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在屯溪和休宁的活动

不惜亦不爱

我对中统情况，曾耳闻目睹，了解一段渊源，因限于当时条件，知之不详，难免挂一漏万，尚希知情人士，予以补正。

一、中统的特务机构、组织及其活动。

早在1932年刘镇华主皖时期，CC派（中统是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所组织的特务机构，C是陈字的英文注音第一字母。）在安徽的头子刘真如，李仁甫，魏寿永等人，就操纵了安徽省国民党的党权。刘真如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内设一个调查室，李仁甫为主任。这就是中统特务机关的前身。据说这个调查室。有个托派分子、大叛徒薛卓江任该县“肃反专员”，以党务人员面目出现，在休宁县境内从事特务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1934年2月，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与CC分子相勾结，积极策划反共，发展特务组织，派魏寿永来屯溪，设立皖南特务工作处，领导皖南各县肃反专员，加紧反共。

1938年，CC头子陈立夫、陈果夫，为坚持其顽固的反共立场，成立了一个独立体系的特务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室，各省成立省调查统计室，各县有县调查室，“中统”的来历，由此产生。

安徽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先是李仁甫，后为徐恩曾、娄子匡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猖狂进攻，我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屯溪就成了东南敌后的重镇，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机关，纷纷迁入，人口骤增，市场畸形繁华。于是安徽的CC头子刘真如、魏寿永、李仁甫、方治（省教育厅长）等也窜到屯溪，串通了“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改组了由抗日将领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所领导的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刘真如乘机夺取了皖南动委会副主任委员的职位，安插了CC分子，企图控制抗日宣传救亡运动，压制抗日民众团体。另方面，安徽省调查统计室分别在屯溪和泾县设立两个区室，皖南区室的地点在下黎阳财神庙徐博如家。由原休宁县肃反专员薛卓江任屯溪区室主任，内设秘书、助理干事、干事、译电员等职。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武装便衣队——皖南行动队。队长是穆公任（中统），后由陈觉民兼任，直属屯溪区室领导。在隆阜曹家花园还设有一部秘密电台，台长为沈萃峰，报务员有孙家镇等。受屯溪区室领导，直接和省室联络。另在屯溪还设有一个“交通站”，站长是陈觉民（寿县人，是薛卓江的外甥），其任务是传递各县来往密件和秘密特务的联络等工作。

屯溪的五乡镇，即：率口乡、阳湖乡、高阳乡、隆新乡和屯溪镇，行政上是属于休宁县管辖的，但在中统特务工作方面则由屯溪区室直接管辖。

屯溪区室为了掌握情况，在屯溪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私营工商业等部门的国民党党员中，发展了一批“党纲通讯员”担任各所在部门，单位内的政治情报工作。

中统特务，有三种特定的身份和职称。一是特工人员。这是经过考验，由省室报经中央局审查批准，并发有工作证，各地的调查专员必须具有特工资格的人，才能委任。二是特种情报员，这是由中统派遣打入各民主党派内，我解放区内，新四军、八路军内以及我各游击区、游击队内的秘密情报员，负有特殊的使命。省以下派遣的要经省调查室批准，有的还须经中央局批准。三是一般情报员，就是隐藏在各部门内的党纲通讯员。此外，1945年，中统又在地方上发展一批“通讯员”，由县调查室领导，不发任何证件，他们的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向县室报告。

中统除了有系统的组织和机构外，还有一些是国民党中央派来的和本省的CC要员，分别担任了一些非特务部门的职务，以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如：由重庆派来的CC系要人冯有真，担任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专员，刘绍仲担任中组部东南办事处专员，CC系干将宋振榘先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主任，后又担任皖南青年招致站和青年训导所主任等职，表面上是收容东南各省逃来屯溪的流亡青年，实际上是网络无知青年，利用他们充当反共工具。中统特工李芝友（曾任肃反专员）任两浙盐务总局皖南分局视察，CC分子黄承铎担任皖南驿运管理处主任，中统特工魏寿永，在屯溪对河开了一家建国工厂，在休宁县梅林村办了一所建国中学，中统省室主任娄子匡在屯溪办了《中国民报》（娄本人不在屯溪），还有一个由国民党改组派投靠CC派的王远江办了短命的“火炬周刊”等等。

1939年，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也迁到屯溪（地址在长干街），并在长干街开了一个利通公司。它是以贸易、运输业务为掩护的特务机关。江苏省“调查室”主任，姓佐，兼利通公司董事长，利用公司在浙江淳安设有分公司，总经理是中统特务头子沈亭，他们直接与重庆中央局联系。一方面在屯溪收购桐油、皮油等战备物资，用民船从水路运往浙江敌我交界边区，卖给沦陷区资敌，又从敌占区内贩来大批工业品，转手牟利，大发其国难财。另方面在江苏、浙江一带，搜集我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内的军事政治情报活动。每个外勤人员，都佩有手枪。

特别是1943年间，陈立夫曾秘密来到屯溪，中统皖南区室、皖南行动队的全部特务分子倾巢而出，担任保卫工作，陈立夫在屯溪，对安徽省的党务，特务工作都作了周密的布置和指示。

1946年以前，休宁县调查室调查专员是叛徒胡国忠。1940年后，队长穆公任调任休宁县调查专员。调查室内设专职助理干事一人。另外，还成立了一个休宁县行动队。队员只有五人，直属县调查室指挥。

抗日战争胜利后，屯溪区室和皖南行动队等中统特务机关，随之撤销。另在歙县设立徽州区室，由歙县调查室调查专员洪俊侠兼区室主任，CC分子宋振榘担任第七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并把七区专署从休宁迁到屯溪。于是他抓到了第七区军政大权，接着成立了第七区党政军联席特种汇报会。这是李品仙在“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反共措施的继续。各县也成立了县党政军特种汇报会，七区汇报会内专设一个以情报为主的秘书股，地点仍在中统屯溪区室的原址，对外代号是“91”。这个所谓“秘书股”，实际上就是中统休宁县调查室在屯溪的办事处。1947年10月，向省调查室要来一个电台，设在黎阳财神庙一个民房楼上。这个电话，是属徽州区室领导具体工作由休宁县调查室直接领导，1946年春，该电台撤回省室。

1947年5月，由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直接下令，屯溪的五乡镇公所，在各乡、镇公所人员编制内，增设一名干事，担任情报员工作，直接受秘书股领导，从事各该乡、镇范围内的政治情报工作，主要是关于共产党活动情报的搜集。

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休宁县中统特务势力伸到了屯溪，在屯溪重整旗鼓，招兵买马。1946年下半年，穆公任在屯溪发展了一些党纲通讯员，搜集情报。

1947年下半年，穆公任与休宁县县长谢汝昌相勾结，积极策划“围剿”我休黟边区的游击队，成立了两个反共机构：一是休宁县驻休宁兰田的督剿官指挥部，穆兼任参谋。一是休宁县突击队，它是将休宁县调查室行动队扩大改编的，队员约二十余人，穆公任经常来往于兰田、屯溪两地指挥。

穆公任为了扩大其特务力量，搞了一个新闻工具——大刚通讯社。通过大刚通讯社的新闻稿进行反共宣传。

1948年2月，大刚通讯社和皖南通讯社联合组成屯溪通讯社联谊会，穆公任当选为理事长。

中统在屯溪除伸进新闻界以外，还派其骨干汪桐芳进行邮电检查，私拆人民信件，扣发外地寄来的进步刊物。

1945年下半年，《东南日报》驻屯办事处成立，c.c分子舒养芳为主任。活跃于徽州各县，他所报道的休屯一带的反共活动消息，主要依靠穆公任提供。穆也利用《东南日报》这块新闻权威招牌，为其报导“剿匪功绩”。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1949年春，舒因一则新闻报导，得罪了宋振榘，被《东南日报》社召回。另派江汉接任。他来屯溪后，与穆公任臭味相投，搞了不少特务活动。

穆公任的所作所为已经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1946年以后，他的特务耳目，多数失灵，除了几个亲信骨干外，大部分是敷衍了事。

1949年2月，我人民解放大军，解放了安徽江北。中统安徽省调查室的全班人马逃到屯溪。并在屯溪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可可饺面馆”，准备在屯溪安营扎寨，负隅顽抗。并召集了徽州各县中统特务头子，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拟了一个“应变计划”，内容不详。解放后，汪桐芳向我讲了“应变计划”中的一条：如果共军南渡，我们撤退时，一定要叫所有共产党的自首分子随同撤退，拒不执行者，就地处决。那知到了四月下旬，大军南渡，势如破竹。聚集在屯溪数以万计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已经是乱成一团，中统特务们也是自顾不暇，仓惶逃命。这“应变计划”就来不及执行了。

二、罪恶累累，铁证如山

抗战时期，屯溪的特务机关和形形色色的特务组织很多，主要是中统、军统两家，破坏我休、黟、祁、歙各县的地下党组织罪恶最大，危害最深的就是中统。

据我所知，早在1933年间，我赣南苏区方志敏同志曾派熊一飞来祁门、休宁一带，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在万安、潜阜建立过党的小组。不久，就遭到休宁县肃反专员薛卓江的破坏，熊一飞被捕，1937年秋，我中共长江局派余华、汪宪二人，从江北回到休宁发展党组织，1938年建立了和州中心县委。余华同志为委县书记，汪宪为组织部长。1939年，中统皖南区室就开始秘密逮捕我地下党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休宁县中统调查室逮捕了汪宪。由于汪宪叛变，出卖组织，共产党员黄士敏，险被杀害。（因黄被叛处枪决，在执行时，只有一发子弹从肩部擦过，未中要害，黄假装被击毙，在半夜逃脱了）。歙县的地下党组织了全部被破坏，在屯溪的地下党组织，由于皖南地委早作准备，凡暴露的党员，在事变前，已全部撤离屯溪，幸免遇难。

国民党反动派既已制造了“皖南事变”，逮捕关押我大批工作人员及党员。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由皖南行署，省党委皖办事处和徽屯戒严司令部抽调特务人员，联合组织成立一个“皖南特训班”，设在距离屯溪十华里的临溪，由戒严司令张扩治主持其事，有党部办理处抽调中统屯溪区室老牌特务丁静如去担任审讯科科长。名为“思想感化”，实则日夜轮番审讯，严刑拷打。1941年5月，第三战区司令部将这个特训班和被押人员迁移到上饶，成立上饶集中营，继续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3年5月，我和王嗣、汪鸿三人，被皖南区室逮捕，关押在皖南行动队里，这是一家民房，白天没有什么动静。到了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我们被五花大绑，押到皖南区室。他们严刑逼供，其刑有“双上吊”、“坐飞机”、“踩 槓”、“灌辣椒水”、“上夹板”等等，我们肉碎皮裂，痛不欲生，身体遭到极度摧残。

1947年冬，第七区专员公署专员宋振榘派副司令孙立钧、军事科科长刘泽滨，中统特务穆公任调集了休、黟、祁的地方武装和专署保安团、休宁县突击队等共一千余人，向我休、黟交界的西岭一带游击队发动一次大围剿。由于我事先得知，送出情报及时（我和地下工作有联系），游击队早已转移，敌人完全扑了个空。而游击区的人民却遭到了一场灾难。穆公任恼羞成怒，下令烧毁民房和山棚，抓走了不少农民，诬以嫌疑犯、通匪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关在兰田督剿官指挥部里，拷打逼供，并从中敲诈勒索。小兵们也乘火打劫，掠夺民物，无恶不作。这就是中统特务的滔天罪行，非笔墨所能尽述。

三、轰动屯溪的两大丑闻

1939年，中统江苏省调查室才迁到屯溪的时候，设在长干街一所居民房子里。这些人架子很大，盛气凌人，而且行动上又鬼鬼崇崇。整日大门不开，人员进出都从后门。因此引起徽屯戒严司令部的注意，认为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一天晚上，司令部出动几十名武装，包围了江苏省调查室，要进去搜查。而江苏省调查室并不卖帐，徽屯戒严司令部的士兵鸣枪警告，中统特务也在房子里以枪还击，双方都如临大敌，一片混乱，全镇宣布戒严。火拼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江苏省调查室的特务们发现是戒严司令部包围他们，才出示了绝密证件，原来是一场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次日，戒严司令楼月（军统分子）亲自登门，赔礼道歉，这场丑剧，方告结束。

另一件是发生在1944年，利通公司从敌占区秘密运来一批汪伪储备券（另一说是被利通公司查获的汪伪汉奸伪造的法币）。真相不明，数字可观，当木船到长干街码头靠岸时，被军统的皖南缉私处查获，全部扣留。“江苏省调查室”主任佐某只得求助“皖南区室”薛卓江出面解困。而军统正好抓住了中统的把柄，证据确凿怎肯罢休。案情告到重庆军统大头子戴笠那里，戴要依法查处。中统慌了手脚，请薛卓江亲去重庆，向主子陈立夫汇报“案情”真象，说蔡慎初（皖南缉私处处长）歪曲事实，有意在皖南和他们制造摩擦，双方各搬山头，事情闹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把戴笠、陈立夫叫去，各打五十大板，就此了事。

中统、军统之间，历来矛盾重重，互相倾扎，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此事只不过是中统与军统两家矛盾的一段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