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

停留风沙

      在徽州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斗争，有的是本土原住民发起，有的是外地起义军在徽州的活动。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徽州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全面、正确认识徽州的重要课题。

历史上的徽州，山水称峭丽之雄，川谷维屏翰之固，贤哲擅东南之美，物产纪职方之奇，向来被外界视为文风昌盛、富甲一方的“富州”，俨然成了乱世中的避难地和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

至于徽州百姓，史书上赞誉是“无五味以戕其寿，无声色以贼其性”（ 舒頔《大鄣山游记》），“邦无游民，民无尤行，刑罚设而不犯，风俗美而不流”（《徽州府志》），徽州百姓被罩上了封建制度下安命守法、循规蹈矩的灿烂光环，不少史料中也不乏溢美之词。

然而，处在阶级社会里的徽州，不可能是一方净土，历史上曾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和斗争，这些农民起义都是发生在统治阶级对农民阶层的横征暴敛时期，是专制朝廷官府和徽州民间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一）徽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次农民起义

徽州是宋宣和三年命名的，她的前身是主要是新安郡、歙州等。而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几次农民起义斗争均发生在徽州命名前。徽州命名后，这个地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小范围的、局部的农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息。下面，就秦建歙、黟以来，在这块地盘上发生的几次农民起义和斗争的情况，作点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反秦烽火中的梅鋗农民起义

梅鋗是一个传奇性的农民起义英雄。先祖是越王勾践后裔，为躲避楚人的追杀，和族人一起逃到江苏无锡的皋乡，更姓为梅，成为这支梅氏的始祖。到战国末年，这部分人之中一支形成梅蛮(梅山蛮)，活动在黟县（今属祁门县）一带的皖赣地区。后来，梅鋗的父亲从祁门（当时属黟县）迁居到后来的江西鄱阳一带。楚灭越战争使越人陷入绝境，他们逃离故地，跟随当时的越人首领在今赣粤交界处的台岭地区（今广东南雄市梅岭一带）落脚。梅鋗在台岭扎下根后，招兵买马，操练队伍，相机而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令使尉屠睢统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征“百越”。为了抵抗秦朝的征讨，受众人推举，做了百粤长，与秦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致使秦军陷入被动，秦使尉屠睢在百越人的反击中被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和项羽乘势起兵，反秦峰火烧遍全国。梅鋗带兵投奔当时任鄱阳县令的吴芮，两人审时度势，揭竿而起，加入反秦队伍。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咸阳后自封为西楚霸王，并仗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梅鋗破秦功多，封为十万户的台侯，其中有块封地就在祁门（当时属黟县）。

梅鋗自封侯后，遂在封地建城，后人称梅城（在今祁门县西10里左右），即在今灯塔乡境内。唐永泰二年（766年）分置祁门县后，梅城即成为祁门县城的别称，沿袭至今。 不久，“楚汉战争”爆发，吴芮、梅鋗审时度势，不再跟着楚霸王卖命了，而是加入了刘邦行列，援助刘邦歼灭项羽，屡建奇功。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即位，刘邦“复封鋗十万户”。汉高祖六年（前200年），梅鋗奉命征讨南越国；前196年，因中埋伏战死沙场，享年48岁。

今祁门县境内，与梅鋗有关的遗迹有不少，除了梅鋗城外，梅鋗宅又称梅列侯宅。梅鋗死后，据清同治《祁门县志》载：“列候梅鋗墓在邑南三里悟法寺后。”后墓冢逐渐荒废，悟法寺亦毁。

  同治《祁门县志》把梅鋗墓与唐初汪忠烈墓（汪华）、陈初程忠壮墓（程灵洗）列为徽州三大古墓，足见祁门人是把梅鋗与汪华、程灵洗一起，列为徽州三大古英雄人物。

二、东汉末年金奇等山越保卫家园的斗争

山越是汉末三国时期分布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部分山区民众的通称，多是贫苦山民，以农业为主，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落后；他们以山险为依托，又因“山出铜铁，自铸兵甲”，“难安易动”，“依阻山险，不纳王租”，骠悍难制，并结成武装集团，十分勇猛且善于山地作战，对于中央封建政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被统治者称为“山贼”。

山越历来是统治者心中的阴影，皖南的山越对孙吴政权也造成很大威胁。孙权继任吴主之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派抚越将军、丹阳太守诸葛恪大举攻打丹阳山区。 威武中郎将贺齐在建安等地攻打洪明、洪进等部山越人民，在杀了6000多人、擒尽山越名帅后，又气势汹汹到歙、黟等县攻打山越。

当时歙县的山越首领是金奇、毛甘，手下各有万户，分别屯兵于安勒山和乌聊山，黟县陈仆、祖山聚二万户，屯兵于淋沥山。毛甘在乌聊山（今称长青山，歙县城附近）建城屯万户，后人谓毛甘故城。安勒山（一说今屯溪华山）离乌聊山数十里，两山东西互相呼应。淋沥山（又称林历山，今黟县南屏村附近）离县城20余里。这几处是当时山越首领的根据地，也是贺齐这次打击的重点对象。

                                        林沥山古道

据《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载，大兵压境，还未开战，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个乡的武装就率先投降了，而且向贺齐打报告要从歙县分割出来，成立一个始新县（今浙江淳安），以和“歙贼”划清界线。但歙县和黟县的两支山越武装就是不投降，那只有来硬的。经过激烈战斗，贺齐一举歼灭盘踞淋沥山中的陈仆、祖山所部，斩首7000级。淋沥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多少年后“山上寨塞墙壁尚存，锄山或得箭镞”。黟县“山贼”平息后，金奇、毛甘更无险可据，只有率部众降。事后，以歙、黟为基础，成立新都郡，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贺齐当了第一任太守。

山越民众被镇压下去了，但山越人那种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保卫家园的斗争精神，却永载史册。

三、隋末汪华反抗官府暴政的斗争

隋末，新安大地出了个惊天动地的人物，这就是汪华。 汪华本名汪世华，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改名为汪华，歙县登源人（现属绩溪）。生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逝于长安，享年64岁。

由汪华族谱知，汪华小时候家境贫困，寄居在舅父家，稍大后好武事，听说睦州演公教习武事，就跑去学武，以勇猛而又侠义闻名乡里。隋大业年间，汪华应郡守张某招募，应募成为护郡兵丁，他智勇过人，在郡兵中崭露头角，得到大家拥戴。

   
    隋末天下大乱，当时群雄割据，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举兵反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战争。隋朝统治摇摇欲坠，此时许多地方官吏豪强也乘势起兵反隋，纷纷割据一方。

这时，隋末农民起义首领杜伏威（后附唐）占据江淮，时任郡守张公欲与相应，归附于他。张公对武艺高强的汪华既怕又很忌妒，令他去开歙北箬岭通往宣城的山道，以便找借口把他杀掉。汪华领兵开拓，按时圆满完成任务。回来后，张公不但不以礼相待，反而诬其差役不均，欲将其治罪。汪华大怒，率部下冲入府门，张公吓得逃跑。众人推举汪华代理刺史，以镇一方。汪华一举占据新安郡，并相继攻占宣城郡、余杭郡、遂安郡、东阳郡、鄱阳郡等，拥兵十万，建号吴王，以汪天瑶、汪铁佛分别为右相、左相。汪华为政严肃，赏罚分明，得到大家拥戴。大业十二年（616年）起兵后，郡治由黟县迁至休宁万岁山（今休宁万安）；义宁元年（617年）郡迁治歙县乌聊山，并筑城池。

隋朝垮台后，618年，唐朝建立，高祖李渊派次子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唐武德四年（621年）9月，汪华审时度势，对部下说：“ 日月已出，义声昭布，烽火可熄矣，版图宜有所归。” 于是派宣城长史汪铁佛奉表归顺唐朝。同月22日，唐高祖诏见铁佛，高兴地说：“此数州我复无忧矣！” 并下诏：“（汪华）往因离乱，保据州乡，镇静一隅，以待宁晏，识机慕化，远送款诚，宜从褒宠，授以方牧，可使持节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食邑三千户（相当于从一品爵位）。”  

唐朝建立后，把隋郡县制又改为州县制，所谓六州，即歙州、宣州、杭州、睦州（治所今淳安）、婺州（治所今金华）、饶州（治所今波阳），汪华实际上成了六州的最高统帅，还兼任歙州刺史。七年（624年），汪华奉诏进京当了京官。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授汪华左卫白渠府统军，掌禁兵。十七年，改忠武将军，行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太宗远征辽东，诏为九宫留守。   

二十三年（649年），汪华死于长安，太宗赐杂彩十床、黄金百两及东园秘器，恩礼如功臣。永徽三年（652年），诸子护丧归里。四年十月（653年），葬于歙县城北云岚山。     

    汪华归唐之举，使歙州等地免遭生灵涂炭，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中原移民也得到了本土民众的尊重与认可，文化教育也随之得到发展。当地土著民众，“礼仪趋于文雅”，化野为文，化蛮为礼，为歙州成为富州打下了基础。

四、“女皇”陈硕真领导的唐永徽年间农民起义   

在中国历史上，参加农民起义的妇女不计其数，但做领袖且又称皇帝的陈硕贞，确非一般女中豪杰，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称她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这一点上讲，无疑可以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写上重重的一笔。     

陈硕贞，又名陈硕真，唐代睦州雉山县梓桐源田庄里(今浙江淳安外桐乡，后划入梓桐镇)人。自幼父母双亡，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且早年丧夫，沦为给富人打短工的女帮工。  唐永徽四年（653年），陈的家乡青溪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灾，朝廷不但不开仓赈粮，还照样征收各种赋税，老百姓受饥挨饿，大批灾民活活饿死。

农民造反都是被逼出来的。陈硕贞以道教为掩护，发展信众，当年10月，正式宣布起义，与官府进行对抗。很短的时间里，义军就发展到几千人，后发展到数万人。她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任命其妹夫章叔胤为仆射，总管各项事宜，童文宝为大将，而她自己则称为“文佳皇帝”。

        

“陈皇”攻占睦州治所（其时州治在贺城，即淳安古城）及于潜（今属浙江临安市）以后，一路攻歙州，一路攻婺州。朝廷命婺州剌史崔义玄镇压。崔义玄很能打战，婺州久攻不下，陈硕真放弃攻打歙州，率主力支援婺州。当时唐朝毕竟势力强大，陈的队伍终遭惨败，起义仅一个多月，参战的数万义军，最后除一万多被俘外，其余大部战死。“文佳皇帝”陈硕贞及仆射章叔胤在战斗中被俘，据资料，陈在被俘后，受尽折磨和凌辱，割去双乳，剜去内脏，陈硕贞以蔑视的目光对观刑的崔义玄厉声谴责，毫无畏惧。

当陈硕真攻打歙州时，歙县人蒋宝起兵响应陈硕真农民起义，当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陈硕真一样。

  陈硕真起义失败了，历史也不会把她列为中国正宗的第一女皇，但陈的起义对朝廷震撼很大。他们感到这一带的山民具有山越反抗王朝统治的传统，为了长治久安，必须划小管辖范围，于是，划歙县北乡一地设立北野县，县治在今歙县竦口。

五、擅长游击战的唐开元年间洪真起义

唐代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等，国力强盛，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堪称盛世。但此后，唐玄宗重用奸臣，腐败昏庸，导致安史之乱，唐朝逐渐走向衰败，从此一蹶不振，再也难以再现盛世风光。

        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饶州和歙州均发大水，民不聊生。但朝廷依然横征暴敛，百姓忍无可忍。休宁县回玉乡洪真起事反抗官府，以休宁县鸡笼山为营寨，聚众活动于歙、衢、睦边境之遂安、开化、休宁等县山区。朝廷发兵镇压，因山区地势复杂，加之起义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历经三年终于平定。朝廷认为这里“县地岗峦联接易聚伏”，为便于统治，皇朝急匆匆地割休宁县的回玉乡和乐平县的怀金乡设置婺源县，后来又继续将乐平县丹阳乡划给婺源。建县时，婺源隶歙州。

      起义军被镇压后，洪真侥幸躲过了官府搜捕，死后，葬在鸡笼山上。《弘治休宁县志》中，录有元末明初休宁大阜人程伯顺诗作《洪真墓》一首，诗曰：“鹤背仙人已仙去，石鼎金丹在何处。空留遗迹在人间，碧桃落尽东风暮。”明代的《休宁县志》亦载，洪真墓“其基尚存。”

            

                            鸡笼山下大阜村

六、屯兵建县的唐宝应年间方清起义

唐安史之乱后，国家陷入内乱之中。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开始，江南连遭灾害，百姓流亡，“人相食”，尤其是到宝应元年（762年），浙江东西大灾后大疫，“死仓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依然对百姓加剧盘剥。强征恶敛逼得农民没有活路，只有起来造反。

   从唐肃宗至德年起，大大小小农民起义不断。特别是从宝应元年到大历元年（762—766年）的江南农民起义十多支，人数几十万人。规模较大的是歙州毗邻的浙东一带被称为“海寇”的袁晁起义和宣、歙一带被称为“山贼”、“洞寇” 的方清、陈庄起义。

方清，生年不详，死于766年。唐宝应元年(762年)至次年五月，江南疫灾，方清和陈庄率饥民起义。方清依托黟县、歙县及毗邻地区群山险要地势，进行反唐斗争。并以此为基地，向西扩展，屯兵于石埭城。

   永泰元年（765年）正月，方清率领义军攻打歙州，一些民众杀刺史庞浚响应义军。而黟县赤山镇土豪吴仁欢则组织地主武装，凭借休宁等地山区与义军为敌。方清屯兵歙州、黟县，攻占黟县赤山镇，设置阊门县，部署防守。唐代宗李豫命原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708年－764年，镇压方清时已薨）的行军司马袁傪、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和江西观察使李勉、歙州刺史长孙全绪等相继发兵出兵讨伐方清、陈庄。

永泰二年（766年），袁傪率军前往攻打起义军，柏良器等其他诸道官军助战。吴仁欢也暗聚武装数千人偷袭义军。方清据险扼守，但寡不敌众，战败牺牲。陈庄率25000多人投降官军。

方清起义平息后，朝廷又在区划上做文章，力图加强对事发地的控制：一是析歙、休宁地置归德县。归德的意义，皇朝希望治下的百姓服服帖帖地归附于“德政”。二是析黟县赤山镇和饶州浮梁地置祁门县。祁门是从黟县和浮梁县析出地盘，利用方清建筑的垒城而设。三是划歙县华阳镇置绩溪县。

                                            今日祁山镇（古阊门县治）

   七、呼应黄巢的晚唐祁门农民起义

唐朝乾符五年（878年）至中和四年（884年），发生了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黄巢农民起义，原因在于政权的腐败，苛捐杂税的盘剥，百姓不堪重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起义军的出现使得绝望的民众生出了一丝希望，追随者众多。

乾符五年后，黄巢大军曾先后两次攻克歙州，后因官兵围剿而被迫撤离。唐中和元年（881年），被生活所迫的祁门农民赵言、汪章等率民众响应黄巢起义军揭竿而起，攻克祁城，继而转战饶州、歙州。中和四年（884年），黄巢战死，其残部仍坚持战斗。此后，祁门义军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转战十余年，曾五次攻入祁城，给王壁、郑传等地主武装以沉重打击，后终被官军镇压。

八、威震东南的宋宣和年间方腊起义

方腊，生年不详，死于1121年，先世从歙县迁居青溪（治今浙江淳安）万年乡帮源里（又称洞源里）堨头村。方出身贫苦，以种田、箍桶为生。

宋徽宗赵佶昏聩无能，穷奢极欲，任蔡京、童贯把持朝政。宋徽宗喜欢花石竹木，在江南设苏杭应奉局，专门搜括民间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到汴京（今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青溪多产竹、木、漆，是应奉局重点搜括地区。百姓对官府横征暴敛十分痛恨，遂起反抗之心。徽宗后期的黑暗统治引起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而方腊就是那点火的人。

宣和二年（1120年）10月，方腊在洞源里正方有常家做佣工，他们的秘密聚会被方有常发现，便派二子方世熊向官府告发，并举家逃往歙县七贤村躲避。方腊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方有常全家（三子方世庚越墙逃脱），高举义旗，在方家漆园誓师。

方腊发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控诉，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提出“画江而守，轻徭薄税，以宽民力”的政治主张。深受贫困农民拥护，数日间聚众上万。

11月初，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分为六等，头扎红巾等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农民政权。下旬，在青溪息坑全歼两浙都监蔡遵、颜坦所部5000余人。12月2日，集结兵力两万人攻克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18日至20日，攻克歙县、休宁县，并以歙县为基地，向四面出击。29日，攻占杭州，遂以杭州为起义军指挥中心。仅半年时间，攻占6州52县，烽火遍及苏南、皖南、两浙、赣东北，威震东南。


面对起义军风起云涌之势，宋徽宗大为惊恐，宣和三年正月，令童贯率兵南下镇压，并撤销了运送花石纲的机构和行动，以示好百姓。在官军的疯狂反扑下，因战略失误及部将洪载等人叛变投敌，方腊义军连连失利，杭州、歙州、睦州、衢州、婺州、青溪相继失陷。方腊带领义军退守帮源洞。4月24日，宋军发动总攻。义军腹背受敌，奋起抵抗，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二太子）、丞相方肥等30多人被俘，解往汴京，8月24日英勇就义。休宁县齐云山位于独耸岩上的方腊寨，也是方腊与官兵恶战的古战场之一。宋徽宗派兵围剿方腊，在齐云山也打了一场恶战。岩巅有方腊军当年与官军作战的堡垒遗址，方腊最后坚守的石洞被称为方腊洞。方腊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就覆灭了。方腊起义失败后不久，朝廷将方腊家乡的睦州改为严州，将歙州改为徽州。徽在古文中可解释为绳，徽索比喻为捆绑俘虏、罪犯的绳索。取名徽州，其本义是肃清方腊起义的影响，对敢于反抗的人民加以约束。将睦州改为严州，将歙州改为徽州，都是皇朝对这块多事之地的威慑和警示。徽州正式命名后仅四年，金兵南下攻宋，次年，北宋灭亡，南宋后来将临时首都设在临安（今杭州），北方的大迁徙给南方带来了人才、技术、文化等，中原文化带徽州带来了机遇。
九、元至清朝的农民起义斗争

     
      从元朝以来，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儒家理论得到重视，宗族观念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元末明初，徽州纳入朱元璋的控制范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和战争，“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自红巾以来，兵燹罕闻”，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徽州逐步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明清期间，随着徽商的鼎起，徽州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有压迫就有反抗。而且，全国的农民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徽州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徽州在元至清朝这漫长的历史变革和发展中，局部的农民起义斗争始终存在。主要有如下几次：
1、徽州民众的抗元斗争
徽州入元后，面对异族的岐视和镇压，徽州民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曾多次进行起义，开展抗元斗争。至元十九年（1284年），徽州、太平等地民众起义抗元，元行管军万户张珪领兵镇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歙县、绩溪等县因灾发生饥荒，农民扬三八、汪千十等人领导农民起义，与元军进行垂死斗争。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徽州，与元军反复拉锯。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7月，小明王韩林儿、朱元璋起义军邓愈、胡大海部攻入徽州，赶跑了镇守徽州的元将，徽州路改为兴安府，邓镇守兴安府，胡大海攻占休宁、婺源县，并打退了元苗将扬完者的进攻。至正十八年12月，朱元璋入徽州，徽州百姓拥护朱王入驻。朱亲自拜访隐居歙县石门的朱升，请他出山，加入农民起义大军，朱升写就了一段“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国策的佳话，为朱的事业立下丰功伟绩；
2、明朝天启年间岩寺民变
明朝魏忠贤当政期间，一手泡制了黄山大案，歙县西溪南富商吴养春惨遭迫害至死，株连岩寺商户。朝廷派员借机敲诈勒索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歙县万余民众奋起反抗，杀死差役，大书“杀部安民”，遍布通衢，民众冲入钦差公署，毁门火其宫。这次斗争，迫使朝廷撤回钦差，停止对民众的进一步勒索和迫害。
3、金声、江天一反清斗争
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五月，江南已被清兵攻破，许多州县见势纷纷归附清朝，但徽州人民坚守抵抗，休宁县金声、歙县江天一组织乡勇、百姓与清兵进行顽强斗争。平民出身的江天一对佥事金声说：“徽州是个地势优越的地方，各县都有险要之处可以依赖，只是绩溪那一面正当交通要道，那里地势特别平坦，因此应该在那里建筑关口，多派兵驻守，以和别的县相互配合，夹制敌人。”于是在绩溪筑起了丛山关，阻敌于关外。不久，清兵攻打绩溪，江天一日夜手持兵器登城防守，毫不松懈。有时出城迎战，双方死伤不相上下。清兵用少数骑兵在绩溪牵制住江天一，而另外从新岭进攻。守岭的人先败逃了，绩溪城终于沦陷。后两人先后被捕，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4、清顺治年间宋乞、朱太为首的“世仆起义”
徽州门第观念甚严，一日为仆，终身为奴，包括后代的婚配也得由主人同意，而且不得参与考试攻读功名。清顺治二年，受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影响，蔡村人宋乞趁明王朝灭亡，清兵南下之机，号召全县“世仆”奋起反抗，争取人身自由。宋乞大声疾呼：我们的祖辈做了人家的奴隶，子孙挂名奴籍，终生不能摆脱。现在是老天给我们摆脱奴籍的好机会，赶快行动起来吧！全县奴仆积极响应，踊跃参加，七个月就结寨36处，宋乞驻东郊寨，号令全县。起义军军纪严明，不仅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对愿交出卖身契约、归顺的地主亦保其眷属的安全。因此，不少地主、乡绅，争先献上牛肉美酒到辕门谢罪。知县张昌亮慑于义军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宋乞起义影响波及休宁、祁门、歙县，引发了徽州的“奴变”，汇成了前所未有的奴隶革命洪流。他虽未自立名号，但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宋王”。后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宋乞被江村人江雷剌杀，起义军群龙无首，终告失败。顺治三年三月，朱太义军再次举起义旗，围攻县城。徽州提督张天禄、知府张学圣带兵前来黟县，血腥镇压，起义军惨遭杀害，朱太等英勇就义。但斗争的烽火并未熄灭，义军分散潜伏山林，不时出动，劫富济贫，坚持数年。
5、太平天国起义军在在徽州的活动
清朝咸丰到同治年间，中国发生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朝政府进行了残酷镇压，徽州成了主战场之一。祁门、黟县、休宁、歙县、绩溪、太平等先后被太平军攻陷，百姓死伤无数。从清咸丰十年六月到十一年三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把行辕设在祁门县洪家大屋，和太平军进行反复拉锯战，大小战斗数十次，徽州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浩劫，战争中被杀死、饿死、疫死的不计其数，仅歙县、祁门、黟县三县就减少人口80万人，曾国藩在奏折中也承认皖南等地“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歙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记载：咸同兵燹，“吾徽受祸最酷。以歙一县计之，人口损十之七八，庐舍损十之六七”，大批徽州珍贵建筑和文物毁于战火之中。　

（二）正确审视评价徽州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徽州历史上本土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是从规模上、时间上和知名度上，都无法和全国性的陈胜吴广、黄巢、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相比，但在徽州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全面、正确审视，给予客观评价。
一、对徽州农民起义的原因应客观分析区别对待
过去认为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是反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事实并非全是如此。从徽州实际来看，农民起义无非是两种原因，第一是求生存，即官逼民反，农民不被逼上绝路，一般是不会起来造反的。这种造反，确实有正义的因素，如山越保卫家园、汪华反对官府暴政、黟县农仆反对地主的压迫等斗争，都有一定的正义和合理性，应予充分肯定。第二个原因即是求富贵，即起义的起因有正义性，但目的并非针对封建体制，而是针对“坏皇帝”，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造反后企图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如陈硕真自封“女皇”，方腊改元“永乐”等等，都是为了改朝换代，而不是推翻封建制度。有的起义军后期甚至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使百姓遭殃。如太平天国起因也有一定的正义性，但过程、手段和后果却大相径庭，对徽州造成了浩劫；民国时期流氓无产者王老五在祁、黟、屯等地的打砸抢烧抓，其过程和后果已无正义可言，徽州的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所以，对农民起义应具体分析，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不能对农民起义全盘否定或大唱赞歌。
二、南宋后经济发展是徽州本土农民起义少的根本原因
自南宋以后，北方人口大迁徙，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技术和人才，徽州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科举登第人数大增，程朱理学成了徽州文化的代表，徽州实现了从武劲之风向文雅之风转变，本土再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这充分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明清期间，随着徽商的兴起，徽州成了富州，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不再存在。即使太平天国军进入徽州，也很少有人像方腊、黄巢起义时一样出来响应，甚至本土百姓对太平军的烧杀抢掠视为叛逆强盗行为，对太平军恨之入骨，称之为“长毛反”。
三、农民起义客观上起到了促使统治者实行宽政和缓和矛盾的作用
农民起义后，统治者为了收买人心，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宽政措施，如唐朝方清起义后，统治者减免了江南一些地方的租税；方腊起义后，皇朝被迫撤销了运送花岗石的机构苏杭造作局和木石彩场务；黟县宋乞、朱太为首的“奴变”后，地主豪绅放松了对仆役制度的管理，对奴仆子弟的婚姻和读书考试规定进行了一些改良，松弛了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奴仆争取到了平民身份；明天启年间黄山大案引起岩寺民变，统治者处理了鱼肉百姓、敲诈商户的作恶者，对商民实行保护，这些都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徽州社会在明清时期进入鼎盛发展阶段，与统治阶级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一些宽政措施分不开的。特别是宋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朝廷对茶叶的“禁榷”（专卖）制度部分和逐步改为“弛通商”，极大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徽州的经济振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农民起义后加强了地域控制，延缓了封建制度
徽州几乎每次农民起义后，统治者都划小县域管理面积，分拆新县，徽州这块地盘从原来歙、黟两县先后分拆成休阳、黎阳、新定、始新、北野、婺源、归德、祁门、绩溪等县（后稳定为六县），并将歙州改为徽州，采取了加强行政控制的措施。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指出：“历史上农民暴动的结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在农民战争废墟上产生新的王朝，而社会的根本状态，即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仍然没有改变”。从徽州农民起义结果看，每次农民暴动和斗争虽然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但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控制，强化了封建统治，这无疑客观上为延缓封建制度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迟滞了徽州资本主义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