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副主席在猴坑（三门）

千载一梦

周恩来

在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时，我的家乡太平县三门村（现新明乡猴坑村，），处于太平兵站与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中间，新四军干部、战士经过这里，在我家用餐、休息。由此，我家被称为新四军“义务兵站”。

图1：猴坑村三门

图2：三门滩—三门小学、新四军义务兵站所在地

周恩来副主席是1939年2月22日左右到三门的，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他来的前一天，由太平兵站电话通知我们（我家的电话是挂在太平兵站通往新四军的电话线上）。叶挺军长一行明天路过三门，在我家吃中饭，要准备两桌饭。第二天，他们骑马来到三门村。到我家门口时，叶军长说，吃中饭吧？周恩来副主席回答说，时间还早，再往前走一段路吧！我们陪着他们又走了5里山路，到了湘潭村。当时，周副主席穿的是老布衣服，装束简单，不像高级首长，就是跟着他的警卫员比其他人多一些。中饭是我家准备好送到湘潭村的。吃饭时，我问周副主席姓什么，他说姓周。我当时年轻，就冒昧地问他，你是周恩来？他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你关于保卫武汉问题 的谈话，那上面有张照片像你。周又问道，你这里有《新华日报》？我说是黄诚（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给我的。……话就这样很自然地谈起来了。吃饭的有两桌，十几个人。吃过饭后就送他们继续往前走。周恩来副主席、叶军长等改乘竹排顺河走小河口的，其他人员骑马从岸上走山道走的。我们在竹排上备了一张藤椅，他们俩相互推让，都不愿坐。现在留下的那张珍贵的照片，周副主席、叶军长站在竹排中间，藤椅空着，3位警卫员坐在竹排上，就是当时乘竹排去军部时拍摄的。

图3：小山峡—周恩来、叶挺乘竹排处

图4：乘竹排 　

在湘潭村时，叶挺军长听说村子里姓叶的多，就问叶氏宗祠在那里，我们陪他去了。叶军长走到祠堂里面，行了三鞠躬。3月15日，周副主席再次来到我家。一同来的还有方卓芬、吴波等几个女同志，大家无拘无束的，说说笑笑。同副主席洗脚时，我向他提出要求，题个词留念。他答应了。当时我就准备了宣纸、毛笔。他稍加思索，就是笔书写：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绥靖地方 保卫皖南

为全联导 为群众倡

图5：题词

因抗战机缘来皖南 　道出三门 　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 　谈及捍卫乡里　 驱逐日寇 　大义凛然 　亟可钦佩 　爰书此应敬之主任及其公子旭初先生之嘱。

周恩来

当时，还有个签字簿，周副主席也在上面签了字。上一栏签名“周恩来”，下一栏（“从那里来”和工作单位）内，写了“中国共产党”。他还同我们谈了全国抗日战争形势。从同周副主席、叶军长的接触中，更看到新四军的官兵平等，不是口头上说的，而是从行动中表现出来，从一言一行反映出来。我们那里是国统区，离县城不远就是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在他们那里，不用说司令，就是营长、连长也不容易接近，两者对比很鲜明，一边是国民党，一边是共产党，从行动上看出谁是真正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我的父亲刘敬之也从新四军干部、战士的行动上，特别是和周副主席的交谈中，受到革命的教育和影响，他深的感触地说，将来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周副主席临行前，拿出20元钱作为饭钱。当时，一餐饭的钱，即使菜多一些，也要不了10元钱。我们执意不收，他非要给不可，互相推让，争执不下。最后我出了个主意，把这个钱捐助给三门小学（当时我在学校当校长）。周副主席同意了，并且还到学校和师生见了面。以后，我写了一篇稿子，报导周恩来捐给三门小学20元钱，登在《抗敌报》上。因此，国民党县政府认为三门小学“赤化”了，就将我换掉了。当时，我刚走出校门，在小学教书、任校长，对国民党的腐败看不惯。对日本军队侵略我国，只要是中国人，哪个人不恨！我最早接触的是共产党黄诚。1937年底，他以国民党七战区视察员的身份到太平，我听了他讲的课，觉得不一样。课后去看他，与他谈论一些问题，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1938年四五月份，黄诚随新四军又一次来到太平，我经常去看黄诚，和他聊聊，他送给我《新华日报》，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国民党的腐败中，看清了到底谁是抗日的。此后。袁国平、邓子恢、张云逸、陈丕显、罗炳辉等新四军干部先后到过我家。张云逸途经三门村在我家吃饭，当时不知道他是张云逸，更不知道他是新四军参谋长。我一个月以后去军部，黄诚对我说，参谋长带信来，谢谢你家的招待。那时我才知道。陈丕显是1939年农历新年除夕到我家的。我的卧室让给他睡，他很健谈，和我谈到深夜，使我深受启发。第二天便是大年初一，我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到上午9点钟时，我轻轻地推门一看，人早走了。我想，今天是大年初一啊，这么找就走了。我象失去了什么，深深感到共产党人真了不起。这次，周副主席又那么平易近人，就要求他带到我延安去。他对我说，这里有新四军，你跟新四军去是一样。周副主席走了不久，我去新四军军部，亲眼看到军民关系融洽，官兵一样。在政治部邓子恢办公室，我向他提出，拟去拜见项英副军长一次。邓立即打电话联系，然后对我说，项军长马上来看你。不到15分钟，由陈丕显陪同一位衣着布装、打绑腿，英姿飒爽的项英副军长出现在我面前。他的会同，使我从内心更加钦佩新四军，加深认识到真救国、真抗日的是谁，救国的希望确实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我决心投笔从戎，过艰苦生活，走理想的路。1939年7月16日，我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和富裕的家庭，参加了新四军。我是在周副主席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前前后后，周恩来两次到我家，共约有4个小时。我觉得机会非常难得，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给他们的题词，写得很恰当，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就很快写出来了，他很有学问的。他的那些话是对我们的鼓励，后来我们把题词裱出来，我父亲一直把它珍藏着。那个签名簿，藏在隔墙里，以后散失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在南京给周副主席写了封信，他有复信（在重庆写的），已收集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