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名人 | 万世师表陶行知

墨雨无痕

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在社会、经济、教育、哲学、经学、医学、绘画、艺术、印刷、雕刻、戏曲、文学、饮食、科技、工艺、建筑等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徽州人占尽风流，贡献卓著，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独领风骚千百年。

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教授维·汉森在《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将南京晓庄学院的创始人列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这是唯一一位被列入本书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的教育家唯一一次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并列，这个人的名字叫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徽州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生平简介

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1897年，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1905年，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读大学期间，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29年12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1936年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毛泽东复信表示支持。

1936年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8年8月，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们共赴国难。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培养出革命人才。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著名口号，被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他的文章热情洋溢、通俗易懂、击中时弊而富含哲理,令人倍感亲切，妙不可言。他光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使人感到了人民教育家的伟大人格和崇高师德，他就是全面具有教师素养的典范，是我们教师的至尊至善的楷模、后人的万世师表。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陶行知认为：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而“教育就是大事业，有大快乐”。他对教育事业的理解是“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业” 、“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人之性情有善有恶……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如开矿然，泥内含金，金内亦杂有泥，开矿者取泥内之金，去金内之泥，然后成为贵品。教育亦若是矣。” “教育为最有可为之事，古今名人莫不由研究教育而出” 。

他列举了达尔文、杜威、威尔诺刻等“皆有研究教育而出者也。但须有决心、有坚志，则成事何难？”

陶行知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一文中，引用了“昔英女皇依里萨伯终身不嫁，人问之故，辄以英吉利即吾之夫一语以对；意相加富尔终身不娶，人问之故，辄以意大利即吾之妻一语以对。” 的故事“告于诸君”：“男师范生应以教育为之妻，女师范生应以教育为之夫，有此定力，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海可枯而吾之志不可枯，石可烂而吾之志不可烂。”

陶行知明知“教育是无名无利且没有尊荣的事，教育者所得的机会纯系服务的机会、贡献的机会，而无丝毫名利尊荣之可言” 。而他还是认定教育是他人生的“大事业”，非得终身从事不可。

教育是“无名无利无尊荣”的事，它需要人们全心全意的服务，忘我无私的贡献。陶行知为中国现代化而生，为中国现代化而死，他为中国现代化无私奉献。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陶行知先生的一句名言，意即身正才能师为人范。他道出了作为一名合格教师，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文化水准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教师应有良好的道德素质。

陶行知指出：“教师的道德品质，不仅是规范自己行为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用于教育学生的需要，教师职业的特殊在于育人，不仅用自己的学识育人，更重要的是以自己的德育人，不仅通过自己的语言去传授知识，而且要用自己的灵魂去塑造学生的灵魂。”

陶行知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躬亲共守，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 以不倦的教诲，谆谆善诱，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陶行知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毕生致力于大众教育事业，一生中他处处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楷模。他为自己定下的师德标准，即“科学的头脑、农民的身手、改革社会的精神。” 陶行知先生一生以身立教，辛勤耕耘，培育桃李，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他认为“先生不应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所以教师应该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做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教师不能只当“经师”，只传授几本教科书，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以至读书死，而要当博学多能的学者和“人师”，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师的地步” 。

教师的教要求真，学生的学也要求真, 教师“教人求真”，学生“学做真人”。他指出了“求真”是教师道德的真谛,也是教师道德的目标，他说：教师要教人学会做人，求“真知”做“真人”，这个人，要是一个“整个的人” ，不是缺这少那的人，是要做“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有高尚品德,筑起人格长城的人，是从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的“人中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合格人生”的人,是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人……生动而深刻的论述,对于我们当今教育工作者用现代化教育来培养现代化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甘当骆驼的精神”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是陶行知的办学心愿。他认为中国是穷国，办教育要采用穷办法；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黑暗的反动势力下，办教育要不怕碰钉子。在反动派封锁迫害下，育才学校眼看就要办不下去，朋友劝他放弃“育才”，不要“抱着石头游泳”的情况下，陶行知却说：“我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他就是这样以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去面对和克服巨大的困难。

陶行知认为：“人生是患难与欢乐所织成的，追求真理的人以与患难搏斗为乐。” 他要求人们，也要求自己“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勇往直前，决不动摇。

1915年，陶行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时，与导师合影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今天，以陶行知命名的“陶行知学会”和以“育才”命名的中小学校在整个中国遍地开花，陶行知被赞誉为“万世师表”、“当世一圣人”。

如今，在陶行知先生诞辰126周年之际，我们更应秉承陶行知先生的奉献精神，传承陶先生的行知精神，让先生的思想和教育理念永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