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朴学

春风无辜

                                                                                                   

朴学又称考据学，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朴实的治学学风。朴学家以研究儒家经典来作为治学宗旨，徽派朴学的经学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的求知方法，即考证的方法。徽州（今黄山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学者历来注重考证，徽派朴学是由徽州地区出现的新安理学转变过渡形成的以求证、求实、求真为特色的创新学派，成为清代学术的突出代表。
01

明末至清康熙、雍正朝是徽派朴学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由歙县黄生开其端，婺源江永奠基。清乾隆、嘉庆朝是徽派朴学成熟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家群体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把徽派朴学研究推向极致。休宁人戴震（现属屯溪区隆阜乡人）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他是中国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此外，清代中后期的著名徽派朴学家还有歙县人程瑶田、金榜、洪榜、江有诰、汪莱、凌廷堪、程恩泽，绩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黟县人俞正燮等。[2]民国年间，经学大师歙县吴承仕为徽派朴学的后继者，在音韵训诂和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辨方面造诣很深，他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02

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这是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的，徽派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

徽州学者历来注重考证，宋代休宁人程大昌著《禹贡论》、《考古编》，引证各家成说，辨析疑难讹误，给后人以很大启发。明末清初，有深厚理性思维功底的歙县人黄生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钻研文字声义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辩证精核，开徽派朴学先河。比黄生稍晚的休宁人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被梁启超称为“疑古的急先锋”，不但为清代学者的辩伪工作开启了先河，而且对近代“疑古派史学”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比姚际恒又晚一些的婺源学者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注重实学，注疏《十三经》，精思博考，提出很多创造性见解，海内学者咸为叹服，主要著作有《古韵标准》、《礼经纲目》、《深衣考误》。乾隆年间，徽派朴学奠基人江永在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宅居中的“不疏园”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江永的学生程瑶田、戴震、金榜等都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与江永同时同县的学者汪绂，专意以考据治经，涉猎极广，凡乐律、天文、地理、医卜、术数无不精通，著有《参读礼志疑》、《易经诠义》、《春秋集传》等。

黄生、姚际恒、江永、汪绂均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但他们治经不废宋儒。自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空疏缺陷，以汉学为研究的门径，每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六书。通贯群经后方才下结论。戴震集朴学之大成，他学识渊博，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训诂都非常精通。他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阳、阴、人对转理论。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十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总结了历代数学成果。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从考据训诂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儒家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为主要宗旨。主张情与理和谐，也就是天理与人欲调解得当。情理和谐即宇宙和谐，一个和谐的宇宙是美的世界。清代中后期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还有歙县人程瑶田、金榜、洪榜、江有诰、汪莱、凌廷堪、程恩泽，绩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黟县人俞正燮等。近代经学大师吴承仕为徽派朴学的后继者，在音韵训诂和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辨方面造诣很深，他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徽派朴学家在文字、音韵和训诂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文字学研究中，提出“六书”体用论；在音韵研究方面，尤其在古韵的分部方面，为上古音系统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转语”理论的出现，直接推动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在训诂学方面，创立“从声原义”的训诂学理论，解决了训诂学上很多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开创汉语词族语源研究的新领域，对清代训诂学的昌盛繁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03

徽派朴学作为乾嘉时期学术上一个重要学派，本质上属于经学学派。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安理学的治学主张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对徽州朴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宋史·朱熹传》记载：“其为学，大抵穷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徽派朴学家受到朱熹的影响，不盲从古圣前贤，在汉学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使古文经学的研究走向对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的实学道路，训诂更加精密、考据更为详审，而且对六书、音韵、语法、词例的研究愈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上亦有很多创获，务在揭示古代经传的原始面貌。其对《诗经》、“三礼”及《论语》、《孟子》诸经皆有撰述，造诣尤深于《诗经》与“三礼”。在关注经学研究和阐述的同时，徽派学者对于哲理、乐律、文字和音韵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非凡，远非一般考礼穷经的经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他们的许多著述对于后人的学术研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徽派朴学家除了阐发义理，对词章、考据也极为重视。他们在训诂、校勘乃至考订等方面取得了远胜前人的辉煌成就，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4

徽派朴学是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但其影响力非常广泛。在时间上，徽派朴学求实考证的质朴学风渗透并融入百年之后的思想及学术领域，其阵营历经百年之后虽然渐趋式微，依然不乏后起之秀，直如近代的文化巨擘胡适等，学术成果更是可圈可点；在地域上，徽派朴学的徽派朴学兴起于徽州，之后进入京畿，蜚声江浙，然后遍及山东、河北，直至西南边陲之地，并迅速扩大到国内的一些重要地区，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而大行其道，广为传布。徽派朴学发于一隅而流布全国，这一方面是彼时代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广泛的学术交流。可见，徽派朴学植根融汇于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体系，给学术界提供了严谨求索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体现了徽派朴学顽强的生命力。

05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06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徽派朴学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舞动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支伟成在著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对徽派朴学慨然叹服道：“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

徽派朴学的独特学风，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问之道，都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使文字、音韵、训诂从经学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字之学，拓展了传统汉学的范围，从恪守汉学之说到敢于突破汉学之说。徽派朴学重视考据研究的科学方法，从一字一义孤立地说明转向全面系统地探索，不仅在同时期诸学派中独树一帜，发扬光大，同时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更因其对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与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彪炳史册！

07

志存闻道

戴震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他的治学的目的是“志存闻道”（《戴震全集·与某书》）；“务必闻道”（《戴震全集·答郑丈用牧书》）；“志乎闻道”（《戴震全集·与姚孝廉姬传书》）。关于道，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这样诠释：“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如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至于明道，戴震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全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震全集·与段若膺论理书》）“由文字以通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循其阶，而不可躐等。”（《戴震全集·古经解钩沉序》）。这些是戴震治学的切身体会，即通过字与词的把握，循序渐进，才能更好地学习和通晓古圣贤的典籍。戴震平生稽志闻道，为了掌握“明道”的门径，他用了很长时间，深入研究有关学科，才逐渐明白了“圣人之道”。

言必有征

余廷灿评戴震治学“有一字不准六经，一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不为歧旁骈枝所惑，而一秉古经，以求真是之归”。（《戴东原先生事略》）有例可证，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传》释“光”为“充”，蔡沈《书集传》释“光”为“显”。一时众家所说不一。戴震不偏信一家，遍阅《尔雅》、《说文》、《释文》、《礼记》等书，从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反复推求，发现古代“横”与“桄”通用，《戴东原集·与王内翰凤喈书》有记载：“‘横'转写为‘桄'，‘桄'误脱为‘光'，故‘光被四表'即‘横被四表'。”

孤证不作定论

戴震主张言必有征，孤证不立，他在《与姚姬传书》中说：“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徽派朴学深受顾炎武的影响，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四库全书总目·日知录》提要）

作窄而深的研究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说：“（乾隆）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仲次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

提倡声训，以声求义

高邮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或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竹+鞫]为病。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以本字，以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多假借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序》中引王念孙之言）另一位徽派朴学大师歙县程瑶田指出：“双声叠韵出于天籁，不学而能。由经典以及谣俗，如出一轨，先生（按：指王念孙）独能观其会通，穷其变化，使学者读之，而知绝代异语、别国方言，无非一言之转，则触类旁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果蠃转语·跋》）

文体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龚丽正乃段玉裁之婿，其后人龚自珍著《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在引语中引用了王引之的自言，王引之说：“吾著书不喜放其辞，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辞。”可以管窥徽派朴学家们行文倡导言简义赅的要旨。

由训诂以求义理

据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记载：“（戴震）少从婺源江慎修游，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训诂明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礼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

义理、考据、辞章并重

徽派朴学家们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观点。考据是指厘清事实，在事实清楚和基础上才能阐明义理，而义理的通晓又须通过简明精炼的词句来表述。混沌不清的事实加之晦涩难懂的文字，则义理是无法阐述明确的。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戴震）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正是反映了以戴震为主帅的徽派朴学阵营所推崇的义理分明、考据精确、词章炼达的主张。

论训诂不必泥其物类

徽派朴学向来重视考证，但同时却反对烦琐考证，以避免为考证而考证，使学问陷入误区的泥沼。如戴震在《诗经考》中多次提醒，致力训诂切不可泥其物类，不可因诗附会，不可“缘辞生训”。戴震于此身体力行，《诗经考》一著在考证名物方面就不乏例证。例如，《周南·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戴震按：“雎鸠，或谓之鹗，性好峙，所谓鹗立……诗但兴于和鸣，不必泥其物类也。”又如《周南·螽斯》篇：“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戴震有按：“诗兴于螽之众多，不泥其物类也。”

释经贵知其文理

《诗经·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恩，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一段，是成王自戒并告诫群臣的话。《毛诗序》认定篇首为敬之之辞：“群臣进戒嗣王也。”戴震却不以为然，《诗经考》云：“行文之体，有先言已而顺达其意者，亦有先言其意而以已承接之者。故说经贵知其文理也。”近人林义光赞同戴震的观点，所著《诗经通解》中说：“按诗言‘维予小子'，又言‘示我显德行'，则是嗣王告群臣，非群臣戒嗣王也。”戴震曾因此篇引发出“说经贵知其文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议论。

比较研究，总结通例

这是徽派朴学家们沿用的思维逻辑，例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凌廷堪巨著《礼经释例》的解析：“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

将有述作，先制长编

这是徽派朴学家们常用的治学著述模式，首先博采资料，做足准备工夫，制定长编，避免行文散漫，使立意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皆充分体现了此模式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