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新与职业教育

你我终年不遇

方新是徽州近代最早提倡职业教育，以期开发徽州的先进人士之一。原名英钦，光绪乙亥年（1875）生于婺源县东乡荷田村。十六岁中秀才，在家教私塾为生。二十岁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败之后，他迅速接受了维新图强的思想。其时，南通状元张謇辞官回乡，办实业，兴学校，影响远近。年青的方英钦，慕名而去，考进了南通师范，四年勤苦学习，毕业时以品学兼优，深得校长张謇的赏识，被选送日本弘文师范继续学教育。在日本学习期间，与华兴会黄兴过往甚密，遂剪辫易服，改名为新，字振民，寓维新图强之意。四年学成，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之后，便被安徽优级师范聘为学监兼伦理学教员。方新认为维新图强，首在废八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总是鼓励学生学习数理化。他的同乡江植棠得他援助进了优级师范，便听从他的指导，学了博物，并得到他多方面的关怀，后来，江植棠一直把他视为恩师。

    辛亥革命成功，他十分兴奋。民国二年省厅在歙县创办省立五师（后改为二师），他与胡晋接奉命筹办，并任该校教务主任，由歙县搬至屯溪，又迁到万安。在创办最初的四五年里，他贡献最多。省立二师便奉张謇、黄炎培的教育思想，实行实用主义、经济教育主义的教育方针。认为师范毕业生虽然是教育家而非实业家，也应以“改良社会”、“提倡实业，振兴生产”为天职，因此从本科三年起，师范都要轮班选习农业、商业课。又学习日本，很重视理化博物课的教学，要学生自制标本，进行乡土地理历史的调查了解。省立二师还先后从南通聘请教师。博物农业教员孙克绳是南通农业学校毕业，继任汪谔，也是该校毕业；数学教员孙汇和，是南通师范毕业。省立二师很重视实习课，特从南通聘请葛祖贤来担任教育实习主任、教育教员兼附小主事。葛祖贤也是南通师范毕业，并任该校附小级任教员多年，对二师教育课与教育实习工作很有创立之功。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方新因病，离开二师。病愈后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室任秘书，当时南高校长江易园，也是婺源人，二人很有交谊。方新在省立二师时，一度曾代表江易园担任安徽教育会驻省会的驻办员。方新在南京，还常与陶行知、黄炎培交往，深受影响，特别重视职业教育。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五四”运动时，歙县省立三中校长徐承诂压制师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出校。徽州旅宁同乡教育界人士陶行知、洪范五等推荐方新、胡晋接、胡培谐等在会上宣布，要革除“偏重文字，尚理论轻经验”的教育通病，提倡职业教育，“使次代国民之知识经验均齐发达，而养成其生产之能力及效劳人群之德性。”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省教育厅推行新学制，拟改省立二师专办后期师范，省立三中与四女师分别改男、女初级中学。方新除与胡晋接、程仲沂反复讨论，认为省厅此举，无助于徽州教育事业之发展，且多妨害。于是，共同拟定《徽属中等学校改行新学制事上教育厅长意见书》。书中指出开发徽州，必须培养农林矿业人才，而当前急务是培养测绘、土木等中技人才，筑公路、开交通。因此，建议在省立三中设高中文理科，便于学生升学，造就本地需要的高级矿业等方面的人才；又设职业班，造就当前急需的测绘、农林、土木工等。还建议四女师除设幼师与师范科外，并设女子职业班。虽经他们一再力争，终归无效。省立三中被改成为初级中学，后来又经旅宁同乡教育界人士一再交涉，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才又恢复高中，设立职业班的事终成泡影。民国十七年，省立三中又与省立二师合并，改在万安二师原址专设省立二中，方新解任离去，于“五四”之后接任三中校长，深得陶行知等的帮助，并从北京、南京聘请教师，充实教师队伍。同时，整顿校务，扩充设备，组织各科研究会，提倡白话文，推广拼音字母，学习新文化，提倡师生订阅《新青年》、《东方杂志》等进步报刊，宣传新思想，又加强学生会，提倡学生自治；在学生教育方面，不再提“忠”、“孝”等封建道德，侧重培养学生的“情感、意志与智力”，着重学生“自治、待人、用物（经济）、治事”的修养，注重“知进并进”。因此，大开徽州教育界的新思想、新风气。“五四”以后，省立二师改变教育宗旨，企图以程朱理学与佛教来“挽救世道人心”，恰成鲜明的对比。

    方新离开三中，在省教育厅短期任事之后，到南京找到陶行知。陶行知正在创办晓庄师范，方新希望能在晓庄工作。陶行知对他说，在晓庄只有拿锄头、挑大粪的工作，你是不行的，还是回婺源去办教育吧。后来，陶行知推荐他回婺源任教育局长。他到任之后，把普及平民教育当头等大事，大力推行《平民千字课》。从本村元吉小学，到城东小学、城西小学宣传普及平民教育，走遍全县城乡，以在武口茶场与茶场小学的时间最长，成效也最显著。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江植棠在歙县创办徽州师范，便把自己的恩师请了来，主持教务工作。这时，方新虽已是近60岁的人了，而兴办职业教育开发徽师的初愿，始终未衰。次年，地方人士在屯溪隆阜办的新安乡村师范改为第十区农林实验中学，迁往高枧后，聘方新为名誉校长。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第十区农林实验中学改为商科，易名为徽属联立职业学校，方新这年63岁，出任校长。他亲自制定办学宗旨，鼓励师生自觉造就成为能抗战又能建设的两用人才，并经常倾听师生意见，研究学校应兴应革的事务，经过讨论后方始决定实行。方新十分关心家境贫寒的学生，且能尽力设法帮助。他非常注重学生健康，当时抗战时期，生活艰苦，他力争校外人士的支持，敦聘当地儒医严春生为义务校医，并每日亲自为厨房选配富于营养的蔬菜，“徽职”伙食遂为当时各校之冠。学校原有一台制茶机，还是茶务讲习所遗留下来的，他十分珍惜，总想把它利用起来，为地方上继续培养茶叶人才，以振兴茶业。有些单位想打这部机器的主意，都被他严辞拒绝了。方新多方设法要开办茶科职业班。1943年3月终于取得省农业厅支持，徽职附设茶科职业班。他以68岁高龄与师生一起开辟茶园，遵守劳动纪律，抱病工作，食难细嚼，终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卧床不起。病危弥留之际，还时时探询茶科班的情况，当被告知“茶科班已经上课”时，他以微弱的声音说出一个“好”字，便闭目长逝了。可惜该茶科班，办的时间并不长。方新一生勤勤恳恳，从事教育工作，抱定兴办职业教育，为开发徽州而培养人才的志向，至死不渝。他关心学校，关心学生，生活俭朴，刻己奉公，努力实践着陶行知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最后以身殉职，死在创办茶科班的岗位上。在旧社会的他壮志难酬。建国后，在徽职原址建立的屯溪茶业学校，四十年来已为国家造就了成批成批的茶业人才，方老先生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徽州人每能得时代风气之先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