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之七：无梦到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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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戏剧家汤显祖所作。明朝的时候，汤显祖已经感受到了徽州商人一身的“金银”气了。
    只是，汤显祖带着什么样的“梦幻”去徽州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汤显祖到徽州是去看他的朋友的。
    汤显祖的朋友是汪廷讷。
    汪廷讷是徽州休宁人，作为一个商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丰富，仅在康熙本《休宁县志》简短地说他是“汪村人，加例盐提举”；作为一名剧作家，汪廷讷在戏剧方面的影响也较他的朋友汤显祖相去甚远。但是，在徽州说到“坐隐园”，或者，在中国版画界提及“环翠堂园景图”，那却是一个能够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坐隐园”是汪廷讷经商成功后在家乡建造的一个庞大的园林，又叫做“环翠堂园景园”。有一幅版画，就是根据汪廷讷的园子而绘刻的。高24厘米，长1488厘米，这是中国版画之最，是集徽派版画、当时徽州的民俗与徽派园林与一身的杰出作品。“黄山白岳”、“松萝田园”、“湖心亭”、“园林”，群山环抱，“坐隐园”如同镶嵌在青山秀水之中。
    透过《环翠堂园景图》，清楚地看到了400多年前具有儒雅风韵的徽州商人的生活。汤显祖是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九月到徽州休宁拜访汪廷讷的，已经有了几分秋色，汤显祖看到了“先生灌花浇竹之暇，参释味玄，雅好静坐，间为局战，黑白相对，每有仙着，近成订谱行于世。”
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园子里，汪廷讷创作了许多作品，戏曲、传奇，还有围棋棋谱。他还亲自请来了歙县虬村著名的刻工高手，将自己的作品刻印出版。里面附录了大量的插图，那些木刻版画均为当时名家绘制，后人评价“异常精美”。
    徽州刻书业的历史，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可上溯两宋。经元到明嘉靖，徽州刻书已形成了一定规模；而自明万历始，经济的高度发达，产生了一些市民阶层，他们喜欢看通俗小说，喜欢看一些戏曲的东西，而对市场极度敏感的徽州商人，为迎合小市民的情调，出版了大量的小说，以及戏曲文本，徽州刻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直至清嘉道以后才日渐衰微。徽州在这近300年中，成了我国几个主要的刻书业中心之一。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评：“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之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本。”

    郑振铎对这一时期的徽州刻书和版画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写道：
   “他们雅正端庄，他们温柔敦厚，他们富丽精工。他们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们温柔，恰到不没骨气的程度；他们富丽，恰到不金碧辉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们精工，恰到不过于琐碎……他们是恰到好处的‘健美’的作品。你，虽一时说不出他们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你一眼望过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

    金陵十竹斋为休宁胡正言所创。胡正言，明崇祯时曾供职于翰林院，武英殿中书舍人，掌管内阁教房中书写机密文书之事。在清兵挥戈南下之时，马士英迎立福王监国。经礼部侍郎吕大器推荐，南明小朝廷让胡正言督刻国玺。他精心镌刻了龙文魑纽的国玺御宝，同时还撰写了一篇《大宝箴》，一起献给福王，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然而，福王朱由菘昏庸无能，清兵已经攻下了扬州，竞还沉醉在粉黛笙歌之中。于是胡正言愤然辞去官职，浩然远行。
    胡正言曾自比南宋陈亮，他对好友说：“昔南宋陈亮，上书言天下大计，朝不能用，议量一官，亮不受，曰：‘吾欲为国家开数百年之基，岂用以博一官呼！’即日渡江东归。吾虽才不逮亮，而所遭适类是。天下事真不可为矣！”
   胡正言隐居在金陵，十竹斋既是他的“隐阁”，更是他专心从事艺术探索，特别是精研雕刻印刷的作坊。在他隐居30年的时间里，胡正言和虬村的著名刻工汪楷合作创制了《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在这两集刻书中，胡正言发明了饾版与拱花术，这将徽州的刻书业，甚至可以说是将中国的印刷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
    徽州刻书的精绝固然是出版业竞争的需要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士民阶层对出版物的更高要求，但更应看到这是因徽商大量财力的投入才使徽州刻书业有了争奇斗艳的可能，当然也是徽商的亦贾亦儒所具有的较高文化品位及审美能力，对徽州的刻书不时地提出更高要求而由此出现的局面。
    黟县南屏之所以声名响亮，是因为村中遗存了多幢祠堂。当年，村中程、叶、李三大家族，都是大族，他们所修建的祠堂规模都很大，并且保留至今。这三大家族，出了不少商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李氏家族的李忠煝了，据说李忠煝是黟县最成功的商人。我们今天看到李忠煝的名字，不是在县志或者府志里面的货殖篇里，而是在罗愿的《新安志》著作中，这部著作由李忠煝捐资刻印；黟县另外一名大学者俞正燮，他写的两套书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居士内稿》，一个叫《巳存稿》，其中，《葵巳存稿》也是由李忠煝捐资刻印。
    宋元以来，徽州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受“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传统观念影响，徽州徽商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盐商，更需要封建政府的庇护，因此徽商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州教育，培养子弟和一部分族中学子，以期通过科举，尽快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中，从而使徽商资本在伴随着徽商不断缙绅官僚化的过程中增殖。重视教育，必出人才。据统计，徽州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

     一些徽商还捐资设立私塾，这些塾学多置有学田，以其所入作为开办费用。对于俊秀而贫穷子弟，入学所需的一切费用，均可由学田收入开支，不使有培养前途的子弟埋没。
   “抱一书屋”是徽商李忠煝捐资兴办的，这一处建筑与南屏村中其他的建筑风格有些区别，似乎有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小巧。当年家族里的孩子在这里发奋苦读，望着花窗外的高墙，心中澎湃的一定是到京城科举入仕、到苏州经商创业出人头地的豪情壮志。
    徽商不仅大力资助家乡教育，也大力资助侨寓地的教育。
    紫阳山中，披云古道，我们看见了山腰里的新安画派大家渐江的墓。渐江是徽州人，对徽州的山水感情尤深。他晚年曾寄身于歙县城西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从那以后的8年时间里，每年必游黄山。在他的坟茔不远处，是继他之后300年，“生渐师之乡、传渐师之艺”的新安画派又一著名画家汪采白墓。历经动乱，这里已是碑石俱毁，没什么痕迹了。汪采白之后，新安画派的又一大家是黄宾虹。黄宾虹的家乡，在歙县深处的潭渡村，那儿绿树葱茏，水天一色，黄宾虹纪念馆，掩映在林木深处。

    “以儒立身，学道参禅；读书万卷，瓦砚三穿；云烟为友，万壑在胸；爱写黄山，西爱白岳；渴笔亮墨，荒寒自然。”这是新安画派的风格。新安画派，源远流长，这当然与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不无联系，而新安又是文房四宝的故乡，自然也为新安画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它兴起的真正内因却仍然是徽商经济力量的发展。
    徽商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经营获得巨大资产后，往往不惜巨资购买字画带回故里。
    根据收藏目录来看，在中国美术史上，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一批晋唐宋元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作品，都曾被徽商收藏过。
    正因为徽商的收藏热情，一定程度刺激和促进了艺术的商品化进程。
    收藏书画是要有经济实力的，潭渡的收藏情形正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在扬州经营盐业，比如黄氏四元宝，所以潭渡黄氏才能如此财大气粗。
    我们不能否认徽商中部分人的收藏有保值意识和更多的附庸风雅，但同样也不能否认徽商多半又因是儒商，自然有更高的文化品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收藏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他们中的有的还和书画家结为知交，对艺术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据统计，明清以来，徽州有画家767人，一个地区在300多年里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知名画家，这是其他地方不能匹敌的。徽州籍绘画大师黄宾虹生前曾经常感叹：“家乡宣歙文化，不亚江浙二省，且或过之，所惜未能团结精神，光大前哲学术。”黄宾虹这里说的“宣歙文化”，显然是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不仅如此，黄宾虹还说过他的家乡“潭渡自明以来，书画名家均在江浙以上，惜后世提倡之者无人，可叹可叹。”
1891年年初，黄宾虹带着行李，辞别家乡，来到了古城扬州。

    黄宾虹拿着父亲黄定华写的信，找到了寓居扬州的盐商何芷舠。何芷舠热情接待，还把他介绍给曾任两淮盐运使的收藏家程尚斋。何、程两家收藏极为丰富，不仅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和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书画，还有明末清初，如石涛、弘仁以及邓石如、包世臣等人的作品，这让黄宾虹欣喜若狂。
    黄宾虹侨居扬州近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一边为盐商担当西席，一边坚持作画，扬州的日子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梁启超才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这其中也包括新安医学的繁荣。新安医学是典型的徽商财富浸润下形成的一种医学流派，其兴衰与徽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有关。
    据统计，明清时期，流寓外地的徽州名医有70多人，另有20多人定居外地，还有29人为京城太医。这些名医流寓之地有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中心以及各地通都大邑，他们几乎是紧随徽商足迹。这种现象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
    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明将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清兵大肆屠杀10天，史称“扬州十日”。这之后，第一位返回扬州的医家即徽人程郊倩。显然程氏此时返回扬州绝不是为医学交流，而是随徽州盐商而去的。扬州乱后，由于盐务的需要，躲避在外的徽州盐商已纷纷返回扬州。而因商人健康的需要，新安医家便紧步后尘。
    像程郊倩一样，明清两代新安名医流寓外地的人数极多，流寓区域也极广泛。著名的有祖籍徽州的叶天士，民间居然传为“天医星”下凡。叶氏一门数代在苏州行医，主要服务于徽商。他在苏州阊门外上津桥的寓所，门临运河，据说每天泊舟无数，都是江南各地慕名而来的富商大贾。
徽州盐商“黄氏四元宝”在瘦西湖一带建了大量的庭院，就在这样的豪宅里，黄履暹 “延苏医叶天士于其家，与王晋三、杨天池、黄瑞云诸人考订药性，于倚山旁开青芝堂药铺，城中疾病赖之。刻《圣济总录》，又为叶天士刻《叶氏指南》。”

    西溪南人吴勉学，明代徽州最大的出版家，他以10万两银的资本，毕生从事出版事业。他所校刊的经史子集及医书数百种，并于万历29年校刊了正肯堂《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15卷。他所辑刻的《河间六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并还辑刻《痘疹大全八种》、《儒门亲事》等，又收集一些单验方，撰成了《师古宅汇聚简便单方》6卷行世。
    正是徽商的大量投入，才得以形成明清两代新安医籍之兴。
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为庆祝乾隆80寿辰进京，此后，从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间，四大徽班成为京城剧坛的盟主。
    据《梦华琐薄》记载，道光间，“戏庄演戏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广乐园亦以徽班为主”。这时的徽腔，除主要采用二黄、西皮两大唱腔外，还吸取了其他剧种的优点，如西秦腔、梆子、吹腔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的京剧艺术。
    大盐商江春凭借自己巨大的财富蓄养了两个家班：德音班和春台班。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说：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德音班唱的是昆腔戏，春台班唱的是花部戏，也就是乱弹戏。当时扬州，昆腔还占优势，但乱弹已经悄然兴起。由于昆腔“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而乱弹“其词质直，虽腐儒也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所以，乱弹戏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和欢迎。江春征聘本地乱弹组建春台班，无疑是一个别具眼光、思想敏锐与开放的行动。
    当时苏州的杨八官、安庆的郝天秀、四川的魏三儿名声最响，传说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直令观众销魂，人称“坑死人”。为了自立门户，扩大影响，江春花费重金征聘这些名角，“演出一戏，赠以千金”，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
    一出《牡丹亭》，耗银16万；一出《长生殿》，费银40万。
    徽州盐商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倡导着扬州的戏剧潮流，使得明清时期的扬州成为中国的戏曲中心。
乾隆80大寿，春台班与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四大徽班一起赴京演出，谱写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华彩的一章。
    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诞生，确立了京剧在中国戏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这是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祁门余庆堂，株林村的一个戏台，一个雕刻精美绝伦的老戏台。
    站在上面，恍惚还能感受到当年人声喧哗、锣鼓喧天的场景。
    透过戏台的光影，细细品味着徽商的百态人生，仿佛看到了他们在商路上的创造、抗争与沉沦……
徽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徽州，还有心中诸多的疑问。
那些曾经活跃于这座戏台之上的，或扮演帝王将相，或扮演才子佳人，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戏剧扮演者；那些曾经闻名全国的徽州刻工，包括建造这座精美古戏台的工匠；那些曾经纵横四海，足迹遍天下的徽州商人……

    这一切都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历史甚至湮没了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