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而衰说徽商

流水送落花

与陕商、晋商相比，徽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官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枝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商帮，徽商与陕商、晋商不同，徽商作为民间商帮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明清时期，官僚阶层都是读书人出身，商人要在官僚统治下生存，有读书人身份无疑要优越得多。徽商传统上重视教育，教导子弟熟读经书，不是进入仕途为官，便是下海为儒商。因为这种“师出同门”的机缘，徽商与官僚的关系更加密切，如鱼得水，相得益彰，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官商一体，一方面使徽商能够依靠权力的庇荫而一枝独大，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后来随着传统权力的瓦解而走向没落。
　　徽商在清朝末期的衰落，更深一层原因是传统儒家文化的衰落。在全球化的现代浪潮涤荡之下，中国传统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所倚重的茶丝国际贸易江河日下，盐业经营也陷于崩溃。徽商与陕商、晋商殊途同归，传统商帮的没落只不过是大清帝国走向末日的一个缩影而已。
　　奢靡的徽商
　　清代，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地区的盐业，扬州盐商大多出自徽州。两淮地区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沿海的盐场很多。乾隆时，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依靠盐业暴利，据守京杭大运河的扬州成为富庶天下的大城市。当时扬州城内富商云集，侨居者达数万之众。“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小商。”康熙和乾隆多次驾临扬州，徽商每次极尽逢迎。甚至说，康熙六次南巡、乾隆七次南巡，费用也都由徽商所出。乾隆多次南巡扬州，也不禁感叹：“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盐商在盐业垄断专营中，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特别是乾隆时代，全国人口倍增，盐商的资本总额也随着比明朝时期增加了数倍，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丝毫不为过。据明朝宋应星估计，万历时，扬州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入清后，汪喜孙估计为七八千万两。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中央户部库存银为7800余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手中积累的商业资本几与此相等。
　　因为盐业专卖制度，徽商与官府自然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使这种关系更加可靠，徽商非常鼓励天资聪颖的子弟走读书科举之路，这已经不像早期那样，让孩子优先学做生意。小生意固然可以不需要官府背景，但大生意如果没有官府支持，根本不可思议。对资产巨大的徽商来说，最保险的办法莫如让自己的子弟当官作后盾。清中后期的政局中，出身徽商的官吏群体已经崭露头角。如出身盐商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人都曾担任军机大臣，并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清朝盐业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徽商与官府的畸形关系催生了扬州奢靡的消费文化。徽商“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会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银珠玉，视为泥沙；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为了讨好官吏和皇帝，徽商热衷于修建园林、豢养文人和妓女，也使徽班和徽菜盛极一时。
　　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扬州画舫录》出自清代画家李斗之手，它逼真地描绘了扬州徽商的奢侈生活。用经济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话说，徽商生活腐化是其自身的需要，不只是为了享受和炫耀，因为他们要以此来交结和贿赂官员。
　　徽商的没落
　　徽商的生意也并不是说毫无风险、稳赚不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既是官府的小肥羊，也是官府的替罪羊。权力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随着清后期财政越来越吃紧，徽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乾隆时盐税每引只有12两，之后就变本加厉，徽商需要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羊毛出在羊身上，超高的负担最后必然会转嫁给最后的食盐者，盐价高涨，以至于吃盐花费占到普通人收入的三成到四成。官盐吃不起，私盐日渐泛滥，徽商处境艰难。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对盐业专卖制度实行改革，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剥夺了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特权，这对徽商构成致命打击。盐商向来是徽商的中坚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因为官府的不支持，一下子失去举足轻重的传统地位，沦为普通盐商，真所谓“成也官，败也官”。
　　江春的遭遇堪称徽商盛极而衰的一个缩影。江春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袁枚称之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江春一方面通过盐业特权获得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又因为报效捐输和无度挥霍而千金散尽，最后竟陷入了“贫无私蓄”的困境。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曾经富可敌国、官至一品的江春贫病而死，身后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其子江振鸿几乎沦为乞丐。
　　实际上，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比江春更能代表徽商的命运。
　　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晚清时期天灾人祸频发，太平天国战争引发长时间的兵燹劫难，这对徽商的打击更加沉重和致命。徽商云集的扬州在明末时曾被满清八旗屠城，在晚清再遭厄运。南京是徽州木商的集中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禁商”，“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清军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地区展开拉锯战，十村九毁，十室九空。战争过后，在洋商和洋货的冲击下，徽州茶叶、生丝和棉布贸易也一落千丈。同时，清政府对典当业进一步提高税率并预征典税，再加上现代银行业的兴起，颇受徽商倚重的典当和钱庄也遭受重创。在帝国的余晖下，曾辉煌几个世纪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鸦片战争之后，印度茶叶逐渐取代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徽州茶商一蹶不振，再加上落后的加工技术和高额的厘金，这场灾难完全是灭顶式的打击，不仅茶商破产，连带徽州的茶农也深陷困境。一些史料记载，“今日东洋产绿茶，印度产红茶，均免出口税，则又用机器制造，成本甚廉，行销甚广。故中国之茶日形壅滞，无不互相贬价，年甚一年，近来各商罢业居多，综合出口茶叶，较之从前销数十绌其四五矣”。当时的皖南茶厘总局的资料记载，“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十三年亏折尤甚，统计开银将近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在整个徽州地区，“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
　　作为传统商人，徽商所经营的商品都属于传统的手工业制品，随着晚清现代大变局，价廉物美的西方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如文房四宝被钢笔墨水取代，传统手织棉布被机织布取代。更残酷的是传统商业知识被时代淘汰，一些传统行业直接被新兴产业取代，如银行取代了钱庄。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局中，比徽商更有地缘优势的广东和江浙商人与西方殖民势力和军阀官僚结为新联盟，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徽商被完全边缘化。
　　徽商的遗产
　　顾炎武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商崛起于草根，在创业之初，必然离不开勤俭节约，这样才能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积累起原始资本。即使经商发家之后，依然讲求“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
　　徽商和晋商一样，仍然都属于农业时代的传统商人，崇尚“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经商致富之后，不是置地就是盖房，积累起来的财富往往都变成可见的土地和建筑，不是“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就是“堂构田园，大异往者”。因为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徽商将大量的资金用来修建会馆、义庄、祠堂和祖坟，置买族田，此外还要修订家谱，开办义学、试馆和藏书楼等。从好处说，这种观念有慈善和反哺乡梓的一面，从坏处说，过度的挥霍和乐善好施也减少资本，损害了“扩大再生产”。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他们的遗产仍处处可见，如著名的徽派建筑和江南园林，如被称为“国粹”的京剧。
　　徽商赋予徽派建筑以富贵而高雅的独特气质。行走在古老的徽州，但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想象，当年就是这样一片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的地方孕育了引领中国数百年的徽州商人。徽州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居住文化，特别是徽州的“三雕”——木雕、石雕和砖雕——尤为传神。每一处楼阁、门坊、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都精雕细刻，主题多样，含义隽永，或神话传说，或名人典故，或珍禽异兽，或风景山水，或市井百态，或田园牧歌，让人浮想联翩，不禁感慨所谓“诗意的栖居”。
　　因为徽州地处偏远，大量白墙黛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保留至今，依然完好无损。特别是徽州的牌坊群，几乎为全国所仅见。著名的许国牌坊规模宏大，两座建筑，前为三间四柱三楼，后为两侧单间双柱三楼，所用石料质地精良，且巨大无朋，梁枋、栏板和斗拱上都有各种精美的立体雕塑，极其罕见。徽州之外，徽商还在江南地区留下大量鬼斧神工的私家园林，今天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
　　很多人不知道，京剧与徽商也有一段渊源。在徽商的会馆文化中，戏曲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力雄厚的徽商蓄养了许多戏班，一般以昆曲和皮黄为主要戏曲样式。作为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徽商的审美偏好影响了整个社会，戏曲行里的“徽班”风靡一时，有所谓“无徽不成班”之说。徽商可“布衣交天子”，徽班也鸡犬升天，受到了皇帝的青睐。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80大寿，徽商江鹤亭在扬州组织了一个徽班进京祝寿，没想到一下子轰动京城。这样一来，又有三家有名的徽班也去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很快成为北京戏曲舞台炙手可热的主角，“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此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最后形成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最高成就——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