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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工人罢工斗争，遭到了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制造了“四·三”流血事件。为了支持工人斗争,南京晓庄师范100多名师生参加了全市示威大游行。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枪杀了石俊等进步学生，勒令封闭晓庄学校，并通缉校长陶行知先生，迫使陶行知流亡日本。这时，陶行知还兼任着刚刚创办的苏北淮安新安小学的校长。于是，他便指派自己的学生，又是徽州同乡的汪达之，前往淮安县河下镇接任了新安小学校长职务。
寻觅为穷孩服务
汪达之（1903年－1980年），黟县碧山村人。
幼年的汪达之是在极为贫困的家境中长大的。他是“遗腹子”，问世即已失去父亲。他和一个姐姐、两个哥哥，还有年老多病的祖母，全靠含辛茹苦的母亲替人缝洗度日，生活十分艰辛。直到姐出嫁、哥成家后，家境才稍有好转。此后，母亲竭尽全力供养他读书，汪达之先后就读于安庆省立一中、省立师范学校。由于自小家境贫寒，汪达之很早就有“为穷孩服务”（《生活的书》）的意愿，毕业后，在乡村小学当了一名教师。
刚成年就步入社会的他，亲眼目睹着国家贫弱、人民苦难，特别是广大农村落后、封建与闭塞，一度处于苦闷与彷徨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汪达之开始积极寻求可以改变社会现状的道路，以实现自己“为穷孩服务”奋斗一生的初衷。
不久，汪达之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创立旨趣》中，接触到了陶行知致力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他从自己几年乡村小学教师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陶行知对“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陶行知全集》卷一）的断论，打心眼里认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张。对“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全集》卷一）的口号，十分感动。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教师工作，决心重返学校，跟随陶先生学习，再当一次学生。1928年，汪达之成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学校）的第四期学生。
这是汪达之人生重大转折，从此他成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最热忱的追随者和最优秀的实践者，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出任新小校长
创办于1929年6月的新安小学，设在一个破旧的古庙里。它是由座落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的新安会馆的徽州同乡，为解决当时附近的失学儿童而专门聘请陶行知先生创办的。
为把学校办好，办出特色，陶行知除亲自兼任校长外，还派出学生去开展工作，把新安小学作为晓庄师范的实验基地，免费招收当地贫苦农民、渔民、城镇贫民的子女入学，培养他们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学校还秘密收留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子女，为党解决了一些后顾之忧。
晓庄师范被封后，新安小学在经济上就很快断了来源；同时，政治上又承受空前的压力，一些原在新小工作的晓庄同学都被迫先后离去。临危授命的汪达之意向不变，坚守学校。年轻的校长牢记陶行知先生的教诲，顶住各方压力，冲破层层阻碍，竭尽全力地保护着这块由陶行知先生亲手创建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基地。
曾是汪达之的学生张牧同志回忆说：“晓庄被封后，他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传统教育界不承认他办的是学校，反动政府视‘新小’是‘匪窝’，时不时淮安政府还派兵搜查学校。”
当时他们没有工资，凭的就是对“生活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学校经费很少，饭吃不饱，经常喝玉米稀粥，有时连稀粥也喝不上。为了吃饭，汪达之不得不将两件呢大衣当掉。陶行知得知后，忙请人给他们汇去30元。不料去邮局途中，钱被扒手偷去，只得再行设法凑钱汇去。陶行知在信中说：“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陶行知全集》卷二）
汪达之来到新安小学不久，便按照陶行知先生的办学思路，实行了“基本学生”制。即把少数家境贫寒，努力好学，思想进步，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学生，集中在学校居住，勤工俭学，自食其力。这个做法为后来新安旅行团基本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汪达之是单身独人奋斗在陶行知亲手创办的这块农村教育阵地上。他哥姐先后得病早逝，远在老家的年迈老母，依旧孤身一人凭自己双手劳作，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默默无闻地支持着儿子的事业。陶行知先生对此非常感动，为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他在记述新安小学教育实践的《古庙活菩萨》书的扉页上题词“献与牺牲主义躬行实践之汪母”。他还专门为以汪达之为首的新安小学工作同志，写下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题词，加以勉励。
实践“社会即学校”
1933年10月，汪达之为实践陶先生“社会即学校”的理念，写信给陶行知，征得他的同意后，创造性地将新安小学七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这七人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旅行团由淮安来到上海，旅行了50天。这期间，他们自己民主管理一切，参观访问，宣传抗日，到学校、工厂演讲。他们以卖报、写稿和演讲的方法筹集一切费用。通过参观、访问外国租界和“一·二八”战场等，孩子们们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开拓了视野，收获巨大。
“新安儿童旅行团”的举动在当时的教育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进步人士都以为他们开辟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新天地。陶行知更是高兴，专门为此写了一首小诗：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
小的是十岁，大的未结婚。
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 划分新时代!（《行知诗歌集》）
他还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说：“新安儿童旅行团自动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而且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向一位大学教授问，小孩子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陶行知全集》卷三）
陶行知先生对汪达之在新安小学的工作十分满意，同时对师生的艰苦也十分焦虑。他在给汪达之信中说：“儿童旅行团来，大家都欢喜……你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使福特、摩尔根辈见着未免要生小巫见大巫之感……。昨天寄上五十元，一个先生对着一群冷得发抖的小学生上公民课，在生活教育者的眼光看来，简直是罪恶。你那伟大大的同情心是值得发挥的，给他们赶快做几件衣服吧。老太太的款一定要每月寄去，不能断。……如果我整年没有信来，决不要以为我忘记了你们。事情该办的我总情愿尽我的能力帮忙。”（《行知书信集》114封）
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深厚的同志、师生、同乡情谊。
组建“新安旅行团”
上海之行的成功，使汪达之产生了更大设想。为更进一步实践陶先生教育思想，把“社会即学校”扩大到全中国去，汪达之打算带学生到全国进行修学旅行。1935年，抗日烽火已经在中华大地燃烧，宣传抗日救亡成了已经倾向共产党的汪达之最强烈意愿。
在中共上海左翼教联支部的支持和陶行知的全力赞助下，汪达之将新安小学的14名基本学生，组成了后来闻名海内外的“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奔赴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团中，汪达之只担任“顾问团员”，而把一切工作交给团员自己去做，他只从旁顾问指导，以此来锻炼学生，全面实践、创新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
为了更多更好地吸引民众，唤醒民众抗日救亡，汪达之想到了电影。当时的电影还是黑白无声，而且只是几个大城市才有放映，中小城镇还看不到，农村便更不用说了。在当时条件下，要买一套电影设备是谈何容易，汪达之只得又向陶行知求援。很快，陶行知回信说：“活动影戏机(电影)是乡村教育最重要的工具。我害单相思已有7年之久，到如今还没有到手。你如今也要做这个梦，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行知书信集》113封）
于是，他拿出母亲去世所得的500元保险金给汪达之，并帮助设法购买。几经周旋，终以半卖半送优惠价买到一台七八成新的电影放映机，还得到各方捐助的幻灯机、唱机、麦克风、几部抗战新闻、故事短片及一部小型发电机和运输汽车。汪达之立即带领几个学生到上海，学习操纵和使用这些器械、车辆。
电影界先驱蔡楚生闻听此事，称赞说：“新旅小朋友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乡村流动电影放映队。”他说“你们把电影送到偏僻的农村和集镇给广大贫苦农民看，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想不到一部陈旧的《一、二八战地写真》记录片，经你们一放，对抗日救国，竟起到这么大的宣传教育和动员作用。这是当年战地摄影师做梦也想不到的呀”（《新旅简史》）
1935年10月10日清晨，包括汪达之在内的15人穿上白色衬衣，蓝色工装裤，肩背挎包，脚穿草鞋，他们在旗帜下庄严宣誓：“我志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在全体师生和群众的热情欢送声中，新旅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携带仅有的50元和宣传工具，登上了淮安西门外的运河小轮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旅行，去接受社会生活的教育洗礼。
新旅江南行
新旅一路行走，一路作宣传。他们除了放电影，还以作演讲、写文章、代售进步报刊、开展“小先生”活动、组织读书会、歌咏队等多种方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由于经费困难，常常处在饿寒交迫之中是很正常的；又由于宣传抗日救亡，常常遭到政府当局的冷眼和排挤，甚至派人大打出手，也是时有发生的。在一次放电影时，汪达之就曾被国民党宪兵打伤，送进医院。
新旅先到南京，汪达之带领团员们去找南京市长马超俊。谁知一见面，马超俊就气呼呼地要求他们赶快回去。
汪达之理直气壮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救国比读书更重要！现在东三省的民众都当了亡国奴，小孩子成了小亡国奴。我们小孩也有救国救亡的责任，绝不当小亡国奴!”
马超俊被驳斥得无话可说，很是尴尬。汪达之为了缓和气氛，又重申了孩子们是出于爱国之心，到全国去唤起民众抗日，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马超俊还是一口回绝了汪达之的请求。汪达之又设法去见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结果也吃了闭门羹。
这是新旅第一次找国民政府，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过了这件事，汪达之更深刻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真实面目。
此时，新旅经济上确实发生了危机，连喝稀饭、啃烧饼的日子也难以维持了。时值隆冬，由于缺棉衣，半数人生了冻疮。虽然团员们都表示，就是再饿再冻也要坚持宣传抗日救国，决不退缩，但最基本生活也还是要有保障。于是，汪达之又只身来到上海求援。陶行知和邹韬奋，共同设法赊得刚出版的三种《国难地图》180套和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些新书，都优惠给新旅销售。新旅全团出动，奔波半月，全部售出，用所得款解决了吃饭和每人的棉衣棉鞋。
在南京，汪达之还带领团员们去拜会了冯玉祥将军。当时的冯将军闲住在紫金山蒋介石的别墅里，只有一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空头名义，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冯玉样热情接见了新旅小团员。一见面，团员们感到十分新奇，只见冯将军身穿青色土布棉袄裤，土布带扎着裤脚口，脚穿一双土布棉鞋，这哪象一位远近闻名的国民党大将军呵。
冯玉祥和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吃饭，桌上摆着大头菜和小米粥、馒头，大家吃得很高兴。冯玉祥说：“我早就听说你们是一群有志气的孩子，今日特地请你们一起吃早饭，象这样的早饭，一般老百姓还吃不上呢!”
汪达之说：“谢谢副委员长，您为了抗日，为国为民，劳苦功高……”
冯将军的脸色阴沉下来，气愤地大声说：“什么副委员长，我连一支枪都没有，一个兵也指挥不动。日本军阀是老蒋的干爹，他把半个中国都送给了日本人。”他接着说“我支持你们到全国各地去，唤醒民众，共同起来抗日，不然，我们都要成了亡国奴。你们面前困难还很多，要有勇气，要有吃苦精神。你们无论到哪儿，我的部下都会尽力帮助你们。”临告别时，冯玉祥将军还在汪达之准备的本子上写了题词。
不久，新旅刚来到松江，国民党松江县党部就派人来让他们尽快离开。汪达之去见县党部的书记，谈了新旅的主张和活动目的。书记说：“救国不关你们小孩的事，还是回去读书吧。”汪达之说救国不分大小，书记说：“松江不找这个麻烦。”汪达之拿出题词本翻给他看，书记一见上面赫然有冯玉祥将军的题词，态度立即缓和下来，不仅不再下逐客令，还帮忙解决了一些问题。
投身抗日救亡
新旅刚开始，是在苏、皖、沪、浙一带向民众宣传国难，散布抗日火种。1936年冬，新旅开始北上劳军，赴绥远慰问在长城一线反击日军挑衅的爱国将士，然后经包头河套，沿黄河进入大西北荒漠地带，向蒙、回、汉广大牧民进行抗日宣传。那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但是新旅在汪达之的带领下一直坚持在华北大地。
此时，陶行知受全国救国会之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访问欧、亚、非各国，宣传抗日，虽然身在国外，但一直关注着新旅。1937年初，当他接到新旅寄给他的由田汉作词、张曙作曲的《新安旅行团团歌》唱片时，立即连夜又写了歌词的第二大段，
“拼命地团结，拼命地探讨，一边儿用手一边儿用脑。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世界来改造！来改造！…… 不怕它飞机，不怕它枪炮。为人类奔跑，使人类和好。我们是人类的小宝宝！小宝宝！（《陶行知全集》7卷）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在宁夏的新旅团员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们向回族同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讲抗战形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演唱抗战歌曲……。新旅的活动在当时落后闭塞的塞北荒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华日报》曾在社论中高度赞扬了新旅的宣传工作“推进了西北救亡工作，加强了蒙汉各民族间的团结”。
1938年，新旅来到武汉，受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亲切关怀。武汉危急时，正值新旅三周年，陶行知来到武汉。他非常赞赏汪达之带领新旅三年来的工作，同时又勉励说：“今天有如此成就，仍是不够的。假如追求真理的话，还只是抓住了它的尾巴，必须继续抓住而骑到它的背上去。”（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5日）
此后，汪达之率领新旅经长沙等地来到桂林，他利用当地有利条件，把新旅发展到100人，组成十来个不同的工作队，又在桂林郊区恢复重建了新安学校，继续实践着陶行知教育思想。他们的宣传工作范围南到广西桂林前线，北到贵州省贵阳市，东到浙江东部、广东曲江一带，写下新旅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从1935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在党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突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刁难和打击，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坚持向广大城乡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作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成为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支重要的宣传、教育队伍。
为党多做工作
汪达之创建的新旅一诞生，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新旅除了宣传群众，慰问抗日将士之外，还利用小学生的有利身分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38年初，在南京陷落后，苏南大片地域也相继沦入日寇之手，新安小学的教学已无法维持。这时，学校留守负责人郭青，接到在外带领新旅的汪达之校长来信，要他带本校一位叫张苏云的女学生去西安，并叮嘱在西安接到自己亲笔信后再行动。
郭青带着刚7岁的小苏云匆匆离校，在兵荒马乱之中来到徐州。此时苏北的铁路客运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他们一路爬车，几经周折才来到人地生疏的西安。此时郭青还没有收到汪达之的信，不知投奔何处，而身边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正当他打算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挣钱维持自己和苏云生计的时候，汪达之的信终于辗转而来。
打开来信，郭青这才知道，他历尽艰辛带到西安的女学生，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小苏云从未见过父亲，一直由母亲带着，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故而随母亲姓张，到延安后才改叫项苏云。汪达之的信中指示他带着苏云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设法把她安全送到延安。
后来，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回忆说：“1938年初，校长汪达之让学校的郭青老师把我带走。当时只有汪校长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对郭老师讲，你把这个张苏云带到西安去，到了之后告诉我，我再回信告诉你怎么办。……辗转到西安之后，郭老师就给汪校长写信。可当时汪校长他们也是避难当中，所以他接到信很晚，一个月后，我们才接到他的回信。这一个多月当中，我们就在西安苦等，钱很快就用光了。没办法，郭老师就找地方，看人家有没有用老师的。信来了，郭老师一看信，才知道他带着的这个女孩子是项英的女儿。汪校长在信中让郭老师带着我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说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当时虽然已经国共合作，但人们听到谁问八路军，还是很谨慎胆小，所以费了很大劲。我印象很深，后来是在一个街角，问到一个卖花生米的小伙子，才问到的。”（《<我与父亲项英的十二天>中华读书报》）
这期间，新旅还曾在绥远大校场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和祝捷阅兵大会上为傅作义将军的抗日壮举叫好助威，在汪精卫的面前替傅作义解了围。他们还曾在北平为党组织给外国友人斯诺送信，替患重病的邓颖超大姐联系就医。
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旅难以在国统区存在。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决定新旅从桂林秘密分批经香港、上海等地，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工作。汪达之连同新安旅行团员48人，分作十几批，历时10个月，到1941年底，平安抵达了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新旅到达苏北，受到新四军和华中地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刘少奇、陈毅亲自接见了他们，当场决定把组织发动苏北儿童的工作交给新旅。
刘少奇同志深情地说：“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 。你们来到苏北，就是回到了家。我们把根据地的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去做。”陈毅军长也风趣地说：“少奇同志讲得好，连我这个‘老儿童’都被感动了，想跟你们一道去做儿童工作哩!我提议，将来把整个华中的少年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去组织，第一步在苏北先组织十万儿童!”（《新旅简史》）
从此，新旅就以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发动、组织苏北抗日儿童团的工作中去，成了既是一只抗日工作队，又是一只文艺宣传队，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42年1月9日，新旅顾问汪达之拜会新四军军政首长。刘少奇亲切地对汪达之说：你们是党领导的一个革命团体，能和国民党作这样长久的斗争，算是你的功劳，你虽没有加入我们的党，但也无愧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大事记》）
尽管新旅工作繁忙，可一旦稳定下来，汪达之还是不忘陶行知“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不忘他十年前在新安小学的日子。1943年秋，汪达之在江苏涟东县长蒲河再次恢复新安小学。这所学校，历经抗战、解放战争许多艰险困苦，一直坚持办下来，直到今天全国著名的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新旅回到淮安。汪达之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委派部分“新旅”骨干团员于1945年11月在莲花街原址复校。
溶入新安事业
新安旅行团自1935年从江苏淮安出发到全国解放，在历时15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足迹遍及了祖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行程五万余里，为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丰硕成果，也是汪达之对党、对人民的巨大贡献。正如汪达之自己所说：“我是从痛苦中煎熬出来的，将整个的所有溶进新安的事业去了”。（《生活的书》）1944年，汪达之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新安旅行团的创始人，汪达之为了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为了新安事业，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年轻时代，与他热恋的女友，因为他过于痴迷教育事业，不愿跟他一块过苦日子而分手。此后，汪达之就一心扑在新安事业上，再也不提个人问题。直到日本投降，苏北两淮解放，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杨南琛女士，两人情投意合，在1946年完成了个人终身大事，此时，汪达之已是44岁了。
身处国民党统治区的陶行知得知这一消息，欣喜万分，当即给汪达之、杨南琛写了一首贺诗，其中有：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
欢喜她和你如鸟比翼，如枝连理，
共造新家庭，相敬相爱相扶持。
在学习上同心，在工作上协力。
把这力光大，化为民族团结力。
安居乐业造新邦，欢乐更无比。……
热情洋溢地表示了对汪达之新婚的祝贺，同时也表达了对汪达之的深厚情感。
“新旅”的成就，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评价。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致“新旅”的信中说：“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汪达之历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全国解放以后,汪达之同志一直从事党的教育工作.他首先恢复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的南京晓庄师范,并担任了校长.后来,他又调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广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等职。
终身干教育
1961年，汪达之从北京来到广东民族学院，担任中共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
环境不同了，职位不同了，汪达之还依然保持着当年新安小学时的工作作风，依然将陶行知教育思想贯穿于自己全部的教育工作中。为了办好民族学院，他到校不久，便深入黎、苗族集中地区进行调查。不仅听取当地领导对黎、苗族基层干部情况的介绍，还亲自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到黎村、苗寨去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与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他还特地到中、小学校了解黎、苗族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生比例，找学生座谈。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普通话，将来到民族学院深造，成为黎、苗族的新一代。
经过调查，汪达之感到：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成了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接受和贯彻党的政策的障碍和困难。他们的困难就是自己的责任，民族学院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干部学会说普通话，帮助他们扫除学习上的障碍，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各方面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政治素养打好基础。于是，汪达之从实际出发，在民族学院中设置了干部培训班、预科班、文化班等教学单位。在这三种教学班里，一律开设普通话课程，由此而奠定了民族学院在海南通什办学的基本模式。
果然，黎、苗民族学员来校后，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就是语言关。他们语言互不相通，思想上、生活上无法交流，听课以及师生之间的沟通也十分困难。汪达之对此早有准备，他从北京专门调来了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普通话教师，对学员集中进行三个月的普通话教学，使学生首先能听懂普通话的讲课，然后再循序渐进地使学生能讲、能读。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汪达之还在学院利用广播、歌咏、演出、演讲等形式，进行普通话的应用和学习，学院形成了浓厚的学习、应用普通话的氛围，学员的普通话水平迅速提高。
据时任民族学院的培训部主任郭呈祥同志回忆说：“汪达之办事认真热情，且有一颗年轻的心，善于进行宣传鼓动。有一次我和他乘交通车赴海口，当车开出通什后，他豪情满怀的站了起来，先给乘客唱了支歌，接着讲起学习普通话的意义，全车乘客起立为之鼓掌。
与众多知识分子相同的命运，在文革中，汪达之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长期患病，于1980年3月27日逝世，终年77岁。同年4月8日，汪达之同志治丧委员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人民教育家。中共江苏省委、淮安县委和群众代表为纪念汪达之，继承和发扬这位新旅创始人的终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特将他的骨灰运往江苏，安葬在淮安河下镇莲花街原新安小学旧址。
汪达之的墓地被长满苇蒲和荷藕的肖湖环抱着，洁白如玉的墓碑上刻着“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同志之墓”十二个金色大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当年陶行知先生写给新小工作的同志，也正是写给汪达之的题词，因为汪达之正是如此度过了不寻常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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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1 2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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