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接驾乾隆 | 最牛的徽商数江春

唱一首岛歌

《大清盐商》的汪朝宗原型（江春）

曾经在央视八套热播的《大清盐商》反映的是乾隆时期大清盐商的故事。主人公汪朝宗的原型，就是当年八大总商的核心人物、康山草堂主人江春。江春是徽商的代表人物，“最牛徽商”“以布衣交天子”、“一夜造白塔”等故事汇集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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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的徽商数江春

        江春，生卒年代不详，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安徽省古徽州府歙县江村人。清代著名的客居扬州业盐的徽商巨富，为清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

        江春早年读书应试，期望科考发达。乾隆年间曾参加乡试，未被录用，于是弃学经商走上徽商之路，寓居素有“徽商殖民地”之誉的商业中心扬州。江春富埒王侯，熟悉盐法，精通商务运筹，练达多能，在江春担任“两淮盐业总商”的40年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谋略与才华，举重若轻，勤勉诚恳，有难独当，有危勇赴，获得上下一致好评，两淮盐业达到鼎盛，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据《扬州画舫录》所记，江春任总商40年，先后蒙乾隆赏赐“内务府奉宸苑御”、“布政使”等头衔，荐至一品，并赏戴孔雀翎，为当时盐商仅有的一枝，时谓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同业中无不以为至荣焉”。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江春承办一切供应，筹划张罗接待，即所谓“江春大接驾”。乾隆皇帝曾于金山行宫与江春奏对称旨，亲解御佩荷囊，面赐佩带，晋秩内卿，并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赐金玉古玩，题写“怡性堂”匾额，并以“盐商之财力，伟哉”赞叹江春的“一夜堆盐造白塔”的奇迹。

        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等盐商献银100万两，庆贺乾隆登基50年大典，江春受邀赴宴于京城乾清宫举行的“千叟会”，并与皇帝进同与宴，受锡杖，可谓登峰造极。因为这“千叟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盛宴，是清宫中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每50年才举办一次的、只有皇亲国戚、前朝老臣和为数极少的民间长者才能被邀参加的盛大御宴，其影响力比现在的国家春节团拜会还要大得多，此为江春又一“牛”处。

        江春在扬州构筑的园林建筑，共有8处之多，它们是：“康山草堂”，明天启至崇祯年间，大理寺卿姚思孝茸山为堂，清初废为民居。乾隆年间，江春购其旁屋，拓其三面，以复旧观，并有徽派特色建筑元素新增广。乾隆南巡，两次临幸该园；“退园”，乾隆南巡时，江春借作“康山退园”；“净香园”(江园)，江春筑，与“两园曲水”相望；“秋集好声寨”，即江春别墅之一；“江氏东园”，江春构筑；“西庄”，归江春净香园“怡性堂”，其“怡性堂”匾额系乾隆皇帝御书；“水南花墅”，江春构筑，俗称“江家箭道”；“深庄”，江春筑，为其东乡别墅。

        徽州巨商江春虽然长期客居扬州，然而却一直生活与拼搏在他刻意营造出的“徽州殖民地”氛围中：住的是徽派特色浓郁的别墅以及私家园林，吃的是从老家徽州带去的家厨团队与主要原材料烹制出的徽菜佳肴，玩乐的是自家组建的“德音班”、“春台班”等徽剧家班，甚至于平常的生活会话用语，也因为乡人聚居的缘故而照旧使用家乡话。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儿，一件是：江春家的“春台班”，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与“三庆班”、“四喜班”与“和春班”一道，奉旨入京为乾隆皇帝80大寿祝寿演出，演绎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导致京剧诞生”的重大事件；

另一件是：江春接驾乾隆宴，就是由他的家厨团队根据江春的设计而主厨并精心烹制而成的。

        晚年，江春因“家产消乏”、家财耗费一空，不得不靠“贤帑”方式维持营运。乾隆皇帝为了慰勉他，不但授给他“布政使头”，官居一品；而且两次赏借皇帑，共计55万两白银。江春去世后，乾隆皇帝又赏赐其子江振鸿5万两白银，作为营运盐业的资本。—介布衣商人，获帝王如此殊荣与恩宠，史所罕见。

        江春的徽州老家故居，在安徽省歙县北边的江村，位于现在的歙县开发区边上，距离县城4公里。除江春之外，这个村中客居扬州的大盐商还有江晟、江嘉铣、江进等。江春故居系一典型的徽派古民居建筑群，因其规模庞大，有三个门楼、一个马房、一个花园、一个后院、九个天井、三个阁楼，而并列的三套故宅内，又各有门房、外厅和内厅等三进，所以当地人称之为“三进三”。有资料显示：直到1988年，当时江春故居里面，还居住着27户人家，足见其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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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的徽菜接驾宴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六次下江南的南巡活动，留下了不少档案，均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所谓“清宫秘档”。其中，就包括了记载得非常详尽的乾隆皇帝每一次下江南的行程路线、下榻地点以及每天各餐的菜谱“御膳单”。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御膳资料，为我们的高档餐饮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范本。

        乾隆三十年下江南路过扬州之时，两江总督尹继善、巡盐御史高恒、苏州织造普福等均曾多次献食，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它们都是地方官员。然而，在这些献食者的行列中，却出现了布衣江春的名字，而且还参与了每一次的接驾并获得乾隆皇帝的厚评与褒奖，这就有些非同寻常了。其实，那个中之妙就在于，江春所献的，恰恰是地方官员们所或缺、又是乾隆皇帝从来也没有品尝过的“地方徽菜”，江春打的是“特色”牌。

        现在，我们可以和盘托出这些“江春徽菜接驾宴”的神秘的综合菜谱了，它们是：

        茶品部分：以现在已经成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徽州锡格子茶”传统茶品及其礼俗献上，内有徽州传统著名极品茶点“顶市酥”、“寸金糖”、“伏岭饼”、“交切片”等以及“徽州五香茶叶蛋”。

        早点部分：“冰糖炖燕窝”。

        饮品部分：徽州漕溪出的“黄山毛峰茶”等。

        果品部分：歙县三潭枇杷、黟县里仁香榧等。

        食品部分：灵山贡米做成的香米饭、徽州拓馃等。

        贡品部分：徽州文房四宝盒、徽州贡菊等。

        菜品部分：绩溪一品锅、金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沙地马蹄鳖、雪天果子狸：、腊香问政笋：、徽州馄饨鸭、青菜鸡丝豆腐汤、徽州腐衣圆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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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接驾   供奉宸游

乾隆下江南的故事，民间流传广泛。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两次东巡。有说不尽的故事，这些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一人就是江春，他一生八次接驾，承办一切供应，供奉宸游之费。乾隆十四年（1749年），江春组织扬州近百名盐商巨贾，捐银修建江都高旻寺、金山县金山寺、丹徒县焦山寺等行宫，疏浚扬州内河，整修园林、建造画舫，使扬州城焕然一新。“银子花的像海水一样淌”。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由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钱塘人梁诗正陪同，于正月十三日起行。先免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部分赋税。两淮巡盐御史吉庆和总商江春、汪适璋、黄履暹、洪征治等人身着朝珠补服，在蜀冈景区的御码头接驾厅接驾。江春导游先后游览了西园、瘦西湖、二十四桥景、隋堤、香阜寺、虹桥等名胜，颇获帝心赏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先免江苏、安徽、浙江部分民欠，仍由梁诗正陪同，于正月十一日起行。前一年，江春集资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天宁寺西园兴建行宫和御花园，御码头，并将位于瘦西湖北边的私家园林——江园尽献为官园。御驾至扬州，先驻足江都高旻寺行宫，赐宴官商。家资千万的徽商汪适璋及马日琯皆受赐御书“福”字。乾隆帝巡游江园，赐江春金玉器玩，御书“恬性堂”匾额。三月十四日，江春在小金山御舟奏对称旨，乾隆帝赐玉佩，面赏江春为内务府奉宸苑卿。在天宁寺行宫，乾隆帝赐宴徽商，江春奏请召试徽商子弟。同年二月上谕云：两淮商众“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嘉奖……”赏奉宸苑御街的除江春外，还有徽商汪适璋、黄履暹、洪征治、吴禧祖等。

乾隆于（1762年）的第三次南巡，正月十二日起行。由歙人曹文植陪同南巡。御舟到扬州，又驻足高旻寺行宫，赐宴两淮徽商。帝游幸四大总商的私家园林，幸江园，赐名“净香园”，御制诗两首；幸黄园，赐名“趣园”；幸汪氏南园，赐名“九峰园”；幸大洪园，赐“倚虹园”御匾。熙春台，气势恢宏，五色填漆，上盖五色琉璃瓦，一片金碧，时称湖上台谢第一。乾隆帝巡幸至此，两岸高呼万岁，响彻山川，后称为“春台视寿”。帝又赐宴天宁寺。江春奏请召试徽商子弟。同年二月上谕到扬州，给已有宸苑御街的徽商各加一级。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于正月十六日起行了他的第四次南巡，由曹文植陪同，先免江苏、安徽、浙江因灾所欠钱粮。第三次南巡后，徽商大兴园林，争奇斗艳，建有黄晟的西园曲水，黄为蒲的长堤春柳，程杨宗的白塔晴云等20个景点。江春陪乾隆帝巡游新建的园林，又游大明寺，乾隆帝敕题“法净寺”；幸徐赞候的徐园（一名石壁流淙）时赐名“水竹居”。一天，乾隆帝幸大虹园时说，此处“似南海（今北海公园）之琼岛春阴，惜元塔耳”。江春闻言，以万金从近侍处茯塔图状，“鸠工庄材，一夜而成”。次日，乾隆帝再幸大虹国，见塔巍然，叩之果为砖石所建，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在大宴徽歙盐商时，乾隆帝满意地说：“行在以来，莫若扬州之适意者。”帝赐徽商鲍光甸貂皮，荷色和藏香，还召试徽商子弟。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南巡时，已70岁，正月二十一起行，由曹文植陪同，先至杭州。乾隆帝返回江苏，御舟距镇江十余华里时，遥望岸上一个硕大的寿桃，“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此举博得乾隆帝欢心，在丹徒县东的焦山行宫大宴两淮徽商，程光国受赐御书；鲍光甸受赐诗册、耕织图、“福”字、朝珠等。徽商子弟洪梧应召试，赐举人。在熙春台，江春率领两淮名商巨贾、地方官员及扬州百姓为乾隆帝祝寿，山呼万岁、声震山岳，乾隆帝心花怒放。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已74岁高龄的乾隆于正月二十一日起行，开始了他的第六次南巡。由曹文植陪同，乾隆帝游览东园后，再次临幸江春住所康山草堂，特召见江春7龄幼子振先，“奏对称旨，温语褒嘉，御解金丝荷包，面赐佩带”。天宁寺宫距小金山约三里，乾隆帝常往巡游，夕阳西下，遥望数里之外，“见城楼一角，近视则之无物，上意憾焉。”徽商之妻黄十公太太闻言，“拆城内大屋移建，用砖、木数千人排列传递，一夕造成三贤祠。”次日，乾隆帝再游见之，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乾隆曾两次亲临江春的私家园林康山草堂，并且赐金玉古玩，题写了“怡性堂”匾额。据说有一次江春抱着七岁的儿子接驾，乾隆竟把孩子抱在膝上，以手抚摸孩子的头顶，还解下自己的紫荷包给孩子戴上。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春，巡山东，江春接旨赴天津恭迎圣驾，特旨乘坐副车，蒙赐筵宴及貂、缎等物。

乾隆四十一年春又出巡山东，江春接旨又赴天津恭迎圣驾，又蒙赐筵宴和貂、缎等物，两次东巡的日常接待事务，由江春族兄江进办理。

江春八次接驾，并于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的十一月入京参加庆典和千叟宴，先后十二次得见乾隆。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这是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之后写下的诗句。自此，“乾隆皇帝下江南”，便成为中国风流史上的一段绝唱；自此，创造出“徽菜接驾乾隆帝”奇迹的江春，便也成为了徽商史上“最牛的徽商”。


江春将近五十年的盐商生涯，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也时有危险。关键是，江春能顾全大局，控制不法行为的程度，更关键的是他能有效保证两淮盐务的正常经营和税费的上缴。何况盐务官员受其实惠，自会为其说好话。成功处置这些事件，化险为夷，显示了江春与官场、朝廷游刃有余的交往能力，对官场政治的熟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