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在皖南

真爱不分克拉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皖南，远在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即由肖劲光、方志敏同志插下了革命的种子。1927年3月，肖劲光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肖当时为第六师的党代表）的一部分部队到达皖南歙县，作了短暂的停留。肖劲光同志在歙县停留期间，改组了北洋军阀的旧政权，建立了以瞿朝杰为首的县政府。同时改组成立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并对各界人士及劳动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作了初步的革命启蒙和发动工作。1934年，方志敏同志率领抗日先遣队由赣东北直驱皖南，北上抗日。这支部队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击，遭到失败，方志敏亦不幸被俘并壮烈牺牲。但是，这支部队在人民中特别是穷苦的劳动人民中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不断生根、发芽。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是从“西安事变”后开始逐步形成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人民要求抗日，要求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开始形成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1936年底，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党员吴立奇（回歙县）、周瑞锦（回广德）、谢守枝（到南陵）回皖南。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第一次派到皖南的几位骨干，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歙县有二百多人，屯溪有四十多人。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序幕，紧接着是“八一三”淞沪抗战。这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皖南沿江及边缘各县就成为战争的前线。皖南二十二县中沦陷或半沦陷的县份达一半以上（十二县）。这年秋天，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部在徽州屯溪组成（以后迁往江西上饶）。这时，从淞沪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有国民党嫡系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部，还有四川军阀刘湘部（后来是唐式遵部）。当时，皖南这块地方，在行政和军事上属于两个系统：行政上属安徽省政府领导，军事上受第三战区指挥（江北属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南京沦陷后，日寇溯江而上，安徽境内的长江，不久即为日寇严密封锁。安徽省政府决定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主任是爱国将领戴戟将军。戴曾任十九路军师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后来，加入福建人民政府，对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十分有利的。而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然由中央社正式发表了，但在下面，还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有的表面打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号，实际干的却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的勾当。如当时屯溪调查室主任薛卓江，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c.c份子魏寿永等的指使下，就曾不断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虽然如此，但要求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代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正在这时，新四军军部到达歙县岩寺。中共中央于1937年10月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命令分散在江西等八个省十四个地区的游击队，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1938年3月，这支部队在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袁国平、谭震林、邓子恢、傅秋涛、粟裕等同志的率领下，陆续来到了歙县的岩寺镇、进行整编。同年秋，新四军军部迁到皖南前线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对推动国民党地方当局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主导的作用。过去被破坏的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抗日进步力量也逐渐得到发展和壮大。新四军军部到皖南后，项英同志还同顾祝同进行了几次直接谈判，达成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协议（没有形成文字），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公开反共，从而保持了两年多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长江局等上级党组织曾先后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到皖南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冬，中共长江局派共产党员余华和汪宪（此人皖南事变后叛变投敌）回皖南休宁工作。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在休宁县海阳小学举办“第三战区志愿抗敌青年训练班”，并派军统特务张祖鑫主持其事。参加受训的有小学校长、教师和中学教师、国民党基层骨干共一百余人。聘请余华和汪宪担任教师。此举是以国共合作为名来限制余、汪的活动。但作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说，正好利用这个讲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虽然在工作中经常受张祖鑫等人的干扰，但因为参加受训的毕竟还有不少热血爱国青年，同情和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所以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收获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黄诚、谢云晖、魏金非等同志，也由外省派来歙县岩寺，他们是受四川军阀刘湘的邀请，参加在岩寺开办的“第七战区政治部青年救亡训练班”工作。这个训练班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皖南政治工作委员会领导，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自成任主任，具体训练工作，则由黄诚、谢云晖等同志负责。参加受训的都是皖南歙县、屯溪、休宁、祁门、绩溪等县的失学失业青年，他们大都深怀民族的仇恨和抗敌救亡的决心来参加受训的。训练班办了两期，受训的青年共一百多人。他们结业后，分发到皖南各县从事抗敌救亡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7年11月，在上海从事救亡工作的以陈国栋为首的十二位同志，随同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来到皖南屯溪，并由罗卓英介绍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部工作。陈国栋等同志力促薛岳立即广招爱国志士，培训抗日救亡工作骨干，开展战地服务活动，积极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薛岳同意了陈国栋等人的建议，于同年12月在屯溪附近的阳湖举办了一期“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招收皖南各县级及处省流亡的失学失业青年三百余人，进行时事政治和战地服务工作的训练。训练班由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简称皖中）校长姚文采兼任班主任，陈国栋、朱凡、许睛等同志配合“皖中”部分教师，具体负责培训工作。训练结束后，择优录取了一百五十人，其中分配一百人左右。1938年1月，正式成立了“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服务团”。团部设在屯溪附近高枧工职学校内。姚文采兼任团长，下设宣传、救护、锄奸、交通、通讯、运输、担架、民运等十个大队。陈国栋等十二位同志分别担任各大队的正副队长和分队长，并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发展党的组织。在陈国栋等同志的推动下，皖南各县都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积极开展战地服务工作。战地服务团还在屯溪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宣传工作。1938年春，他们组织了歌咏宣传队，在屯溪街头大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黄河颂》、《游击队之歌》等，同时还深入各中、小学及店员中教唱抗战歌曲、还到处书写、张贴抗战标语，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共同抗日。同时还召开军民联欢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绪，使抗日烽火在皖南熊熊燃起。

但是，战地服务团所做的工作，顽固派薛岳却看不惯了，他一面采取阴谋手段逼走了陈国栋等十二位同志（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参加了省动委会工作），一面将战地服务团精简，由原来的一百人、缩编为三十人，被精简的人员一律遣散回家。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去后仍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新四军。

二、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如前所述，皖南地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首先是从部队开始的，也就是从1938年3月新四军军部在歙县岩寺建立时开始的。但地方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时间则在皖南动委会成立之后。1938年4月，皖南行署在屯溪成立。5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派周松圃、余华、焦呜銮、范治农、朱继章、邵之枢等（余、范、朱均为共产党员）到屯溪，协助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筹备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办事处），戴戟任主任，江暐（彤候）、周松圃任副主任，余华、焦呜銮、范志农、邵之枢、朱纪章等负责实际工作。余华同志等并成立了特别党支部，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可以说，皖南地方国共合作是通过动委会这一组织形式实现的。余华同志等利用这一组织形式和合法身份，团结了国民党中造成国共合作主张抗日的左派人士程中一、邵之枢、焦呜銮、葛剑寒等和地方上的一些开明绅士。省动委会办事处成立后，戴戟很快就在歙县召开专员、县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县开明绅士及各界知名人士。他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发动民众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县尽快成立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省动委会办事处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民众动员工作。会后，皖南地区的民众动员工作发展很快，局势日渐稳定。

此时，逃往后方的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刘真如、中统局的魏寿永、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组织部长邵华、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余凌云等都先后扛着抗战的招牌跑到屯溪。他们来到后，对皖南地区的民众动员工作造谣生事，企图插手，夺取领导权。只因戴戟不予理睬，他们才未得逞。

1938年7月，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此人原系汪精卫的改组派，汪当汉奸后，他未走，被蒋介石破格提为社会部部长）跑到屯溪，要戴戟改组皖南动委会，并提出只改名称，不动人事（刘真如等从中怂恿），遭到戴的拒绝。同年十月，谷正纲又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名义电商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同意后，以顾祝同的名义电戴促其同意改组。至此，戴已无法拒绝，遂将省动委会办事处改名为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委员会，戴戟仍兼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刘真如、金慰农，常委有焦呜銮、葛剑寒、程中一、吴蝶卿等，委员有二百多人，包括各县县长、各界知名人士及地方绅士。改组后的动委会，组织机构和办事机构都扩大了。动委会内设总干事一人和组训、宣传、情报、服务、总务五个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谷正纲介绍巫兰溪任总干事，许闻天任组训长，因戴戟不同意，改提孙跃武任组训长。刘真如介绍王枞任宣传组长，张俊任情报组长，只剩下服务和总务两组由戴戟派人。戴安排范治农为组训副组长，余华为服务组组长，王光道、朱纪章为总务组正副组长。谷、刘原来打算把皖南动委会一把抓过去，把皖南的抗日动员工作，纳入他们制定的轨道，但由于余华、范治农等同志仍继续参加实际工作，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皖南的抗动员工作，仍在蓬勃地向前发展。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着就发生平江惨案，不久，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皖南的国民党顽固派刘真如、宋正榘、张一寒等人，伙同第三战区政治部，对皖南动委会的共产党员余华、范治农进行迫害。他们先秘密逮捕了范治农，解往上饶集中营（1940年10月，皖南动委会程中一、金慰农到第三战区进行慰问，向顾祝同力保，由顾开释），接着又逼余华自首并限期答复。余被迫于1939年6月间，以去医院看病为名，从医院后门逃出，离开屯溪去泾县新四军军部。至此，皖南动委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已排斥，抗日动员工作陷于停顿。1939年10月，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突然病死，反动的桂系军阀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皖南行署主任戴戟因不愿与这样的人共事，愤然辞职，于1940年4月交卸。继任者为桂系的黄绍耿。戴在卸任前，介绍休宁人黄乐民为皖南动委会干事。不久，皖南动委会又进行了一次改组，改名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组织机构缩小，各组不设组长，只设干事和助手二、三人。黄乐民是国民党左派，思想比较进步，同情共产党，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他接任总干事的一段时间里，皖南的抗战动员工作曾有起色。他并于1940年5月，在屯溪成立了“皖南动委会政治工作队”两个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第一队队长呼延夫（笔名金芳），是进步文艺工作者，副队长朱炳，是纯文艺观点的自由派。第二队由张一寒派中统特务鲍士鎏，李体元两人分任正副队长。政治工作队招收失学失业青年六十人，其中大多数是要求抗日思想进步的青年。屯溪地下党组织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动员工作，先后介绍地下党员汪茫、钟袁平两人分任第一、二两队歌咏指导员。他们以歌咏为武器，大唱抗战歌曲，把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抗日救亡工作，一度较为活跃。第一队曾在屯溪公演曹禺的名剧《雷雨》和其它抗战话剧，效果很好。黄乐民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舆论工作，他除了亲自抓政治工作队的时事政治学习，邀请经济学家骆耕谟讲政治经济学外，还邀请文艺界进步人士黄竞麟、程襄侯等在屯溪创办一份名叫《皖南人》的刊物，以宣传抗日。

1940年下半年，皖南的政治气候逐渐恶化。八月间，政工队的钟袁平同志被秘密逮捕。十月间，皖南动委会总干事黄乐民被迫辞职，宣传助理干事李一木和政工队第一队队长呼延夫被撤职，而《皖南人》也在最后一期中，以《何以告慰孙总理在天之灵？》为题的论文，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之后，向读者宣告被迫停刊。皖南动委会的名义虽然还仍存在，但已全部为反动分子所操纵（这时军统特务丁培鑫继任干事）。各县动委会内的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也先后被迫离职，各种救亡团体无形解散。以顾祝同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正在调兵遣将，白色恐怖笼罩了全皖南。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新局面

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成、巩固和发展阶段，整个皖南地区出现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首先，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适应新的战略转变和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秋，在皖南泾县白棵树成立了中共皖南特委，特委书记是邓振询，邓调苏皖区党委书记后由谭启龙继任，李步新来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谭启龙离开后，李步新继任书记。在皖南特委领导下，陆续成立了几个中心县委，其中徽州中心县委设在屯溪（1938年4月份成立，包括休、黟、祁、歙、绩五个县），书记先是余华，后是汪宪，最后是郑家琪。皖南事变前夕，又组织了新的皖南特委，黄跃南同志任书记，特委委员有胡明、孙宗洛等同志，在特委下面，按地区成立了徽州、旌泾太南芜宣几个中心县委，铜陵敌后地区成立了工委，分别由黄跃南、胡明、孙宗溶等同志兼任书记。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对领导各地基层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虽然蒋介石已正式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根据党中央指示，除因统战工作需要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外，一律处于隐蔽状态。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合法身份，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并以自己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模范行动，影响群众，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从而实现党对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

其次，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成立后，各县也很快成立了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各县动委会绝大部位都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开明士绅支持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省动委会办事处成立了一个直属青年工作团，吴立奇任团长。另外，还有八个特种工作团。各县也都成立了青年工作团。这些工作团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地下员和革命进步青年手中，如黟县青年工作团长范澎生、太平青年工作团团长崔思权、歙县青年工作团团长王任之，都是地下党员。工作团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积极要求抗日的革命进步青年。他们不计待遇，不畏艰险，深入农村，深入敌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广泛地建立各种抗敌协会。如青抗、农抗、妇抗等，一时皖南各县出现了坚持抗战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在省动委会办事处余华、范治农等同志的带动下，南京安徽中学徽州分校校长、省动委会办事处委员姚文采，积极领导全校学生开展抗日民主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教唱抗战歌曲开始的。姚文采力排众议，聘请汪茫为音乐助教，在全校教唱抗战歌曲。接着将学生分为八个宣传小组，分赴休宁的临溪、梅林、占川、隆阜、率口、高阳、黎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向农民教唱抗战歌曲，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部份学生还组织了一个“雪里红剧团”，到屯溪附近演出抗战话剧，效果很好。有一次学校还组织五百余名学生，参加由第三战区政治部主办、国民党军事委会政法部第三厅演剧二队主持的千人抗战歌曲大合唱。这个学校有一个军训教官丁衡阳是军统特务，他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仇视，迫害进步师生，制造白色恐怖，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大家一致要求把这个家伙赶走。在全校师生愤怒声讨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这个家伙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再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国民党地方政府——皖南行署、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关系，一直很好。1938年春，新四军军部在歙县岩寺成立后，双方即经常联系，戴戟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和川军，对当时动荡的人心和混乱的局面，不介但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反借口抗战需要，大兴徭役，加重人民负担，制造地方纷扰。而新四军到处为人民着想，从不向地方要一针一线，并极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抗战，安定人心。面对着上述情况，我的打算是……对新四军更要保持接触，以免发生纠纷”。新四军军部在岩寺的时间虽然很短（两个月），但却为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地方当局保持了比较融洽的关系。新四军军部东进到皖南泾县云岭后，和驻在泾县的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署察专员公署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他们派出大批工作队，进行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保家卫国，协助国民党地方当局做了很多有利抗战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第六区专员邓吴明（国民党左派，解放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农工民主党南京市主委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叶挺、项英等经常接触，关系融沦。第六行政区所辖各县除泾县是完整外，都沦陷或半沦陷区，情况很复杂。由于得到新四军的协助，那里的地方秩序比较稳定。国民党当局还在泾县办了一所临时中学（十二临中）收容沦陷区的失学青年。随着前线局势的日趋稳定，前后各方县之间还展开了一些经济贸易往来，对调剂军需民用、活跃战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皖南的影响

抗战初期，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过分相信国民党，认为他同顾祝同达成的某些口头协议是可以信赖的。由于项英同志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敌占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缺乏对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甚至在中共中央1940年5月4日的指示下达以后，仍然不愿执行。对于国民党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坐失时机。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同志亦被反动分子所杀。这一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虽然项英同志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其本人负责，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五、皖南事变以后的形势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皖南的党政军特倾巢出动，在皖南各县疯狂地进行大逮捕，我休、黟、歙、祁和各地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党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宁振榘召集国民月会，大肆反共，诬蔑新四军是“叛军”，并扬言新四军已被彻底消灭。同时进一步限制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剥夺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还由皖南党政军机关会同派人组织皖南特训处，由唐升节负责，丁静如负责审讯，进行残酷迫害。他们还根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指示，为了防范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的暗中活动，成立皖南特种会报。各县也先后成立了特种会报，由各地党政军特宪警团机关指派专人参加，会上交换来自各方面的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并提出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军事上也进行了周密的布署，成立了苏浙皖边区绥靖指挥部，由顽固的反共将领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任指挥官，顾祝同还派他的弟弟顾心衡统帅国民党第二挺进纵队进驻泾县，名为抗日，实则反共。皖南各县的反动武装，也在刘秉哲的绥靖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集结起来，企图把在皖南事变后开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皖南游击队一网打尽。

至此，自1938年初开始形成并逐步得到发展的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皖南地区已趋于事实上的破裂；体现国共第二合作的组织机构——皖南动委会也告结束。

但是，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破坏了的。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几天之后，新的新四军军部就苏北盐城城区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941年5月1日，从皖南突围过江的新四军各部同孙仲德的江北游击队纵队以及林继先的挺进团合并，加上无为游击队和江北地方武装，在无为正式宣布组成新四军第七师，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任命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张当时在延安，一直未到职），曾希圣为政治委员，傅秋涛为副师长。不久，又宣布成立了以何伟为书记、李步新为副主任的皖中抗日行政公署，从而健全了皖中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皖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遭遇到暂时的挫折。但决不象国民党顽固派所宣传的那样新四军被彻底消灭了。事实上，皖南事变前夕，以黄跃南同志为书记。胡明、孙宗洛等同志为委员的皖南特委，一直在战斗着、工作着，皖南事变后，皖南特委转移到无为县的白茆洲，李步新、黄跃南同志分任正、副书记，胡明、孙宗洛、张伟烈同志任特委委员，胡明同志兼任徽州（包括旌泾太）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同志兼任铜繁敌后的中心县委书记，孙宗洛同志兼任南芜宣中心县委书记。他们在积极发展游击队武装力量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如太平的焦呜銮、绩溪的葛剑寒、程中一，青阳的陈次权等都和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并使抗日游击武装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