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一至四十八）

幸福的单纯

普门梦圆文殊院
□ 黄山 戴耕玖
　　前面说过，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黄山规模空前的开发高潮，起因是普门禅师的寻梦。寻梦的萌芽，在众多徽州商人、文人、官绅不惜血本、殚精竭虑的呵护扶持下，缔结出累累硕果。这最后成熟的硕果是普门那个梦境，为他圆梦的是休宁人黄正宾。
　　早在唐代，黄山最险峻的天都峰就被诗僧岛云征服；到了宋代，歙人吴龙翰、宋复一、鲍云龙三人费时三天，爬上黄山最高的莲花峰。而夹在这两座山峰之间且低四五十丈的玉屏峰，直到明代后期的1613年7月还无人涉足，而此时黄山的开发格局已定：温泉、云谷、北海、西海、天海、松谷、钓桥几大景区已是庙宇遍布，道路畅通，僧客如云了。
　　1612年，普门禅师从北京满载而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他的那个梦境。普师对前海诸多峰壑已了如指掌，莲花、天都、天海虽然雄奇，但都与其梦境不合。他的注意力移到了莲花、天都间的那座山峰上。1613年8月27日，67岁的禅师用木钩奋力引身攀上悬崖上方的一方平台。困顿而坐处，石窝半圆，正是他梦中的跏趺坐迹。大师四顾，奇峰错列，沟壑纵横，云飞雾漫……一切均与梦境相合。于是，这座后来名为玉屏的峰顶，第一次响起雄浑高亢、响彻云霄、震荡山谷的佛号。
　　寻梦梦圆，梦境是实，为感谢菩萨的指引，禅师决定在这里建一座文殊道场，但是，在这高山之巅建一座永久性的寺院，谈何容易？
　　不过，普门禅师时时福星高照，每遇难处，如有神助，就有贵人为他排忧解难：入山求地，就有道士福阳让出道观，给他建庙，富商吴养春赠送大片山场；入京求敕，又有官绅汤宾尹，宦官蔡钦、马进等引荐大内，获赐颇丰；欲修山道，江西粮道官歙人汪元功资助十余里……如今，正为修建文殊道场缺少资金而犯愁时，老朋友黄正宾从京城回来了。
　　黄正宾，休宁人，号黄石，性耿实亦如硬石。在京任尚宝寺正卿（掌管御玺）时，违抗万历皇帝暂不立储的旨意，在百官缄默不语时，力争立储，惨遭廷杖罢官。在京时曾捐银助普门建慈光寺。万历戊午（1618年）初回乡，闻普门寻得梦境，慷慨解囊，半年内便建起一座“文殊院”。
　　寺院规模如何？“既登峰头，一庵翼然。”这是当年徐霞客所见。但如果说这座庵像醉翁亭那样，那规模就太小了。不过，看过渐江、梅清的画图之后，又觉得当时的“文殊院”非得用“翼然”二字描写不可。图上的“文殊院”形如飞鸟：正堂为鸟首，东西厢房为两翼。
　　在万历戊午（1618年）的半年中，黄正宾还资助开凿出一条让走遍国内诸大名山的徐霞客都为之惊叹的道路：“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
　　在这高山之巅筑路建寺耗资多少？现在已无法估算。但参照清康熙时，建慈光寺毗庐殿等用银四万余，这“文殊院”只怕少不了万两！在万历时，正二品的各部尚书，全年的俸银只有150两，而黄正宾的官阶不过五品。我们且不说他是富有的徽商或是得到其他徽商的支持，单就这种一掷巨资，不惜血本且不求回报的精神，就该在黄山开发史上大书特书一笔。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真黄山绝胜处”！
　　普门禅师是幸运的，黄正宾为他修寺筑路，圆了旧梦，还了夙愿。所有后来到此一游的人，都因此成了幸运儿，而大名鼎鼎的徐霞客就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幸运儿。
　　只能说是天意安排。就在这年的九月初四，徐霞客来了。他来的正是时候：五年前，这里尚无人迹；五个月前，这里也无住所。如果，没有文殊院这个“中转站”，徐霞客在无处落脚、食宿无着的情况下，会因时间限制或体力不支，而很难登上天都峰、莲花峰。以此类推，就可能产生许多悬念：他的黄山之旅能否圆满？他的游记可能缺失？他能否毅然决然地作出“登黄山，天下无山”的评价？……
　　徐霞客两次游历黄山十二天，前后两篇《游黄山日记》共有4500多字。在文殊院的这一天，他就写了近千字。字里行间，喜形于色，神采飞扬。
　　天助黄山——普门的寻梦，黄正宾的资助，徐霞客的登临，三人完美的组合，为世人开辟了一处仙境，也为明万历年间黄山的大开发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二
吴养春黄山案
□ 黄山  戴耕玖
　　明万历戊午（1618年），黄正宾慷慨解囊，在玉屏峰巅建起一座“文殊院”，为普门禅师圆了梦境，之后，一直到1625年，禅师除对运输钦赐佛塔之事操点心外，整个生活基本上可以说是清心寡欲，安定清闲了。禅师曾将这段悠然自得写入诗中：
　　勤苦多年行脚还，
　　随缘且住一溪湾。
　　空流野翠围茅屋，
　　林幻烟霞写故山。
　　风撼树摇尘不集，
　　雨淋竹长影堪删。
　　既知流水流无住，
　　正好休心到处闲。
　　按理说，功成名就、大德圆满的普门禅师，应该在黄山精研佛法，颐养天年了。但是，到了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年近80岁的普门禅师却不听众人劝阻，打点行装，挈杖北上。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说：“普门大师晚年入都，乃欲以说服魏阉报明恩也。”劝说魏忠贤，这事似乎不可能，但是，普师与万历时的太监马进、阎鸾、蔡钦关系很好，1612年获赐甚丰，就是他们从中斡旋之功，通过他们接近并劝说魏阉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笔者在查阅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普师北上京都，还另有目的——受吴养春之托，去化解一场即将发生的灾难。
　　吴养春，字百昌，歙溪南人。其父捐金三十万两，钦赐中翰（高级秘书）五人，养春为其一。黄山多其世业，有地二千四百亩。他“矢愿遇高僧，以开山功德主为己任”。听说普门开山，他率先响应，将慈光寺地产捐送给普门。普门以慈光寺为基地，谋划并完成了整个前海（光明顶以南）的开发。他还将黄山北部的大洋湖及周边山场送给了普门，此外，他还资助了不少银两。所以，志载：“虽慈光后邀宸（皇宫）宠，亦养春首事之功也。”
　　就是这个对黄山有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却因村中的一场纠纷，埋下了一场灾难——史料载，吴养春富甲一县，为议村事，与吴孔嘉（号天石）父亲意见不合，众人都数说孔嘉父的不是。其父因此郁闷成疾而亡故。吴孔嘉时为秀才，他隐忍独居黄山祥符寺六年，在墙壁上、蚊帐上写满“死”字。天启乙丑（1625年），他探花及第。他为了复仇，不惜接近魏党。而恰在此时，吴养春胞弟养泽家逆仆吴荣，趁主人死亡之机，侵吞主财，以下淫上，乱伦主妾。当吴养春准备重罚时，吴荣脱逃依附魏党。
　　有两个仇家都投入权势熏天的魏阉门下，吴养春不能不防。他知道普门禅师与太监马进、阎鸾、蔡钦的关系；普师也自然不会推脱黄山第一施主的请求。于是，在1625年，年近80岁的普师挈杖北上。但是，普师真的老了，行至山西临清（今清徐县），坐化圆寂于他以前修建的乘愿禅寺。而在此时，一场让吴养春灭门的灾难，正在运筹中。
　　天启丙寅（1626年），逆仆吴荣在吴某的唆使下，诬告吴养春在万历时欺瞒山场土地，偷漏木材税30余万两，外有赃银60余万两。吴养春父子三人被捕入京，相继惨死狱中。魏阉派出的查追税款的吕下问，为了追回90万，四处扰民，吴氏亲邻，无不株连，最后引起民变——有两公差为搜刮民财，破门而入妇人之室，被众人乱殴而死。百姓万人大书“杀部安民”，放火焚烧钦差所住的察院，胡作非为的吕下问破墙宵遁。
　　吴养春黄山案，后在崇祯时昭雪平反；吴孔嘉复仇后即脱离魏党。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这样评论：“丙寅之狱，天石盖阴主之也，天石以复仇故，不惜接近魏党，颇遗訾议。然复仇后即归隐，未与魏阉逆谋，其心亦自可谅。”《黄山志定本》亦载：“尝为寺（祥符）置田若干亩，又念慈光食蒲弗给，倡募置田百余亩。凡掷钵（云谷）诸院，皆护持不遗余力，可谓有功于兹山者矣。”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三
莲花庵的宝物
□　黄山　戴耕玖
　　普门禅师1606年入山，1625年离山北上，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古志上为之立传的高僧近达三十人。他们有的劳苦功高，以开山立业为己任，如前面所写的普门开南海，心月开天海，寓安开东海，一乘开北海，慈愍开西海……有的静心修行，以虔诚礼佛为本愿，如在炼丹台修行四十多年的智空;久住文殊院，绝粮三年的晦昙;住在莲花洞，每夜登天都绝顶，点燃天灯的静庵……这些高僧或奉禅宗，或信净土，而本文所要写的印我禅师，却是一位道行高深，持律精严的律宗高僧。
　　印我禅师与开辟天海的心月一样，在普门1606年入山之前，就已进山。1605年，他曾陪国子监祭酒的冯梦桢，在黄山游历了8天。他在唐代汤院遗址上筑建起一座庭院式的庙宇，因正对莲花峰而名为“莲花庵”。就在这所平常的寺院里，却贮藏着几件难得的宝物。
　　宝物之一，是这里的竹子长得特别的粗大。黄山多石少土，独莲花庵有平地两亩。丰厚的腐殖土上生长的毛竹粗如碗口，于是，温泉一带乃至前海的诸多庙宇中的餐具，基本上都在这里得以解决。
　　宝物之二，是莲花庵中藏有一口铸着建文年号(1399年—1402年)的铁钟。这口钟，在黄山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至今无人知晓它是何人何时运来黄山的，也曾有人讳莫如深地作过建文帝遁迹黄山的猜想。
　　宝物之三，在徐霞客1616年初上黄山的日记中曾有记载:“宛转随溪，群峰环拱，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为。”由此可见，印我禅师不仅是一位律宗高僧，而且还是一位手艺高超的根雕艺术家。志载:“莲花庵中香几、鼍(tuó)床、钟鼓架，皆印我搜剔崖谷，取古木兰根手制，盘旋如鼍龙、波斯诸形，朝夕磨砻，荧若截脂，而几可诡异可玩。”看到如此精妙绝伦的根雕，当时“后天都社”的诗伴文友们纷纷提笔，铭颂诗赞不已。黄山历史文化中因此多出一笔别处罕见的根雕方面的内容。
　　潘之恒《木供铭》:“以枯木因，作非非想，以片石姿，擘巨灵掌。盛以甘露，散以空花，庄严净土，郁兴明霞。抽华于瘁，寓巧于顽，乾慧离垢，世出世间。一缕烟布，一滴云寒，超彼屡劫，谁测其端?”
　　王之杰《鼍床铭》:“斩株断根，功力何大?是曰鼍床，如狮子座。有法安稳，无法负堕。见虽欢喜，坐更自在。四大如如，永劫不坏。”
　　黄奂《钟鼓架颂》:“三十六峰，涌为宝地，结双玉树，芬敷条翳。色香非坚，花落木瘁，而其灵者，还根因蒂。丹崖时坼，精物效秘，出旃檀光，作钟鼓系。相其声间，震兹迷聩，以耳圆通，得根本智。”
　　从这些铭颂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万历年间的这个“天都社”“以禅诵念佛，称净业为常规;以诗画作文，称慧业为游息”的亦诗亦禅，禅修与诗画相结合的组社宗旨，而且，社中的诗伴文友们已有了很高的佛教方面的造诣。
　　可惜的是，这些精美的根雕在印我圆寂后，被慈光寺的僧人送给了吴养春;吴被害后，根雕归歙县?田某家，不久，便朽为一堆木屑。
　　莲花庵中的第四件宝贝，是一部八十一卷《华严经》。这部《华严经》是印我刺舌血而书写的血经，是他十年呕心沥血的绝世之作。《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修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被大乘诸宗奉为宣讲圆满释教的“经中之王”，被认为是佛教最完整世界观的介绍。唐代编译的八十卷《华严经》有四万五千偈。每首偈语按五言四句计算，印我刺血书写这部血经就有近百万的字数。也难怪他的根雕“朝夕磨砻，荧若截脂”，如玉般光润了。就此不难看出，印我禅师确实是一位持律精严，守戒重律，重视研习的律宗高僧。
　　这部血经后为祥符寺收藏。明代著名文学家陈眉公，游黄山时曾见到此经。他在《题祥符寺印公血书华严经》一诗中发相见恨晚，醍醐灌顶之慨叹:
　　大悟天都后，归来学懒残。醍醐灌顶上，舍利雨毫端。
　　无法向人说，将心与汝安。血经八十一，字字胜金丹。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四
始信峰的故事
□ 黄山　戴耕玖

　　1613年初夏，江苏吴县翰林黄习远(字伯传)从掷钵禅院(云谷)一路向上，前往新建不久的狮子林。这一路，他攀爬得艰难辛苦:“危梯悬绝壁，巨壑架枯槎。岚重旋飞雨，云开即布霞。披蓁衣厌浥，行潦磴欹斜。”诗意叫苦不迭:坡陡如悬，荆棘密布，浓雾飞雨，衣湿鞋滑。疲累沮丧的黄习远对传说中的黄山美景产生了怀疑。
　　在狮子林，他将这份怀疑告诉了一乘禅师。禅师笑而不答，待他餐饮小憩后，带他走向东面的一座山峰。过扰龙、黑虎、连理、龙爪、探海、卧龙诸松，扶着接引松枝，度仙人桥时，黄翰林缓步而上，自在轻松的愉悦，随着万丈深渊中飙起的凉风变成—阵惊悸。伫足定心，他被眼前峰崖间劈裂般的万丈绝壑惊呆，而这劈裂般的震撼又是突然出现在他的视觉与心理都处于极度轻松时——始信峰给人的美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性的，她给人的感受就是—种有惊无险，惊喜交加，喜出望外的。
　　这里，近观巧石林立，似仙似佛;远瞰阡陌如绣，云烟如海。黄翰林怀疑更重，不过，他怀疑的不再是黄山美景，而是自己的眼睛了。他开始相信黄山美到极致的同时，也始终不信世上竟有如此精妙绝伦的景致，于是，他名此峰为“始信”。
　　自此，始信峰上的故事就丰富多彩起来:三年后的1616年徐霞客踏雪而来，大概是雪太厚，覆盖了黄习远题、孙湛书写的“始信峰”三字，所以，他游记中没提到峰名，只说这里“乱峰列岫，争奇并起，藻绘满眼”。二十年后的崇祯壬申年(1632年)，进士方拱乾来山时，一听到这个名称，便有些欣喜若狂了:“‘始信’名自何人?予恨黄山峰名之恶，即‘天都’亦是龙虎院宫号，得此二字，喜欲绝，恨不飞蹑之。”能得到“无—日辍吟咏”的方拱乾的赞赏，足见“始信”名之奇妙。
　　七年后的1639年，道士鸟窠采药至此。他流连忘返，将“定空室”改名为“活死人墓”，三年不语，拒见外人。为编《黄山志》，在黄山苦心搜罗二十多年的歙县文人程弘志在所著的志中写了这样—则故事。他曾与汪肖仲、程惠生登峰拜访道士;鸟窠道人领三人到狮林煮茗待客，道人的茶具非常名贵雅致，“作淡赤色，含采弗耀，素所婆娑”。程惠生饮茶时不慎打碎茶壶，四座惊愕，唯道长视之不顾。程弘志赞其“栩栩然，如南华仙人犹在尘寰”。
　　转眼到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义士江天一来到这里。他在此独坐谋思，面对滚滚而来的清军铁蹄，他面临着忠孝不能两全的抉择。他想协助老师金声起兵抗清，却又担忧老母亲的生活。义士在这里悟出江山重于家庭，他毅然决然地走上抗清征程。
　　壮士出山的步子悲壮果敢，而此时进山的文人的脚步却是悲伤而凄凉——渐江、石涛、梅清、雪庄……这些明末遗民手无缚鸡之力，复国无望而又淡泊功名，只能寄情山水，遁迹黄山。他们被这里孤傲的奇松、峥嵘的怪石、缥缈的云海所折服，以山为师，以山为友，挥毫泼墨，勾勒渲染，描绘黄山真景，抒发个人情怀。始信峰成了名重后世的“黄山画派”摇篮。今天，我们还可在石涛的《坐看云起图》中看到“寒江子独坐”的意境;在渐江1660年所作的《黄海松石图》中，我们能看到350年前探海松、卧龙松的英姿……
　　百多年后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初夏，68岁的大才子袁枚被“海马”如襁褓般背到这里。这个袁大才子洞察力高超，第—次明确提出，“始信峰”由三座山峰呈品字形组成:—峰在南，峰上有卧龙松、探海松;二峰在中，即接引松、净土门所处的山峰;三峰在北，顶部稍凹处，三面石壁宛若残垣。老才子对这里更是情有独钟，似乎葬身于此，也在所不惜。他立于峰巅，脚趾悬在崖外，戏言:“坠亦何妨。溪无底，则人坠当亦无底，飘飘然知泊何所?”
　　就在江天—在始信峰巅刻下“寒江子独坐”160年后，又有一个姓江的在此刻下“江丽田弹琴处”。他是江天—的族孙江丽田，康乾盛世的繁荣与高压，已将他骨子里的血性化解。他仰慕先祖刚烈之气节，但又只能弹琴弄弦。不过，他的琴声太神妙了，二百年后，人们还能从琴台旁的那株“聚音松”上听到他的琴声。
　　始信峰的故事太多太多，若是将这些高僧名道，文人义士，文韬武略，琴棋书画的故事，编成戏剧，倒还真能唱上十天半个月。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五
赵州庵传奇
——兼说黄山古时的几次自然灾害
□　黄山　戴耕玖
　　在编辑《黄山风景区民间传说》时，曾对其中的一篇名为《赵州庵传奇》的传说颇感兴趣。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天门坎内，天都峰下，有一方高崖峭壁间难得一见的黄土岭，因岭头如巨象额头，岭脉细长下延宛如象鼻，而名“象眼岭”。明朝末年，一个和尚在这座岭上建起一所庵堂，因和尚来自河北赵州，人们便名为“赵州庵”。后在南明唐王(隆武朝)时任东阁大学士的顾锡畴曾借宿于此庵。为感谢老和尚的盛情款待，他题写门额“山邮”，意为此处乃山中可供食宿的驿站。明崇祯甲戌(1634年)，老和尚忽得一梦:有赤龙前来借道，怕老和尚惊恐，请其暂且回避。老和尚依言翻过天门坎时，就听到庵堂那边，电闪雷鸣，地动山摇。天亮后，老和尚回到庵中。只见庵后山崩如削，庵前石坠如几，而庵堂安然无事;更奇的是，庵前崩塌的石几上竟生长着五棵松树。那块巨石，后被明末清初诗画高僧渐江和尚名为“龙翻石”，并将庵、石、松绘成一幅奇妙的画图。诗人许楚亦以对联记此事:
　　俗传龙送石，僧说佛留松。很明显，这则传说记载了明崇祯年间，发生在天都峰西南侧的一次因地震或暴雨或风化而引发的山体崩塌灾害。
　　类似这样的自然灾害，古志上还记载了不少，而且多发生在明末清初，除自然的因素外，当时，人为的大规模的开发也是灾害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
　　万历丙辰(1616年)二月初七，初上黄山的徐霞客从北海往松谷的路上，见到了一次才发生不久的山崩:“下，五里，循涧而行。忽前涧乱石纵横，路为之塞。越石久之，一阙新崩，片片欲堕，始得路。”今天看来，这次从宝塔峰坍塌下来的山崩，从山腰直至山脚，将近两公里，约十米宽的遮天蔽日的林木埋压摧毁。不过，这次山崩，却成就了一段佳话———试想，老路是循涧而行，青苔湿滑，林密憋闷，蚊蝇蚂蟥……此时，忽见崩石一道，如路铺陈，直达山腰，让人豁然开朗，神清气爽，于是，人们沿着这道崩石，稍加整理，便成磴道并美其名日“仙人铺路”。
　　51年后的康熙丁未(1667年)6月中旬，“黄山三隐”之一的陈辅性从焦村前往慈光寺，在汤岭上石亭小憩时，“见对面云门峰半忽发大声，似雷奋天空，陵谷震动，昂首视之，见巨石掀翻，彼此磕碰相随堕下者不可数计，石火灰埃复如电闪云飞，疑是老蛟破石而出，须臾水涌岸摧，此身填涧中泥沙矣。既而声收尘散，四山静默，凝神审观，则半壁破阙，新痕灿现，岂驱山铎振耶?巨灵掌劈邪?何风雷未作而有此怪异也?”这位专学杜甫的诗人，为此次山崩专门写了一篇长诗，谈他的所见所闻所感:
　　“冲暑度峻岭，喘吁百相续。小歇破亭子，乱石势攒簇。晴空缈无际，山气自澄肃。
　　低首思太古，神往正回复。忽发霹雳声，砰轰震山谷。
　　惊起视何物，巨石如丰屋。圆转危壁间，奔腾类山瀑。
　　烟尘起障天，云兴雾相逐。疑是龙所为，翻山肆氛毒。
　　不借雷风威，下徙深潭曲。百兽皆战栗，魑魅亦畏缩
　　惟有独行子，精魂仍静穆。矫然越岭去，两腋风肃肃。”
　　志书说陈辅性严毅孤峻，死不薙发而隐遁黄山。此诗中也自有一股泰山崩而面不改色的英雄气概，但是，康熙戊午(1678年)，玉屏峰的一次雷击，却将一个叫广明的和尚差点吓死，大病数月。那年夏天，一个炸雷击中玉屏峰，真正意义上的石破天惊。迅雷过后，从峰顶到山腰，裂开一条宽四五寸缝隙。今天，在张大千题刻的“云海大千”西侧约两米的位置，我们还可清晰看到这条裂缝。黟县诗人胡与高康熙辛卯(1711年)，在炼丹台见“路旁虬松，皆秃首黥身，烟煤惨黯”，这也可能是雷电惹的祸。
　　所幸的是，这几次自然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而在乾隆二年(1737年)，黄山暴雨三天，桃花溪中的洪涛夹杂着巨石，将温泉对面的祥符寺前的石撞毁;寺后桃花峰上水帘洞下来的洪水，就势将整个祥符寺推人桃花溪中，除一个早起烧饭的小沙弥逃脱外，诸僧皆毙命洪流中。还有，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5月25日夜，黄山特大暴雨，境内诸山并发洪水，伤人140多。连胜过雁宕景致的大洋湖也极可能毁于这场大暴雨，因为，此后再也见不到关于大洋湖的“弱芦千顷碧，鸥鹭满鱼梁”的文字了。
　　古志上说，黄山乃蛟龙窟穴，蛟纹遍布，峰裂石坠，山洪暴发之事，指不胜数，不过，这些自然灾害在改变黄山风貌的同时，也丰富了黄山的文化，特别是在民间神话传说方面。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六
明遗民在黄山的活动
□　黄山　戴耕玖
　　“我还有—个神秘的猜测，就是那时的黄山偏僻，山深林茂，明清之交，那些江南反清分子都把黄山作为联络点。譬如有记载说，清顺治朝还在慈光寺举行过追悼崇祯的道场。”
　　当代著名学者李—氓在《明清人游黄山记钞》序中的这个猜测，并非—点头绪也没有。这主要表现在，大批明遗民复国无望，或遁入空门，或隐居黄山。当时，山中的明遗民的活动相当活跃，不过，反清的色彩不是太浓烈:今天在玉屏峰顶还可看到的“天地自明”四个大字，许承尧老先生就认为是明遗民为表达对明朝的怀念而镌刻的。明遗民们亦恐当时喧嚣尘世的“文字狱”，而在“天地自明”的“明”字上面刻上—横。这飞来的—横，使“明”字又有了“丽”字之解。倘若有人欲借文字兴狱，那么，这幅石刻就可以作“天地自丽”解。另外，当时在汤口岭上的汪(华)公庙的对联也似乎有点反清的意味:“宇宙尚存唐岁月　山川犹见汉衣冠”。
　　更多的是，明遗民在礼佛诵经或吟诗填词声中，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的怀旧哭泣之音。
　　汪沐日，字扶光，崇祯甲戌(1634年)会试，几以第—魁天下，后官兵部武选司主事，国变后落发为僧，法号弘济、益然，圆寂后龛归黄山。黄宗羲在《吴山益然大师塔铭》中说他:“灯息夜阑，无故痛哭;佛号常啼，苍天呼之。”也就是这位组织“世忠营”抗清，明亡后屡拒清廷征召的黄宗羲，在八十—岁时来到黄山，以赴好友沈寿民之约，虽然，此时沈寿民已经病故。在黄山，想到明朝灭亡，好友故去，他也是悲天悯人，“绝顶相看恸哭余”，大哭不已。歙人程守(字非二)在顺治二年(1645年)在慈光寺也遇到—个叫雪藤的僧人在嚎啕大哭，祭拜崇祯皇帝。
　　当时的黄山，有多少明遗民?已无法统计。
　　熊开元，字鱼山，崇祯时吏科给事中(稽查、监察)。因直言进谏弹劾宰相周延儒(满学专家阎崇年先生认为此人该千刀万剐)，被锦衣卫廷杖下狱。明亡出家，法号檗庵、正志，常住云谷寺。后来“死在苏州，却非要求埋葬在黄山不可。”(李—氓语)骨灰塔在丞相桥边。
　　凌世韶，崇祯进士，官户部，顺治乙酉(1645年)出家，法号白毫、大时，长住文殊院。钱默，崇祯进士，官县令，鼎革后投云谷寺，皈依无易大师，法号无知，又号智灯。还有隐居焦村的“黄山三隐”沈寿民、汤燕生、陈辅性;“黄山画派”创始人渐江、石涛、梅清、江注……
　　大批明遗老遗少的进入，以及徽商经济的发展，黄山的基础开发与文化发展在继普门之后，又出现了—个新高潮。
　　首先，是黄山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清初得到完善。对道路、庙宇的建筑，已从乱章无绪，乱搭乱建，乱辟蹊径，乱砍滥伐而转为简约而有侧重，合理安排宿点，注重线路循环。当时，山上的小庙大都荒圮，山下的大寺则更为壮观辉煌，在黄山东、南、西、北四面形成云谷寺、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松谷庵“五大丛林”，而这“五大丛林”又是山上为数不多，但又处于重要风景点上几座小寺庙的供给基地。
　　大批的明末遗老遗少中，有不少是学识高深，技艺高超的诗画高手。他们以诗画抒愤解忧，因此，黄山的文化活动，也异常繁荣起来。
　　名重后世，至今仍然活跃的“黄山画派”就是此时诞生的。这些明遗民不仅自己挥毫泼墨，还教徒授学，广交画友，互通有无，切磋技艺。当时的渐江、石涛、梅清、戴本孝、郑雪、吴廷羽、陈渭、汪之瑞、萧云从、查士标、江注等画坛高手，或是师徒，或是至交，亦或亲戚。明遗民在“黄山画派”中起着领袖或旗手的作用。
　　明遗民在自己创作大量的诗文的同时，也注重搜集整理古今诗文作品。如高僧大涵，结茅炼丹台，终年无日不诗，著有《雁黄布衲黄山游草》，收记游诗数百首。高僧弘眉编纂《黄山志》十卷。汪沐日编著的《黄山志》后经闵麟嗣整理成《黄山志定本》，是存世黄山旧志中最为完备者，也是迄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部旧志。在他们的影响下，康熙年间共出版了6本志书类的书集。
　　正因为这些明遗民的到来，黄山的历史文化因此丰盛丰厚起来。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七
黄僎守信建慈光
□ 黄山 戴耕玖
　　黄山慈光寺，是一方风水宝地，早在明代隆庆朝，玄阳道人在这里建起一座道观，名“步云亭”，俗称“朱砂庵”；到了万历丙午（1606年），高僧普门改建为“法海庵”，1611年万历敕名“护国慈光寺”。虽说名声显赫，但到明末清初时，这里的建筑规模一直不如云谷、龙凤、翠微诸寺院，直到康熙初年，这里才形成规模，成为徽、宣两府梵林之冠。成就这件功劳的是歙县人黄僎（字于升）。
　　话说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十二日上午辰时，漫天阴云随风而散，黄山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壮观的彩虹，出现在慈光寺上空。彩虹东起钵盂峰，西接云门峰，横亘数千丈。该是天意撮合，就在彩虹初显的同时，慈光寺里鞭炮齐鸣，钟鼓喧天；接着，在高僧行伟上人率领下的众多僧侣的雨后溪流般滔滔诵经声中，缠绕着红绸的大梁缓缓架上了毘庐大殿。经声辄止，歙县绅士汪溥抑扬顿挫，高声朗诵上梁文；司仪向四方抛撒陈年五谷……在众多前来祝贺观礼贵宾的正中席位上，面容儒雅的60岁的黄僎拈须含笑，看着毘庐殿大梁下的前朝万历皇帝所赐的七层千佛塔渐渐被椽条覆盖，他如释重负，微微舒了口气。
　　这座高不过三丈余的佛塔，是普门禅师花了13个年头从北京运到慈光寺的——1611年获赐，1612年运到杭州。饱受水患灾难的杭州人认为洪水是因送佛塔而来的，他们散发帖子，欲碎佛塔，以止水患。当时驻在杭州的兵部尚书岳元声，见势不妙，急忙手谕巡抚、知府，调拨了四百多役夫，将佛塔从富春江经新安江，运至徽州丰乐河边的岩寺镇。1613年至1614年间，数十人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将佛塔运到汤口程姓祠堂中；搁置了一年多后，才运到黄山汤泉对面的祥符寺，五华里路用了15天。这样的速度，据说还是因为得到一只翘翅善鸣、红冠白羽的大公鸡的神力相助才达到的。又过了9年，佛塔沿着“人字瀑”峭壁上的一百多级“罗汉级”，用翻车绞动，花人力数万，才运到慈光寺。这事发生在1624年，也就是说，佛塔从北京到慈光寺，用了整整13个年头。
　　或许是大功告成以示庆祝，更大的可能是另有谋求。1624年冬初，年已78岁的普门大师在寺中与“天都社”的骨干汪有恒、潘之恒、王之杰、吴光胤、黄奂、黄僎等聚会。普门此时提出了一个使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难的话题：想找一人，集资数万，建一座大殿，供奉三丈多高的佛塔。就在众人皆有难色，建殿之议将搁浅时，年仅18岁的黄僎口出惊人之言：“既然工程费用巨大，没有一个人出面负责是不行的！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建座大殿又有何难？”普门师深知徽州人一言九鼎、明礼诚信。黄僎的这番话让他释下重负，而黄僎为了这个诺言，则筹谋了整整42年，花费银两四万多。
　　黄僎后来移居北京，入国子监。家业富足，事业有成，但对那句诺言，他一直耿耿于怀。康熙四年（1665年），他告老还乡，同时，他聘请了顺治朝帝师玉林法师的高徒，行伟上人为慈光寺方丈，入山主持基建事务。
　　就在黄僎离京回乡时，歙县老乡方献廷送上一笔数量不菲的银两。原来，献廷父亲方一藻曾任明崇祯朝兵部尚书。他1615年游黄山时，与普门师有一面之缘。1626年，他升任到兵部时，写倡议书并带头捐俸银一百两，为慈光寺募捐。他的同僚高起潜、朱国栋、袁枢、吴襄、吴三桂、祖大寿等五六十位边关大吏纷纷解囊捐助。
　　康熙盛世，国泰民安。60岁的黄僎开始兑现他18岁时的诺言了。1666年8月，供奉佛塔的毘庐大殿开工，年底竣工。3年后，弥勒、罗汉、天王等殿、东西禅堂，次第落成。这也就是说，在普门入山（1606年）整整一甲子（60年）后，慈光寺建筑才全部完工。这时，普门师已圆寂41年了。
　　当年慈光寺的恢弘气象，从康熙朝的诗画高僧雪庄的图中还可领略到。图画与黄氏后辈黄肇敏咸丰九年（1859年）的《黄山纪游》的记载基本相符：过回龙桥登八十级为关帝殿，即慈光寺头道门，敕赐悬额：“护国慈光寺”，过殿后有得心亭，出亭百级，是辨源亭。登阶而左是灵官殿，又上是弥勒殿，为慈光寺山门，再渡桥入毘庐殿。由是可见，当时的整个建筑群，从回龙桥上至寺院，纵深1公里余。
　　慈光寺的创建史，是徽州人开发黄山的缩影。三百多年中，徽州商绅前赴后继，屡屡接济：先有吴养春等人捐献地产，后有黄僎筹巨资筑建；近有天都社诸友扶持，远有方一藻等遥相呼应；著名画家汪采白的祖父，有“江南大儒”之称，自号“黄海山人”的汪宗沂老先生在清末还曾投资。今天，在回龙桥上方宽阔的台阶边的岩石上，还可清晰看到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黄海山人修”的石刻。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八
“黄山野人”雪庄(一)
□ 黄山　戴耕玖
　　黄山历史上，敢以“黄山人”自号的，多是极富才情者，如明末清初的汤燕生，号“黄山樵者”，其诗文书画，都堪称—流;又如清末江南大儒汪宗沂(著名画家汪采白的祖父)，他自号“黄海山人”;还有民国时编著《黄山指南》的“黄海散人”陈少峰;不过，最有名的当数康熙年间的“黄山野人”雪庄和尚了。
　　他才气横溢，书画高妙，色调高古:或焦墨枯笔，准确勾勒;或著墨精微，清淡渲染;或用笔颖脱，刚柔并举。他笔端的黄山，原始静穆而发勃勃生机;雄壮伟岸而又纤秀依人;宣纸上飘浮起奇峰云海，徽墨中散发出鸟语花香。还有，他那支生花妙笔下的诗文，更是性情融人山水，禅意化为松烟，触目皆是菩提。
　　他将满腔的才情都倾洒在黄山。他的诗画涉及到黄山的方方面面，黄山的自然万物，几乎都沾有他才情的雨露。他名号中的这个“野”字极具妙意，既可解为性野豪放，不受约束，喜好野外野生，好住深山幽谷，喜爱“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野趣;这“野”字还可解为他对野生野趣的喜好，热爱——峰壑云烟、风光雪月、花鸟虫草……
　　他好山:—住黄山32年(1689—1721)。1693年，太守丁廷楗进山三请，迫其人京，他见了康熙后即奏请还山，未允则整日嗜睡。第二年归山后，喜不自胜，作诗抒怀:“野人爱穷谷，—瓢皈嶙峋。真心等木石，枯坐无冬春。起立头触书，经行云满身。自封岩畔老，永作轩皇民。”
　　他好雪:慈光寺方丈、诗僧中洲和尚(海岳)冒雪相访，见他坐卧深雪，怡然自得，并作《看雪》诗，谈黄山雪给他的创作灵感:“始信天公巧，名手色难设。取法月余日，暗补从前缺。精微欲语人，举似不能说。趣味自耽赏，梅花先露泄。造物真我师，指示倍亲切”。可见他不仅名号中有“雪”，其骨子里更爱。
　　他好花:程且硕《春帆纪程·记云舫》说他为黄山的106种奇葩异卉，含丹吮粉，工笔描摹并命名赋诗颂扬。他在《木莲花图跋》中，把自己融人木莲花中:“木莲今岁多情怀，夏日开过秋又开。似要山僧写香色，证明云舫有仙来”。
　　他好水:作200多字七言古诗《雪夜听泉歌》:“人夸黄海峰峦奇，更有水声人不知。怪石古松形已定，水声变幻神魂迷……”从水声中，他听到释、道、儒三界以及市衢、乡村等各种声响，他在水声中潜心修行，体悟佛性。
　　他好雨:初人黄山时，适逢雨季，“大雨淋头几曾歇”，但他却能以画家独有审美视角鉴赏雨中黄山特有的魅力:“衣裳翠湿不知冷，白云—望空漫漫。石笋云中忽有无，米家树法真模糊。”
　　他好动物:老虎遇他，弭首让道，驯服如羊;连人见人厌的乌鸦，他也视为亲故。有《双乌》诗为证:“雨雪深山谁最亲，双乌索食往来频。野人每饭留乌食，听见乌来如故人。”
　　他好月:“逍遥物外忘机处，彻夜松根月下禅”;他好晴:“忽夜千峰霁，当空—镜悬”;他好静:“爱闲得静趣，好雅到幽微”;他好万物:连松叶百卉也舍不得丢弃，杂米煮饭而食之如饴……
　　“黄山野人”雪庄也自有几分神秘，有人说他活了100岁，有人说他活了120岁。关于他的生卒年，近三百年里都没人能考证，几乎所有资料都—直标以“不详”。直到2000年，资深徽学家汪世清先生在忙完《歙事闲谭》审定工作后，对雪庄的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才考证出雪庄约生于顺治三年(1646)。学者蒋志琴著述的《关于雪庄的三个问题:生卒、出家以及绘画思想》—文，佐证了汪世清先生的观点:“据程梦星《今有堂集·香溪集·云舫喜晤雪庄》中‘云白峰青老闭关，古稀夏腊尚朱颜’句，可以推出程梦星游黄山时雪庄约七十岁。又从《畅余集序》可知，程梦星最可能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游黄山。以七十岁计，雪庄约生于顺治三年。”在现在还没有确切资料可以反驳之前，雪庄约生于顺治三年(1646年)，该是最权威性的。
　　关于雪庄的卒年，乾隆年间休宁汪彩五所辑的《黄山导》—书中，收集了清代修志名家旌德方学成，在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十—日至十七日游黄山时《黄山游记》七篇，其中记载“人皮篷，为雪庄习静地。闻其朝瑟暮鼓，禁足几三十年，惜撒手弥月，未能—结静因。”可见，雪庄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六月。学者蒋志琴也曾佐证:雪庄学生“释—智《云舫继述轩文钞》载:‘兹以戊申(雍正六年)杪冬望后二日，敬奉华严奥典，延至己酉正月望前四朝，欣看圆满期场。事缘先师示寂八年……’‘己酉’，雍正七年(1729)。雍正七年时雪庄示寂八年，可推知雪庄卒于康熙六十年。”
　　由此可见，雪庄生卒年基本上可定为1646年——1721年，年龄约75岁，而不是各种资料间的互相传抄的活了100岁或120岁。


黄山逸闻掌故三十九
“黄山野人”雪庄(二)
口　黄山　戴耕玖
　　前文说过，雪庄生卒年约是1646年-1721年，他1689年人山时是33岁，之后，他在光明顶东面深壑中的“皮篷”生活了32年。这里是雪庄栖身之地，是他理想中的家园。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这里，所以，他对“皮篷”呵护有加，只几年时间，就将一处莽荒僻壤营造得美轮美奂———前有如意亭，中有五峰阁，后楼卧室得月轩。客寮佛堂，山门小亭，错落有致。
　　康熙十八年(1679年)出版的闵麟嗣《黄山志定本》中称这里为“兜率庵”，因以杉皮上覆而又名“皮篷”，为明崇祯时一心和尚所建。很明显，这样的建筑，破坏性是极大的，“皮篷”的名称也粗俗得很。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雪庄人住后，取“云舫皆因屋似船，晴浮银浪景无边”诗意而美其名日“云舫”。他初人山时，所建的庵堂为茅草和箬叶覆盖而不是树皮;六年后(1705年)，友人汪松峰为他盖起数间瓦屋。雪庄专门画《黄海云舫图》并题诗四首以谢之，诗一:“风云吞吐箬篷穿，久雨难为屋保全。抱拙头陀惟信数，一朝盖瓦定前缘。”
　　在黄山的半辈子里，雪庄挂瓢策杖，登眺搜寻，悉得山灵真貌。在“云舫”中绘《黄山图》百十幅，作《山花图》106种，其诗作更是不计其数。绘画作诗之外，雪庄种花修树，自寻其乐，他尤其喜爱孤傲冷洁的梅花。黟县胡与高康熙辛卯(1711年)上黄山曾见“雪公迎而笑日:‘我种梅二十年，今晨始开，固当有佳客至’”。雪庄仿名家画树之法，修树整枝，有《修树》诗:“元镇树瘦直，咸熙树古怪。修就各天然，道人收人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黄山风景区的去杂伐秽并使黄山各种乔木迅速成林，并产生“中无杂树，芳草鲜美”的视觉效果的“修林”工程，极可能是从雪庄诗中得到启示的。
　　在雪庄的眼中，“云舫”周边的峰石，都成了鲜活灵动的人物鸟兽。他或推窗远眺，或登峰探壑，或卧游悟趣，将“云舫”四周的远山近景、峰峦松石都冠以美名，并将这些景致都绘成图画并题《云舫杂景诗》二十多首。这就是后世传名的“皮篷三十六峰”，不过，这些命名有峰有石，因此，称之为“皮篷三十六景”，更为妥当准确。
　　根据雪庄所绘黄山画，皮篷四周各山峰与巧石名称如下:
　　东面(步行登山道方向)，近处有香炉峰、指路峰，远处有聚仙峰、忘机峰;巧石有上山马、听泉僧、角鹿、狮子。南面(云谷寺方向)有玉兔峰、鱼篮峰、探珠峰、老子峰、天医峰、天乐峰;巧石有姐妹石、鹦鹉石。西面(光明顶方向)有辅峰、比秀峰、文笔峰、看松峰、育婴峰;巧石有石伞、拜云石、看松罗汉。北面(白鹅峰方向)有蟠桃峰、天外峰、石壁峰、送供峰;巧石有曼倩石、举头天外人、舞龙台、月明僧、空生宴坐;紧靠在皮篷后有锦屏峰、石婴峰;巧石有面壁头陀。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命名除象形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儒、释、道等方面的典故，其中又以佛教方面的为多，如“鱼篮峰”，因立石如人，脚边方石如篮，俗称“老僧采药”，而雪庄则寓《西游记》中第49回“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故事来命名。若是用心考证，这“皮篷三十六景”是足可编辑出一本厚厚的神话传说之类书籍来的。
　　行笔至此，人们不禁要问，作为“黄山画派”开创者之一的雪庄，为什么与同时代的“黄山画派”三大代表画家渐江、梅清、石涛没有交往，特别是与年纪相仿的石涛，相互间甚至连姓名都不知晓。不过，从雪庄进山的时间上分析，这些问题就不难解释了。雪庄1689年人山，这时渐江(1610年—1664年)已离世25年;梅清(1623年—1697年)也已是66岁的老翁了;石涛(1641年—1707年)比雪庄约大5岁，虽说多次上黄山，但能确定时间的是前两次:康熙丁未(1667年)与康熙丙辰(1676年)，如果，他后十年中又到过黄山，也会因雪庄尚未进山而失之交臂。虽说他们没有会面，但其神交已久。雪庄曾为歙潭渡黄筠庵评定《黄海真形图》53幅，评论中，雪庄对渐江画作赞不绝口，诸多“大观，妙绝!”类评语;对梅清亦是“妙，妙，好章法!”的高度评价;遗憾的是，其中的五幅石涛作品，没有评议，所以，许承尧怀疑是后加人的。
　　关于雪庄，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还是清乾隆间的胡文铨的诗，评价得恰到好处:
　　何年披发入名山，卓锡皮篷誓不还。诗律精严齐李杜，画图神妙掩荆关。
　　△:荆浩、关仝，元代北方山水画派代表人物。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
木莲诗僧海岳
□　黄山　戴耕玖
　　“忆昔黄山至谷口，只与天通绝人走。”“风来处处朝闻磐，月出山山夜见灯。”
　　这是高僧大壑描述明末清初时黄山变化的诗句。那时的黄山道上，高僧云集，摩肩接踵。虽说都是虔诚的佛家弟子，以禅诵念佛为常规，但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生活条件不同，明僧与清僧，其作为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的———明僧在黄山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基础性的开发方面，如心月、普门、寓安、—乘……他们以艰苦卓绝的劳作，凿天堑成坦途，辟蛮荒为仙境。
　　清初的高僧，由于交通顺畅，生活方便，则将满腔的才情，倾注在文学书画创作上。前文说过，雪庄禅师在“皮篷”生活了32年，但他并不穷困寂寞:山外，他有好友歙县汪松峰、黟县胡与高为他建屋送粮;山中，游客山僧以他为师为友。“皮篷”中经常是高朋满座，诗画唱和，好不热闹。这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他的莫逆之交———诗僧海岳。他也是清初黄山僧人诗词创作的领袖人物。
　　海岳，字菌人，号中洲，世居京口(今镇江市)。顺治己亥(1659年)全家百余口遭陷人狱，未久父亡，遂由儒人释。他学识渊博，戒行精严，康熙时曾任黄山慈光寺住持。雪庄初人山时遇雪，生死不明。海岳闻讯负粮冒雪寻访。雪庄就雪而食，两人遂成至交。他与雪庄，—驻山麓，—居山巅，遥相呼应，互访往来。三十多年中，山僧敬之领袖，游人目睹为幸。
　　雪庄受官府迫请，匆忙人京而海岳未知。海岳相访未果，只能悄然而归。为此，他诗—首《访友不值》:
　　寻君复不见，寂寞出林间。落叶溪边路，浮云海外山。午烟桑柘隐，秋色户庭闲。爱尔幽栖好，归来亦闭关。
　　诗中的落叶、浮云、午烟、秋色———飘荡着清幽淡雅的风光;溪边路、海外山、桑柘隐、户庭闲———散发出淡泊名利的清闲。
　　都知道，慈光寺有座千僧灶，因而相传兴旺时有僧千人，但是，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僧人最多的，是海岳任住持时。吴江学者潘耒康熙丁丑(1697年)见慈光寺写道“僧可百人，钟板肃然，有丛林模范。主法席者中洲和尚，济宗人也，枯坐深山，不废提唱。”即使以今日的规模，慈光寺也只能容纳百余人。千僧聚集，只可能是暂时的聚会。
　　僧多粥少，良莠不齐，梁柱半朽，大殿将圮。作为方丈住持，他要礼佛精修，他要管束僧众，他要募资修庙……他的诗写得清雅闲适，但他的生活并不清闲自在。
　　繁忙之余，他创作了大量的诗作。著作有黄宗羲为之作序的《绿萝庵诗》，还有《万山拜下堂稿》。其中的《黄山赋》洋洋万余言，是目前所发现的关于黄山的文字最多的—篇文章。全赋上取六经，下及百家，句句有典，渊博富丽，气势磅礴，腾跃奔逸。鄙人曾有幸阅览，仅读数页，就觉齿腭留香，额头泛汗，如饮百年佳酿。
　　在现在的慈光寺碑墙上方的小山坳中，有—株高数丈合抱粗的常绿大树，因花形似莲，故名木莲，小山坳也名为“木莲坞”。
　　深山独立，常青不凋，孤傲清雅，身洁如玉———木莲散发出的阵阵飘香，陶醉了心如古井的海岳。他从木莲的枝干花叶中，找到了自己毕生所要追求的完美。油然而生发出“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的相见恨晚之感。为这棵木莲，他写下了—百首诗。这株木莲，因此成为黄山最有文化底蕴的古树名木。也就在此时，山巅“皮篷”中的雪庄含丹吮粉，画出了—百多种奇花异卉。珠联璧合，成就了黄山文化史上难得—见的佳话。雪庄所画的花卉中，流传最广的也是—株木莲。不过，仔细看后，会发现雪庄画的乃是与木莲极相似的天女花。
　　重峰绝巘结根深，冬雪春冰肯自任。既傍高岩花得所，岂辞胜日客相寻。凌霄贞干同松柏，洁己声名重玉金。叹息开山人已矣，还将孤树表坚心。
　　可以说，这首诗可与周敦颐的《爱莲说》相媲美。诗中不仅写出了黄山木莲与莲花相同的洁身自好，清高不妖的品行，而且，将黄山木莲的结根高岩，凌霄如松，冰雪自任的更为高尚的品质，凝聚笔端。
　　周敦颐的那句“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可以休矣!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一
天风吹落吴刚斧
———保护黄山松的故事
□ 黄山　戴耕玖
　　关于黄山松的美，徐霞客解释得最清楚:“绝巘危崖，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盘根虬干，愈短愈老，愈小愈奇。”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黄山松的美，—是枝干“盘根虬干”;二是树冠“平顶短鬣”;三是数量众多，“尽皆怪松”;四是须立足于“绝巘危崖”。特别是这第四点，它既是黄山松形体美形成的原因，也是衬托出黄山松美的最佳背景。但是，这种环境在形成黄山松质硬形美的同时，也为黄山松制造了灾难:愚民用她燎炭烧窑，文人移植她在庭院……曾几何时，砍挖黄山松泛滥成灾，清初诗僧大涵痛惜不已，写下了“天风吹落吴刚斧，又丧青松—尺魂”的诗句。
　　早在南宋时，歙县就在今天“寨西”村东边的柘木岭设黄山寨，元、明、清在这里或潜口设巡检司;太平县清初时，也在箬岭关设箬岭汛，对黄山进行管理，不过，巡检司主要是职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而风景区内没有居民村落，仅有寺庙，自唐至清，景区内的管理主要由寺院主持。这种无权无势的软弱的管理机制，使饱受天灾之苦的黄山松，又惨遭人祸的殃及。
　　在明万历九年(1581年)，歙县县令李邦和来到黄山，那时是“谷幽径邃，日没榛莽，游者罕至”，中心景区还处于封闭状态，但是，景区外围的黄山松的命运已然不测。志载，在崇祯朝担任巡抚的歙县槐塘人唐晖，万历乙酉(1585年)为孝廉时，见邻邑匪类煽惑近山乡愚，于峰源之间凿厂开窑，伐松燎炭。他于是率诸多同袍，以黄山是明都城钟山龙脉，具呈于府衙，要求严禁，伐燎之事遂以停息。黄山为明朝龙脉之说，在民间则敷衍成—个传说:明宫中皇后娘娘背部生出—个痈疽，久治不愈，后请术士卜算。术士测出，病因是龙脉黄山北面的—座山上建了—所土地庙，只要拆除此庙，毒疮就会不治而愈。后事果如术士所言。
　　这“龙脉说”，在明代，对黄山松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的。
　　关于黄山松的保护，在高僧心月、普门开山之初，众多文人就表现出了忧虑，如经学家姚文蔚就为“游者日众”担心黄山松的保护:“释心月悬空挂壁，凿山轩足，创通鸟道，好奇者往往而至，于是峰巅怪松，不得保其千岁之寿者多矣。”他建议心月先刻二石，大书珍惜保护之言，置放于温泉、松谷，以告诫游者，爱护黄山松。
　　事实也正如文人们担心的—样。随着黄山中心景区大规模开发，可做上好建材的黄山松，在诸多庙宇的建造中，频遭伐凿。清初陈鼎所著的《黄山史概》就有这样的记载:“松林峰，乔松万树，大者十拱，高者二十寻，皆太古时物也，前朝极盛，今存岩石矣。”旌德修志名家方学成康熙辛丑(1721年)上山时也说“天海平可千亩，先是万松离立，竟空翠，青无际涯，今剪伐几尽，为之惋惜不已”。
　　特别是到了朝代鼎革，明清更替，具有权威性的“龙脉说”不攻自破的同时，又出现了—种对黄山松破坏极大的特殊职业———挖卖黄山松以谋利，而且，这种职业渐渐地得到官府的认可，—些文人绅士也以移植—本黄山松于庭院中为荣，致使挖卖之事愈演愈烈———旌德方学成曾见“平天矼棋盘松，半成斧斤”;康熙翰林休宁人黄士埙在他的《瀛山笔记》中著有黄山松移栽方法;歙县名宦程晋芳(官至吏部员外郎、翰林院编修)见袁枚对自己移栽在庭院中的黄山松“见而爱之”，便慷慨相赠;清初大涵曾见俗僧“借以为馈赠之资”，换取施舍;1932年任安徽省建设厅厅长的刘贻燕来黄山考察时，竟发现有人欲出—千大洋，挖购“梦笔生花”上的扰龙松。
　　康熙朝诗僧大涵在《哭送松》诗序中道出当年挖松之疯狂，伤松之惨况:“斤斧之声，岁无宁月，月无虚日”，而“有司(巡检)充耳无闻，反督役，到山驱农捕松，转媚上官”。
　　为保护黄山松，怜香惜玉的文人率先行动起来，不过，他们大多只能用嚎啕泣诉的眼泪磨成浓墨，用几杆秃笔口诛笔伐，为黄山松鸣冤乞怜。明代的朱鹭写诗劝人勿拔黄山松:“原不依土生，那得迁土活，寄语买松人，莫赚人来拔”;清初反清志士王炜写长达200多字的《哭松歌》;康熙时的汪溥作《与黄山父老议设采松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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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单势薄的有道高僧紧跟其后，他们有的诵经求佛保佑，如:卧龙松在百余年间，曾经三次枯黄，每次枯黄时，慈光寺和尚就设道场祈请，卧龙松便复活发青。他们有的据理力争，如大涵阻挡不住时，就不断地写诗“以告哀于乡达缙绅先生”。高僧中也不乏奋不顾身者，明末罗逸曾记“昔有高僧坐文殊跏趺石，见壑下有取松者，呵之不止，竟从趺石上跃下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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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诗人袁枚虽对黄山松爱不释手，曾移植—本到金陵的随园中，但他看到樵夫砍松为柴，也非常痛心，提笔作《悼黄山松》诗。他认为黄山松被伐比阿房宫被焚更为可惜。
　　他诗中那句“栽培保护三千年，或者奇松还再补”，着实道出黄山松的保护，乃千秋之大业，任重而道远。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二
狮林三塔
□ 黄山 戴耕玖


　　黄山“狮林”原是一座寺庙，明代潘之恒在《狮子林记》中载：庙宇“前对一峰，列如石屏，为狮子状，或蹲踞，或昂顾，其状不一”。“师（一乘）发愿自五台，继狮子窝而兴起，宜以狮子林表之”。也就是说庙宇“狮林”之名是位于狮子峰畔，并与佛教中能使人警醒的狮子有关。如今，人们只知道日益红火的“狮林饭店”，而渐渐淡忘了“狮林”当年风云变幻的历史。
　　好在“狮林”边还存有三座墓塔，它们在斑驳陆离的青苔中，默默地诉说着“狮林”300多年的开创兴衰过程。
　　开山祖师塔，紧傍狮林饭店。塔围半圆，正中碑刻“开山和尚位”。虽说这塔高不过一米左右，但却焕发出一股祖师爷的威严。六面柱上的刻字告诉后来者，“狮林”是怎样开创的——明万历壬子（1612年）三月，高僧一乘禅师从山西五台寻访至此，见这里土壤五色，佛光常现，环境完美，是一方千金难求的宝地。禅师化榛莽为佛土，在这里建起当时黄山山巅唯一的一座木墙覆瓦的永久性的“狮林”。
　　国子监祭酒汤宾尹游黄山时，曾遇“冒雨穿山羡未曾，息肩无寺寺无僧”的尴尬——山风如刀，湿雨寒心，无寺无僧，虽有好景，但无温暖，难免使人心灰意冷，所以，汤宾尹当时就肯定了开创“狮林”的重要意义：“海子（黄山山巅）自茅盖外，绝无别宇可顿榻安禅，有之，自狮子林始。”也就是说，“狮林”在黄山之巅，为游人食宿提供了方便，从而使黄山的开发，由山脚发展到了山巅。
　　时常有人问起，黄山之巅的和尚靠什么生活？这里生产不出粮食，连能裹腹的野生食物也极其匮乏，游人香客亦是罕见得一年遇不到几个，即使游客担米来游，施舍一些剩余，也是无济于事，但为什么山巅上的几座庙宇的香火，却能从明万历后期一直延续到民国。
　　在狮林饭店院中的连根松边，有一座墓塔。立塔时间是清乾隆十年（1745年）春天。这时，“狮林”已经历了133年的风风雨雨。这期间，到过“狮林”的有黄习远、徐霞客、袁中道、钱谦益、江天一、黄道周、渐江、梅清、石涛、雪庄等数十位名人志士。
　　这座墓塔虽然有点残损，但却在无声地传递出黄山之巅的“狮林”能够长期生存的古老信息——这个墓塔的石柱上，中刻“先妣陈世发老孺人之墓”，左列“云谷七世岳宗德公”，右列“云谷八世慈舟御公”。很明显，这是一座云谷寺和尚所立的葬母塔。
　　云谷寺的和尚为什么将母亲葬在“狮林”？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有点侵占之嫌，但翻开史籍，就会发现，在康乾盛世，云谷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高僧大德常驻，善男信女慷慨相助，如吴孔嘉、黄僎等在苦竹溪购田施舍。犹如孤岛的“狮林”因处于景区的中心，而成为云谷寺的分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黟县余鸿光绪甲午（1894年）的《黄海纪游》载：狮林“梵宇虽不壮丽而一种幽邃清逸之致，疑非人间世矣。今附云谷寺供香火”。这也就是说，康乾盛世时，“岳宗德公”、“慈舟御公”是将母亲葬在云谷的领地中的。
　　云谷寺与“狮林”结盟协作，互通有无，互惠互利。这种合作，很好地解决了黄山之巅的各寺庙的生活问题。这也就是它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香火能够延续300多年的妙诀。当年慈光寺与文殊院（玉屏楼）也是这种关系。
　　转眼到了民国，云谷寺1911年不幸失火，寺庙尽焚，“狮林”失去依靠。没过几年，300年的古刹便墙塌瓦坍，只剩断垣残壁，但“狮林”有幸——1916年金陵居士李法周来了。李居士在当时寥落不堪言状，常人朝来夕去，视为畏途的黄山居住了近二十年。他将狮林（庙宇）易以石墙，修葺一新，并护理寺院事务；他长住隔壁的旅馆性质的狮林精舍，主持经营事务。太平名绅陈少峰认为，民国初期，黄山佛教（含旅游业）渐见中兴之象，其功首推李法周。不幸的是，李法周极可能在1934年冬季，在深雪中被人暗算致死。因当时处于一个无序的乱世，案子也就不了了之。数年后，黄山管理局局长姚文采接手“狮林”，并为李法周建塔瘗藏骨灰。塔在“狮林”往西海的路边，立塔者有意无意间完成了李法周的虔诚信佛，志向西天的意愿。
　　1958年，历时346年的“狮林”，因北海宾馆的建成而暂时隐名埋姓。又二十五年，“狮林饭店”落成且日益兴旺发达。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三
“黄山茅篷”紫云庵
□ 黄山 戴耕玖
　　清乾隆七年（1742年）夏初，黄山慈光寺老住持悟千以简易仪式将方丈之位让于大弟子野云和尚后，匆匆带着当年祥符寺洪涛没顶时唯一幸存的小沙弥，将铺盖搬到了山下的汤泉边。自五年前的那场蛟水冲毁慈光寺下院祥符寺时起，老和尚就一刻也未放弃重建汤泉下院的念头。
　　几日前，老和尚听说，有云游僧正谋划在汤泉一带建庵立庙。按理说，偌大的黄山，来个和尚建座庙，多个谈道论法人，该是件好事，但厚道宽容的老和尚悟千却不能不去劝阻云游僧，求其不要在汤泉一带建造庙宇，因为，这关系到慈光寺山场的完整，庙产的流失。
　　老和尚记得，前任方丈半隐师傅曾郑重地将一本前朝万历年间的《天都同社规则》交给他。书中明确记载：开山祖师普门进山创建慈光寺时，歙县鲍正元买下莲花庵边的半座桃花峰，休宁丁自宣买下浮溪至汤泉一带的山地，无偿地施舍给了慈光寺。
　　让老和尚最为警醒的是《天都同社规则》中的最后那句：这些山场土地是鲍、丁二家施舍，永远归慈光寺，不允许任何人分割侵占或据为己有，如有利己背公者，将被拒之佛门之外，受到严惩。
　　老和尚匆忙下山，就是要保住已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寺院的资产；他不能让云游僧侵占寺院的土地、山产；他不能对不起开山的祖师爷普门法师及诸位前辈徽商。
　　老和尚知道，汤泉对岸的祥符寺旧址是不能再用了。那里仍是一处长宽高都近二十丈的透着阵阵煞气的巨大的豁口——五年前，暴雨三天，桃花溪中的洪涛夹杂着巨石，将祥符寺地基前的石磅撞塌；寺后桃花峰上水帘洞下来的洪水，就势将整个祥符寺推入桃花溪中，连寺对面的汤泉也因此被土石淤塞。不过，老和尚经过多年寻觅，早已成竹在胸。他看中了汤泉右上方的紫云岩。
　　紫云岩形如臂弯：“大臂”隔开了北面的奔腾喧嚣的“人字瀑”；“小臂”则从西面挡住横冲直撞的桃花、白云、朱砂三溪的合流；南面斜坡上的原始森林将三溪之水远远隔开。在这高约二十丈的紫云岩下，有着一块长约二十丈、宽约八丈的半圆形的平地。这就是老和尚千挑万选的新庙址。这里坐北朝南，奇松罗列，翠竹环拥。老和尚在这里用竹篱茅草盖就了半间茅篷，并在半片楠竹上手刻庙名“黄山一茅篷”，意为仿效佛祖，把茅盖头，以简为足，精炼苦修。
　　老和尚魅力无穷。他在这里随意搭建的半间茅篷，竟成为温泉一带的地名称谓，而且，一用就是二百多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都称这一带为“茅篷”。
　　老和尚悟千实现了他下山的心愿：半间茅篷中，既能苦修精炼，又能保全慈光寺庙产。老和尚原在吴江磨豆腐为业，一日觉悟禅机，修成正果。他在茅篷独身静处，“游客至亦略晋接，客过辄忘，莳花而外，终日粗线戒珠而已”，但是，清心寡欲、忠于职守的老和尚悟千的初衷，很快就被一片好心改变了。
　　就在他搭好茅篷，劝走云游僧，正在为清理修复被泥土淤塞的汤泉的资金犯愁时，歙县潭渡富商黄廷泗来山秋游。他见悟千犯难，便慨然解囊，助悟千修复了汤泉。安分守己的老和尚事毕，见资金余下不少，便趁着冬闲赴歙县潭渡，登门感谢并归还多余资金。黄廷泗坚辞不受，投资建庙。悟千返山后，将原先的半间茅篷，扩建成一厅三房的瓦房，并将黄廷泗修复汤泉等业绩记录在香案上的《福田广种功德簿》的首页。
　　令老和尚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紫云庵的兴建兴盛，竟适得其反地造成原为一家的紫云庵与慈光寺分道扬镳，争产抢客，反目成仇——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完善的接待设施，前辈高僧的影响，以及众多徽商的资助，紫云庵到乾隆末年时，就在经济实力上渐渐超过了慈光寺，就已具备了与慈光寺各自为政、分庭抗礼的条件，不过，当时当家做主的是戒严和尚。他在师祖悟千、师傅野云的教诲下，坚持维护两庙一家，和睦相处。
　　戒严和尚圆寂后，维系两庙的分支关系、师徒关系便很快淡泊并反目成仇了。有史料载：乾隆末年起，慈光、紫云两庙的僧人，就开始在虎头岩与小补桥分路处强争接客，闹得不可开交，持续了近百年。后来经过中间人多方调解，立碑指路，听客自主，才稍稍平息了争端。但两庙间明争暗斗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才得到解决——当时的慈光寺住持脱尘和尚趁时事纷乱，佛事衰微，将紫云庵管理权纳入慈光寺，自己兼任紫云庵方丈，但是，世道已变，沧海桑田。脱尘和尚此举，只是佛教业在黄山的最后的一个小小的回光返照而已——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五年，人民政府拆除紫云庵，在其基址上建起一座疗养院。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四
石刻如志
□ 黄山 戴耕玖

　　登临过黄山的游客，在欣赏黄山松、石、云、泉、雪“五绝”的同时，应该都注意到了遍布峰壑崖壁的诸多石刻。如果说，松、石、云等表现的是黄山的自然风光，那么，这些石刻则是从人文方面显露出黄山丰厚的文化底蕴，他们给人的美感是更深更高层次的。他们在苍岩绝壁上以线条表现书法艺术美的同时，还永久地表达了前人对黄山美的深刻理解与高度概括，更重要的是，他们用深深的刻痕，记载了黄山的发展历史。
　　黄山石刻如诗如画，少者一字，多者上百，但大多是诗的灵感、诗的意境。前人对前山的总的理解是“雄伟”，但仁者见仁：汪毅堂的“刻削千仞”，说的是山势的险峻；郑谷口的“群峭摩天”，是说险峰如林；邹鲁的“突兀撑青穹”，是从下仰视；张寅的“一览众山小”，是俯瞰远眺。对后山的秀丽，也是智者见智：“万壑幽邃”是“观”，“缅怀太古”是“想”，“灵幻奇秀”是“赏”，“胜妙殊绝”是“品”。当你在把握不住美妙的特征时，当你在难以体会灵幻的感受时，这身边的石刻上的点睛妙笔，会使你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黄山石刻，还以线条节奏，形体章法，篆隶行楷，拙朴苍古，飘逸洒脱，表现出中国特有的书法之美。从这些石刻上，还能感受到一种古老久远的五丁凿山，金石碰撞，空谷鸣荡的声响震撼。
　　妙语如珠，雅俗共赏，美轮美奂的黄山石刻，让人解乏解惑、赏心悦目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如史如志，黄山的发展历史，深深地镌刻在崖壁上的线条中。
　　“秦汉封锢深，唐宋游屐广”。唐宋是黄山开发的初始阶段，那时的石刻也是寥若晨星，唐代仅有“鸣弦泉”、“洗杯泉”两幅，但弥为珍贵——在民国时南陵徐乃昌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记为李白手书，这佐证了郭沫若的李白来过黄山观点。宋代的罗愿是编撰《新安志》的史志学家，他最懂得“新安”的概念，他也知道当时州县分界的基本标准是以水系划分，但他刻下的“虎头岩”三字，却跨过“新安江”的分水岭桃花峰，进入了“青弋江”流域。其用心颇深，这也意味着黄山的价值，得到更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元代，忽必烈的金戈铁马虽未踏进黄山，但荒凉的古道上，只走过三两个失落沮丧的文人，石刻也仅有两幅。在九龙峰侧的一方巨石上，有一幅元初的观音菩萨雕像。石刻精妙绝伦，但迥入云端，刻石之人自然是自视清高的；经学家郑子美的温泉石壁上的百字题刻，如著小传，字里行间，命运多舛，满目凄凉。
　　明代后期，徽商渐兴，读书做官的徽州人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嘉靖朝，达官贵人纷至沓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汪鋐、太仆卿汪玄锡、兵部侍郎汪道昆、徽州知府冯世雍、宁国知府罗汝芳、文人王寅、罗龙文……他们那时的活动主要在温泉一带。温泉后面近200平方米的石壁，几乎被他们的题刻完全覆盖，并且向上延伸到丹井、醉石、试剑石。到了万历朝，在徽商的支持下，在普门等高僧的引领下，仅用了十年的时间，黄山便基本完成了主要景区的开发：山上山下，道路通达，庙宇林立。可能是忙于艰苦卓绝的创业，这十年间，黄山的石刻也仅刻了两处，一是黄习远题，孙湛书写的“始信峰”，二是一乘名，赵宦光书写的“飞光岫”。不过，字字如金，他向世人宣告，黄山上下已非“只与天通绝人走”，而是“月出山山夜见灯”了。那时的黄山，僧商官绅，同心同德，空前兴旺。
　　顺治辛卯（1651年），一个名叫韩诗的副知府冒雪登上文殊院。他是个虔诚的居士，题刻的“小清凉”三字，意在标明此处与“清凉山”五台山佛缘关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幅与迎客松仅隔三尺的石刻，引发了清朝黄山刻石的高潮。一时间，官绅士商，闻风而动，金石碰撞，声震峰谷。康熙时学汉碑三十余年的郑谷口，虽然无暇登临，但托好友汪右湘将所书的“群峭摩天”刻在“小清凉”上方。乾隆壬子（1792年）秋，程振甲与同年中举的韩廷秀走进黄山。他们带着匠人，绕山一周，刻石九处，三十五字。在清代，黄山前山后海共刻石约六十处。这些文人上下自如，食宿无忧，说明当时的黄山，已从明代以传经颂佛的宗教活动为旨，改变为以旅游接待为主了。
　　1934年，国民党元老许世英与皖籍同仁张治中、徐静仁、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等组建了“黄山建设委员会”。到抗战结束，黄山石刻又增加了约八十处，十年的数量超过清代二百六十年。
　　这段时期，偏安一隅的黄山是车水马龙，喧如闹市。社会名流，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书画名家张大千、张善孖、徐悲鸿、谢稚柳、刘海粟、黄宾虹、汪采白……金融企业家徐寄庼、许汉卿、段宏钢、顾子槃、黎重光、徐静仁……科学文学家李四光、费师孟、田汉、郁达夫、苏雪林……高官显贵张静江、吴稚晖、林森、孙科、邵元冲、邹鲁、于右任、叶挺、王震南、唐式遵……
　　在后山松谷庵一带，原来只有清初太平县令陈九陛等留下三五处石刻。1936年，教主萧昌明将天德圣教迁入后，清冷的溪谷一时喧腾，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辉煌，石刻也增加近三十处。
　　民国时，不仅留下了五彩缤纷的众多石刻，而且，凭借摄影等现代化的媒体，扩大提升了黄山国际影响，同时，由于“黄山建设委员会”的努力，黄山的管理体制与全面开发，基本上完美地完成。
　　“文革”初期，黄山石刻也曾出现了一个高潮——半年里，从慈光寺到玉屏楼，刻石近四十处，字数近千，不过，内容全是语录与标语口号。十年后，又被凿剥一空，只有玉屏峰顶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改刻为了“江山如此多娇”。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五
漫话黄山路
□ 黄山 戴耕玖

　　明万历乙卯（1615年），“山神爷”潘之恒特意从淮安接来一个堪舆名家顾諟，请他来黄山看风水，为慈光寺补遗缺。顾大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测山肇迹》的论文。文中写道：黄山龙脉发达，有肉（土）有骨（石）有血（水）有肤（苔藓）有发（草木），日后定当风云际会，龙腾九霄，兴旺久远。
　　承他吉言，今日的黄山，果然如其所料，不过，顾老先生似乎忘了一个引发黄山腾达的关键问题。383年后的1998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保护联盟考察组考察报告》中将这个问题昭之于世：“黄山最杰出的管理特色是黄山的质量极好的道路网。从花岗岩凿出的道路，实用而又令人赏心悦目”。确实，这入云出岫的道路网络如同强劲疏畅的血管，众多的游人如同欢快流动的血液，黄山因此不断地吐故纳新而飞黄腾达起来。
　　黄山道路引导游人，漫步于奇松怪石之中，领略到伟奇幻险之乐，说起来早有年头了。隐士温伯雪的白鹅岭小道，没有留住李白，但诗仙却醉倒在汤岭古道上；唐僧岛云的足迹踩出天都的天梯，宋人吴龙翰铁笛吹开莲花的曲径；程元凤读书丞相源，张尹甫隐居松谷庵，汪泽民走过兴岭；陈贞建寿延桥，心月凿白云道……明万历朝的一群高僧，为徐霞客开出一条“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的登山小道。也幸亏有了这条小道，黄山从此天下闻名——“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不过，说起来容易，这条千年古道筑建得可是千辛万苦，艰难卓绝，也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多少银两多少心血。有资料表明，个人投资最多的，该是明万历时的江西粮道官汪元功，志载他“自黄土岭（慈光寺后），傍天都右腋文殊院，南麓二观岭登天梯，及陟莲花峰中路径，输资辟治十余里。穿云拾级，济胜有阶，公之惠也。所好事而有功于黄山者，顾必推汪公。”清咸丰时的黟县一都汪兰芳家的焦氏修了五丈路，虽说只是绵薄之力，但路旁的刻石却彰显着她的慈心善意。汪采白祖父汪宗沂在慈光寺一道门前修建了八十一级宽阔台阶，又在大士岩（旧称阎王壁）与鳌鱼洞两个最险处筑起牢固的阶梯。凡此建桥铺路的善举，不胜枚举。不过，如鲁迅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由于僧少客稀，直到民国初，这山道一直是若隐若现，时断时续。刘海粟1918年初上黄山时就是：“小径更加蜿蜒，时有时无，似有似无。”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与黄山有大缘分的人来了——许世英，这位国民政府的赈务委员会的首脑，实权在握，声名显赫，更有一腔对黄山的挚爱。他以工代赈，带着一群安庆石匠，用钢铁和血汗筑建起了一条象模象样，实实在在且又行云飘逸、超凡脱俗的黄山道路。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傅增湘这样评价：“忆昔庚申（1920年）首夏，曾赋壮游，其时荜路未通，艰危备历。及乙亥（1935年）重往，则斩山通道，架水为梁，锋车载驰，计晷可达，悬云鸟径化为夷庚，笻杖笋舆从容眺玩。”
　　道路纵横驰骋，神出鬼没，极富美感，于是，好事的文人百姓为之冠以美名，黄山道路因此铺染上了雅俗共赏的文化：青龙脊、鲫鱼背、平天矼；好汉坡、小心坡、龙蟠坡；短梯、长梯、百步云梯；一线天、天一线、天地一线；十八弯、四百级、八百踏；幸福大道、歪门斜道……道路成了风景，惊险成了乐趣，于是，黄山道路的诗词丰富多彩起来，黄山文化增添了一页道路的篇章。
　　唐时黄山路难如蜀道：李白走得太累，希望“他日还相访，乘桥蹑彩虹”；岛云爬得凶险，“迥入天都里，回首鸟道低”；只有“天下最穷人”杜荀鹤来得高兴，“不愁乱世兵相害，却喜寒山路入深”。
　　宋元时的黄山路成形了。苏东坡的老乡石待问上得轻松，“迤逦乍登随步胜，巍峨一上觉身轻”；右丞相程元凤月夜来访，“明月浮丘访仙伯，径迷芳草马蹄香”；元尚书汪泽民不慌不忙，“暮归却觅山下路，杳杳飞鸟投芳村”；歙人鲍深更是悠闲，“森森古木覆苔阴，四顾苍山一径深”。
　　明清时的黄山路直达山巅，上下通达，婺源人余绍祉撰联赞曰：“是处路从云脚起，有时身入石心行”。山路的艰险，让诗人联想到了世道的艰难——丰润人曹钊在“小心坡”上悟出“惟险乃自防，到此豁然悟”。雪江道人余鸿的《小心坡》更是感慨万端：“语儿山路休嫌险，世路须知险更多。”
　　清初时，歙县茆田人程弘志在他所编著的《黄山志》中曾说，到黄山而哭者乃善游者。意思是说善游者为了追求美景而至险境，以至精疲力竭，上下不得，会像唐代的韩愈那样，在华山上嚎啕大哭。不过，如今的黄山路，即使是给患恐高症的韩愈蒙上眼睛，他也能摸索着下山的。
　　今天，黄山路的观念不只是便利交通，稳当安全，而是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路本身的美感提高了，或曲径通幽，或直入云端，或石桥如虹，或栈道高悬；就是路边石栏，有平整如凳，可护可坐；有乱石堆垒，若山一体；有雕刻如松，野趣横生。植被保护，水土保持，卫生设施，防火蓄水，敬告启事，观景摄影等诸多设施配套。一条路，硬给做得步换景移，风情万种，美轮美奂，成了黄山最壮观最优美的人文景观。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六
隐匿黄山读书人
□ 黄山　戴耕玖

　　唐代《周书异记·神仙传》这样描写黄山:“地无荤辛，境绝腥腐;古本灵药，三冬不凋;名花异果，四季皆有;山高木茂，迸泉直泻;下有灵泉，香美清温。”黄山绝美的环境，引来黄帝炼丹，道士修道，僧人悟禅。黄山静寂的峰壑间，时时飘起袅袅梵烟，响起朗朗经声，不过，在《道德经》、《金刚经》的吟念声中也时常响起儒家《四书五经》朗诵声———千百年来，—批又—批儒家子弟，隐匿山林，以山为家，把茅盖头，博究苦读。昔日荒凉的黄山道上，曾走出诸多饱学之士，国之栋梁。
　　徽州槐塘人程元凤，人山苦读多年，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考取进士。他品行端正，智慧超群，政绩卓著，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吉国公，卒后谥“文清”。他读书的云谷寺边的那条源流，至今仍被黄山人自豪地称为“丞相源”。
　　就在程元凤从黄山东面的深壑中走出之时，—个身材魁梧，英气逼人的青年正在黄山西边的翠微峰麓的城山书院中苦读苦炼。多年来，他夏炼三伏，冬炼三九;闻鸡起舞，借月映雪，文武双修。他姓焦名焕炎，太平焦村人，第二年，即绍定二年(1229年)他名登榜首，—举考中武状元;其兄焦炳炎，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就钦赐“状元”，之后，在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他高中文探花。兄弟俩为官廉明，嫉恶如仇，文状元任文殿修撰，武状元守镇江要地，于是，黄山的西麓的焦村，又冠上“文武状元里”的美称。
　　到了元末，蒙古统治集团与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渐渐弥合。在黄山祥符寺读书多年，博究六经的郑玉，也被朝廷授以翰林侍制、奏议大夫之职，但他看破官场恶浊，以体弱多病托辞不受。他清淡飘逸，教学乡里，著述甚丰。明军攻下徽州时，因他曾被元朝封官，欲以惩处。他视死如归，从容自缢，以全节义。黄山人为了纪念他，将温泉桃花溪边的巨石名为“郑公钓台”。
　　明朝中期，徽商渐兴，隐匿黄山的读书人也因此多了起来。嘉靖朝，歙县人许国担书负粮，人住祥符寺。他清朗的书声在桃花、紫云两峰的峡谷中回荡多年。嘉靖乙丑(1565年)考中进士，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元老。歙县城中八脚牌坊上的“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至今仍焕发着令所有徽州人都引以为荣的光芒。他文韬武略，谨慎持重，在当时激烈的朋党之争中，权衡轻重，左右逢源几十年，累官至次辅，但官场险恶，他63岁“荣归故里”还是缘于党派之争———为立储之事，他暗中整垮了首辅申时行的同时，也被参劾，万历皇帝让他“回籍调养”。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曾详细谈及此事。
　　明朝后期，汪图南在“丞相源”建起—座书院，供子弟读书修业;吴孔嘉在祥符寺隐读六年，天启年间考中探花，复了父仇;江天—在“梅屋”读出—腔刚烈，毅然决然，抗清捐躯;汪应娄读书丞相源，才情横溢，但只落得个默默无闻……
　　到了清初，隐匿黄山的读书人更多了。他们大多是明末遗民，复国无门，只能隐居读书。“黄海三隐”沈寿民、陈辅性、汤燕生在黄山西麓读书吟咏，读破了万卷书，诗文也写了许多卷。在黄山北麓，太平县令陈恭效仿唐代裴冕为杜甫建浣花草堂之举，为老乡曾大还，在松谷中建筑了—座“松谷草堂”，供他读书写作。发现寿山石可雕刻印章的陈日浴康熙丁未(1667年)专门为此事写了—篇《松谷草堂记》。康熙十七年(1678年)—个和尚来到黄山南麓慈光寺———高僧弘济，他俗姓汪，名沐日，年幼时曾在这里读书，崇祯七年(1634年)会试第—。明灭后，削发为僧，1679年圆寂并葬于当年读书处。
　　清咸同年间，太平军把太平县搅得昏天黑地，难民遍布沟壑，即使如此，仍有读书声在黄山峰峦间回响———太平甘棠人崔国因，就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在黄山狮子林苦读精修。民不聊生，家贫如洗，他缺衣少食，常以竹笋充饥，攀山御寒，曾书联自勉:
　　满盘打算，毫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
　　仔细思量，还有—条活路，文通即是运通。
　　同治十年(1871年)，他考中进士，因学识渊博，见识深远，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1884年)，他衣锦还乡。始信峰上，聚音松下，他将那份“恋恋于此山四十余载”的刻骨铭心的情感，吟咏成诗，刻嵌于石壁:
　　三十年前此地游，禅房草榻暂淹留。湿云侵岫晴疑雨，深谷藏风夏已秋。自惜鸿泥成往迹，重携蜡屐豁新眸。山灵见我应相识，清瘦形容似旧不?
　　解组归来历九瀛，看山又作步虚行。廿年宦辙身犹健，半榻茶烟梦已清。萝月朗离尘垢相，松风嘘出海潮声。文殊欲证前因果，我是仙猿再世生。
　　之后，他相继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和秘鲁。他所著述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16卷中，对这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文化、科学、技术、铁路、企业、税收、教育、法律、民俗和华侨的工作、生活，以及民间的友好交往等，都作了客观如实的记述，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为梁启超所推崇，编人《西学书目表》。他的荣耀还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个上奏折提出设立议院的先驱者。归国后，见世风日下，他辞官寓居芜湖经商，不几年积业资达百万。因少年贫穷，他以节俭出名，然而，对黄山却是千金—掷，于光绪二十—年(1895年)在旧时读书的寺庙狮子林旁建起—座四合二层的“狮林精舍”。金石书画家周肇祥1935年的《南游日记》中赞叹不已:“生平吝啬，而能捐金建舍，与黄山当有夙缘”。
　　昔日有多少隐匿黄山的读书人，已经无法统计，但他们穴居盖茅，默诵慎思，心静志远，在黄山峰壑间留下了清风白云—般的超逸与峰岩青松—样的坚实。清末诗人苏清芳的—首小诗，写出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与精神:
　　不费经营力，天为划策长。藤萝堪补屋，笋蕨可充粮。
　　至味书千卷，良田砚—方。晚窗尤省事，松节代灯光。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七
（暂缺/黄山日报数字平台没找到）


黄山逸闻掌故四十八
大洋湖
□ 黄山　戴耕玖

　　十几年前，曾到过大洋湖之畔。在一家林场，笋脑作杯，腹腔为桶，在一桌经典性的农家土菜的诱惑下，灌得一肚子烈酒，酩酊而返。未见得大洋湖，却浓浓地饱尝了一顿“莫道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比酒还烈的诗味。
　　转瞬十年，人是越来越老，体力越来越弱，欲望却越来越高。原因是，近来在古籍中又寻读到一些关于大洋湖的着实诱人的史料。
　　其一，清乾隆年间的闵麟嗣的《黄山志定本》上载有一个在黄山开发史上算得上惊天动地的建设规划:“安公(普门)云:‘绕湖内，愿筑台。湖中造金刚无量寿殿，开十门;殿外离水二丈，周遭筑堤;堤上建十堂，接待十方龙象(高僧);堂皆面佛，各用桥度人，殿堂后重檐，上为阁，四面环湖，往来用筏’。”可惜的是，普门法师因光明顶以南的开发耗尽精力而使这一宏大的规划未能实现。
　　其二，清康熙年间画僧雪庄之友，自号“雁黄布纳”的诗僧大涵在一篇《二十四日游大洋湖附记》的诗文中，对大洋湖的推崇几乎达到极致:“黄山独擅天下峰势之奇，洋湖专擅天下水利之壮，天生此湖以补三十六峰惊湍怒瀑之缺文……游黄山而不游洋湖，与不游黄山者同;知雁荡而不知洋湖，与不知雁荡等……”若是进人大洋湖，就会产生“庄生濠濮之思”与“尼父乘桴之叹”。意思是说，洋湖景致，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而生发出庄子“自得其乐”的想法与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退隐之叹。
　　一个明代功盖黄山的开山祖师的宏大规划，一个清初情系洋湖的诗画高僧的极致推崇，自然而然地使大洋湖产生一股诱人向往的令人欲罢不能的神秘美感。
　　大洋湖畔，豁然开朗。远处，芙蓉、探头、引针、九龙诸峰峦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起伏腾挪于云气雾霾中。也正由于天气蒙胧的原因，近处的大洋湖，竟真有了几分“雁黄布纳”大涵和尚所描绘的“芦花缥缈，烟草弥漫”迷人景象。虽然，堤坝处数亩不大的水面水波不兴、光影如锈;但登高一览，犹可见到当年“湖广十顷，一望淫淫”的盛况痕迹———黄绿白相间的百多亩芦苇荡，从湖心向周边众多山坳蔓铺。可以想象，众多山坳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曼舞的芦花，都该是当年的湖面。否则，普门怎会有湖中建“十门的金刚无量寿殿”的惊天规划;大涵怎会有“弱芦千顷碧，芳草一湖香”的美妙诗画。
　　是一场不知何年何月暴发的凶猛山洪或是骇世地震，将湖水出口处的石梁冲垮或震塌，于是，“湖广十顷，一望淫淫”的大洋湖在黄山版图上消失。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识之士曾在冲垮或震塌的湖水出口处建起一座堤坝，但由于经济的原因，堤坝漏水大于进水，致使洋湖难以雄风再起，盛况如初。
　　初识洋湖，虽未领略到“夕阳山缺处，鸥鹭满鱼梁”之盛景，但蔓铺山坳，风起如浪的芦苇，足可证明古人之语，诚不我欺。
　　湖光难再，但位于湖畔的洋湖矼却是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
　　洋湖矼蜿蜒如龙，南面的芙蓉峰犹若龙头高昂，矼北渐趋渐缓的龙尾是甘棠“肖黄山”，东西两胁支撑部为辅村、焦村盆地。
　　此矼因在九龙峰侧而又名九龙矼。站在洋湖尖的防火獠望塔上眺览，就觉得“九龙”之名更为形象，更名副其实:矼东西两面广袤的山坡，坡缓飘展，凹坳凸岗，此起彼伏，如群龙盘旋，若非“九龙”之大极大至之数，不能涵盖形容。
　　洋湖矼上，生长着丰盛的木材、中药、茶叶等经济作物，亦可耕种玉米等粮食类作物。难怪在元代，五百里黄山佛教活动僧稀罄寂，寂寞凋零时，唯独洋湖周边有庙宇数座。矼侧雕刻精美的观音菩萨石刻像，是元初大悲庵僧人所镌。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岩寺西溪南富豪吴养春将祖业洋湖赠予道士申清虚，但道士似乎耐不住寂寞，而筑室于平天矼侧，成天与和尚、文人攀崖人壑，吟诗作赋，于是，吴养春又将此处转赠普门。而普门除上述惊人规划外，还曾设想将物产丰厚的洋湖一带作为“大悲顶(光明顶)佃圃(供给基地)”。
　　由是可见，位于黄山北部芙蓉峰腰胁处的大洋湖，是一方既可领略云雾山岚，险峰平畈的佳境;又是植物繁茂，适宜人类生活的宝地，还是一册沉淀丰厚，情趣盎然的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