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小士多，代有闻人：绩溪厚重文化的教育因素

疯疯颠颠我最爱

烟雨迷蒙的新安江水，重峦叠翠的黄山白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在这方令人沉醉的水土中，绩溪以其厚重的历史，绵长的文脉占据了独特的格局。绩溪自古就被誉为“东南邹鲁”，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大江以东，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学，新安为最；新安之俗，以县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绩溪为最”。(嘉庆《绩溪县志》卷1《风俗》)唐宋以来，从钟灵毓秀的绩溪境内走出了大批的杰出人才，胡舜陟、胡仔、明季三尚书(胡宗宪、胡富、胡松)、清季“经解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晚清三奇士(程秉钊、邵作舟、胡铁花)、徽墨大师胡天注父子、红顶商人胡雪岩、著名学者胡适、湖畔诗人汪静之、辛亥老人汪孟邹、中西医结合鼻祖汪惕予等历史文化名人如同绚烂的珍珠为绩溪的历史增添了璀璨的一页。探寻绩溪厚重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重教兴学的传统在其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一走向兴盛的绩溪教育史
　　历史上绩溪官学发展充分，书院众多，社学林立，私塾遍设，可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黄发垂髫的琅琅书声不绝于山水天地间。
　　县学是官办中等教育，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宗旨，是读书人晋身之阶。县学始建于宋，初在县治东。绍兴25年(1155)，知县滕廧增建斋舍30余间，给官田5顷，其后历代均有不同规模的重修，从明洪武初年到清嘉庆年间，绩溪县学较大规模的重修、扩建约有27次，始终保持着“美轮美奂、壮伟闳丽”的姿态。文庙宏伟轩昂，旁有明伦堂、讲堂、令撰堂、射圃、教谕署、文昌阁、尊经阁、名宦祠、乡贤祠等建筑数百间。被称为“江南第一学宫”。尊经阁藏御纂或钦定的经书、史籍、典章，以为师生教学和学习的法定教材。明清时期，绩溪县学的学官设置、生徒名额以及日常管理等均依朝廷规式。
　　书院初为私人读书治学之地，后发展成为私人讲学和宫廷藏书、校书的场所，多选址于山林胜境之中。绩溪书院始于宋，盛于明，“桂枝书院”作为徽州第一所书院，由北宋的胡忠创办，书院规模宏大，规法严整，训诲有方，以“教乡族子弟，群一族之英，兴一族儒学”为目标，聚汇学子名贤，以个人钻研、相互答问、集体讨论、轮流讲学等方式，研习儒学经典和经世济国之学。桂枝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所在的宅坦村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举人，被誉为“举人村”。与桂枝书院同期先后出现的还有东麓书院、云庄书堂、槐溪书院等。据统计，绩溪自宋朝至清代，先后有书院24所(宋代5所、元代1所、明代11所、清代8所)，书屋74处。书院林立，意味着文化教育兴盛。从主创者来看，绩溪书院大部分为民办性质，其经费由私人捐助。绩溪人一向乐于捐助教育，现存于胡雪岩纪念馆的“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记”碑和“重建学署碑记”即是绩溪人重教传统的记载。道光四年(1824)，绩溪合邑在邑人户部广东司主事兼办云南司事胡培翚倡导下，仿休宁县募捐“宾兴盘费基金”办法，倡募设立了“绩溪宾兴盘费基金”并存典生息，以其利息资助贫寒士子参加乡试、会试。在胡培翚倡导下，绩溪人又捐建东山书院，以宾兴盘费基金的利息与学院学田等收入为常年经费。
　　社学、塾学属于初等教育机构，是县学和书院教育发展的基础，它们构成了绩溪教育体系的基石。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设置社学，令各府、州、县皆设立，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有明一朝绩溪共设置社学30余所。据万历《绩溪县志》记载：“每里俱设社学，不问生儒老宿，但志行端洁、文理通晓者，选充蒙童之师”，并可“照例优免差徭”。社学教材以《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为准，并增学“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和冠、婚、丧、祭诸礼节。社学经费主要依靠各宗族的捐助，官方仅资助一点经费。塾学，又称私塾、塾馆、书塾等，是明清时期民间广泛设立的由私人经办的一种最基础的启蒙教育机构，是供儿童识字读书的场所。绩溪境内稍大家庭的居室，都设有专供子孙读书的场所。名族大户，甚至建有多处蒙馆、族学。私塾多为一师一塾，蒙童少则一二人，多则十数人。百户大村有数塾，10户之村亦设有私塾。受生存环境的驱迫，绩溪县外出经商者人数众多，为尽早熟悉商业知识，蒙童自入塾后从第3年起就开始学习珠算、尺牍和其他应用文。
　　二宗族支持对教育发展影响巨大
　　东汉以后，北方中原一带战乱频繁，不少世家望族纷纷南下，避难迁居拥有“东有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地理形胜的绩溪。中原移民迁徙绩溪以后，聚族而居，注重宗族建设，强化宗族意识，宗法观念十分强烈。宗族不遗余力地开办、扶持族学，重视教育、倡导文风，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本族子弟登科入仕，保持家声不辍，巩固和提高本族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和威望。诚如《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祠规》所强调的：“为父兄者幸有可选子弟，毋令轻易废弃。盖四民之中士居其首，读书立身胜于他务也”。东关冯氏认为“子孙才，族将大”，为培植人才，特在其家训中明确提出：“一族之中，文教大兴，便是兴旺气象。古来经济文章无不从读书中出，草野有英才，即以储异日从政服官之选，其足以为前人光、遗后人休者”。(光绪《绩溪东关冯氏家谱》卷上《冯氏家训十条》)由于绩溪各宗族对教育均极为重视，几乎所有的宗族都将对族人教育的开支列为宗族的正常开支，纷纷置族产、设学田，办族学。许多宗族或将祠堂改为校舍，或另辟教学场所，积极兴办义学、义塾、书屋等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满足家族子弟读书识字的需求。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宗族还兴建有书院、文会、书堂等教育场所，东园书屋、翠阳书院即是其中的代表。
　　为保证学习效果，督促族中子弟认真完成学业，一些宗族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给以相应的奖励或处罚，明经胡氏规定：“凡攻举子业者，岁四月请齐集会馆会课，祠内供给赴会。无文者罚银二钱，当日不交卷者罚一钱。”(绩溪《明经胡氏龙井派宗谱》卷首《祠规》)采取罚款的办法督促子弟备考，并大力褒扬学成名立者，由此可见宗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绩溪宗族普遍认识到教师在宗族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慎重选择教师，西关章氏在其族谱中特别刊载族人所作的《师说》一篇，详细论述了“良师”与“庸师”的区别及其对童蒙的不同影响，认为“为子延师，竭诚尽忠如托孤寄命一般”。(民国《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36《说》)正因为教师作用如此重要，绩溪宗族延请名师以教子弟蔚成风气。开办族学，除择师授课外，最重要的事务就是筹集经费以维持其正常运转。绩溪宗族几乎族必有产，每年收入除用于修葺祠堂、祭祀祖先、赡济贫族等宗族常规性的开支外，很大一部分用在族学，补助贫寒子弟入学所需的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对有志于功名而无力赴考者，给以盘费支助和花红奖赏。
　　绩溪各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宗族的支持，而与宗族有关的教育机构又无不和徽商紧密相连，其经费来源大多出之于徽商，其倡导者亦有不少是徽州商人。作为宗族群体中的一员，徽商已将宗族对教育的追求内化为文化的自觉，“非诗书无以显亲”成为他们的共识，提出了“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财何益乎？”的口号。作为本质上是儒商的徽商群体，在经商之后仍不放弃儒业，孜孜不断地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热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追求。他们获得大量利润后，一方面注重宗族建设，不惜巨资，在桑梓之地建祠堂、修宗谱、置族产、建祖墓，以维护宗族的鼎盛。另一方面为了“亢吾宗”、“大吾族”，徽商还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建书院、修官学、办义学、设学田、助科举、购藏书，聘名师，精心培育家族子弟。据绩溪县《磡头志》介绍，磡头村许氏家族的“追远堂”，由商人捐助的田地产业“非捐配享”部分达90处，方圆近100平方公里的田地，每年由宗祠收取“清明租”、“生员租”，为子弟求学提供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