檠斋、巴子安、程让堂、洪稚存、汪容甫、胡城东、郑松莲辈，皆以书名而志不载，知所遗多矣。”“以上诸人，皆有书名，遗迹流传，为世所重。”他曾想将自己诸多见解撰写一部徽州书法史，惜因时局动荡未果。

　　已故徽籍学者、京城第一读书人——汪世清先生在明清美术史的研究上有着非凡的成就，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考辨徽州各类图书文献资料，特别是潜心于明清画史研究和新安画派研究。通过大量收集研究，他认为“歙县书法家，也很值得作专门研究。其实新安画派的特色之一，便是书画的相得益彰，可惜研究新安画派的专家却很少注意及此。”

　　由此可见，徽州书法作为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显得何等迫切而又必要。

　　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的发展往往相伴相生，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书画同源”、“书画同体”和“书画同法”。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特现象。徽州地区的书法艺术发展也莫不如此，它的发展同样是与著名的新安画派以及徽派篆刻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根据黄宾虹考证，新安最早的画家是唐朝的薛稷和张志和二人。张志和的画迹今人已无从看到。而身为黟县县令又为唐代著名花鸟画家的薛稷，在《徽州府志》和《中国绘画史》中多有明确记载。他的绘画学阎立本，书法学褚遂良。《黄山丹青志》说“薛稷撰佛遗教经，及书佛石迹图传，石刻流传，载之典籍。其文词书法，且与图画并著而不朽”。这个记载则是薛稷书画并举的一个有力证明。

　　从唐末开始，古徽州崇教重学，文风日盛，遂成文化之邦。据记载，宋代徽州进士达624人，可谓人才济济、“名臣辈出”。其实，在这些饱读诗书的达官显宦中，就有不少人兼擅书画。譬如，北宋龙图阁待制、休宁人查道，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就以书法辞章闻名乡里。据《宋史·查道传》记载，査道“幼沉静不群，罕言笑，喜亲笔砚，以词学称。”

　　南宋最为著名的当属大理学家婺源人朱熹。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与陆游、范成大、张孝祥并称“南宋四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善行、草，笔精墨妙，有晋人之风，被誉为“汉魏风骨”、“韵度润逸”。明王世贞《震泽集》说，朱熹的书法“无一不合书家矩度”。朱熹对于徽州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直接贡献，则是他两度回到家乡祭祖扫墓、访友讲学，并且留居数月，这对包括书法在内的徽州文化学术的传授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另一个徽籍著名书法家则是精通诗书的贤明宰相程元凤。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程元凤《识语》楷书帖和《呈提举郎中札子》行书帖，一直被视作历代著名碑帖。

　　即使是为外族统治时间不长的元代，也有徽籍书家不凡的表现。由宋入元的歙县籍知名书法家方回，其节操虽在历史上颇为世人讥笑，但诗评和书法水平较高。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方回行书《得救帖》纸本，笔力精劲、结体端方，笔法和点画都深受赵孟頫影响，可以看出其在《兰亭序》上下过相当的功夫。

　　梳理徽州书法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在奔涌向前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中，徽州书法和徽州书家们既注重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优秀书法艺术的营养精华，也同时注重探索创新、展现自己的独特风貌。

　　概括起来，历代尤其是南宋以来的徽州书法艺术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整体水平高，历代名臣名士多、民间亦有高手。据统计，历代徽州有进士2297人，其中明代452人，清代684人；考中文状元25人，其中清代19人，占了全国的17%。由于历代特别是明清两朝皇帝大多喜爱书法，有的甚至还是书法大家，像清代的顺治推崇欧阳询，康熙钟爱“二王”，而乾隆则偏好赵孟頫，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所选出的进士乃至状元大多是那些文才与书法同样出众的考生，譬如康熙年间，本来位列第二的徽籍考生戴有祺因为书法出众被康熙钦点为状元。这就成为全社会的一个主流文化导向。徽州地区“俗益向文雅”，文风日盛，徽州人自幼耳濡目染，加之师传亲授，“舞文弄墨、无论老幼”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风尚。徽州书法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如徽州工匠这一特殊群体，尤其是制墨、刻书、版画、制砚等刻工，其精湛的工艺也源于良好的书法修养，并且有的本身就是书法高手。于是，徽州地区丹青、翰墨高手优于全国其他地区则不足为怪了。

　　二是明清时期深受“吴门书派”和“华亭书派”的影响至深。吴门书派和华亭书派是明清时期两个最为重要的书法流派。在明代，徽州和苏州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两地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就书法而言，徽州地域书法明显受到苏州吴门书派的影响，从书法取法上看，徽州书法师法文征明的特征明显。到明末清初，吴门书派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华亭书派。董其昌早年在徽州游学，成名后与徽商及徽州文人的交往不断，十分密切，例如著名的许国石坊上的“大学士”、“先学后臣”和“上台元老”就是出自董其昌的手笔，所以董其昌对于徽州书法的影响亦不可小觑。

　　三是以书入画、书画融合，这是徽州书法一个明显特征。唐代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就明确提到“工画者多善书”，是指画家要像书家那样重视线条的作用，在使用毛笔时同样强调笔触所包含的技巧与表现力。中国传统习惯把绘画叫做“写画”，是说中国画从书法的“写”字而来的，这是对中国画“骨法用笔”的通俗演绎，要求绘画应具有书法的笔力和雄健的气势，同时具有与书法相同的审美情趣。所以，书画用笔的共同点就是整体的气韵要保持“气脉相连，隔行不断”。新安画派作为一个文人画派，尤其注重笔墨功夫和笔趣。它的兴起，无疑对徽州地区书法的全面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自成风格、师法造化的新安画派的山水画作品，则往往由独具特色的书法语言来表现。书画融合、相得益彰，这是徽州书画艺术的人文魅力之所在。

　　四是徽州书家师碑学碑，促进篆刻与书法深度结合。明清时期的徽州，善篆隶者众多、精篆刻者也甚众，刻书业空前发达，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风气。徽派篆刻在明中期到清初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军地位，这对徽州书法影响很大。明代何震篆刻崛起，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专业的篆刻队伍，由于人数众多、学养深厚、水平极高，由明到清初，开始形成中国第一篆刻流派——徽派。徽州众多的篆刻家都擅长篆隶书法，而很多以书名世的书家，也擅长篆刻。篆刻和书法的深度结合、互相促进，形成了徽州书法创新求变的特点。

　　书法艺术及其作品是一个地方不同时代文化发展的最好见证，因为它反映最直接、感官最强烈。徽州书法艺术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如今，在徽州的各类博物馆乃至国家和省级博物馆中珍藏着历代徽籍书法家们大量珍贵的墨迹，它们在默默诉说着古徽州的人文发展变迁。除此之外，徜徉徽州大地，你会时时处处地感受到古代徽州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神奇秀美的黄山现存历代名家题写的摩崖石刻300多处，白岳齐云山则有537处；新安碑园、檀干园和云溪堂珍藏有大量名家碑刻；徽州现存的129座牌坊，多为书法名家题写；近百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契约陆续发现，其中不乏书法精品；无论古亭书院还是古街民居都悬挂着大量的牌匾楹联，散发着古朴苍劲的翰墨气息……这些，既是古代徽籍书家智慧的结晶，更是古徽州人精神文化的家园。

　　在徽州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研究者关注。历代的徽州学者这一群体本来颇擅书法，然而却多不屑以书法闻名，因此书名常不为人所知，譬如坚持在自己名字前加上“新安”或“紫阳”的朱熹书法造诣极高，只不过因为他的学问名满天下，书法之名为其所掩。这也许就是造成徽州书法“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原因之一吧。

　　徽州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不仅具有徽学自身的研究价值，而且在多学科、多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探索和发掘这些徽文化的未知领域，更加有利于丰富完善整个徽州文化体系，有利于徽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路漫漫其修远兮”，加强对徽州书法艺术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任重道远，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