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海盗（中）

黄山知名导游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日本称王
逃出双屿岛的王直，在海上收拢许栋、李光头的余部及船只，在众多心腹大将的推举下，半推半就的坐上了头把交椅。明王朝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蓦然发现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王直也从此走向了一条不归路，由走私商人到海盗，再到倭寇，“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在东南沿岸甚至是深入浙江杭州、江苏南京、苏州等腹地劫掠的行为愈发的严重。

老窝被一锅端了，身为新的首领，自然要为弟兄们寻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以期东山再起。天色渐晚，海风中似乎还夹杂着血腥的气味，船内的议事厅中一片森然之色。灯火忽明忽暗，王直坐在正中央的位置，眉头紧皱，一众心腹分列两侧。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是在海上流窜，还是转战东南亚，还是......众人争论不休。夜色与海水融为一体，王直缓缓的站起来，望着众人，争吵声逐渐停歇下来，众人也望向王直，在等待王直做最后的拍板。

带着这一众人马和船只，挣点钱搞点外快不难。可是，这是自己想要的吗，王直问自己。昨日的繁华眼看着烟消云散，怎叫人甘心？见识过大海的广阔，哪还能回去泛舟？见识过外面的繁华，哪还能回去种豆？回不去了。早已不复当年，早已不是当年为生计就可以堵上身家性命的热血青年。看的多了，想的也多了，要的也就更多了。思来想去，王直还是决定前往日本。一来与日本贸易还是利润最丰，二来王直与日本各势力都有不错的交情，三来是想借助日本人之手重新打通与明朝的海上商贸之路。

于是，他们往日本进发，并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据点。据说王直之号“五峰”，因五岛而起。来到日本的王直，很快就与当地的势力建立了联系，共同商讨对明的海外贸易。在此后的几年间，王直带领着日本人，来到舟山群岛附近进行交易。据《日本一鉴》记载，1548年，王直、徐惟学等吸引日本人到舟山群岛马迹潭进行交易，1549年和1550年又在舟山群岛的长途进行交易。（此书作者郑舜功，1556年作为“大明国客”出使日本，期间将自己对日本的考察及在日本的经历整理成案，是为《日本一鉴》）

日本史料中记载的王直

经过将近3年的休整，王直一伙再度壮大起来。前车之鉴犹在，如何处理与明政府的关系这一难题再度摆在了王直的眼前。敬而远之，不现实，明政府也不会视若无睹；对抗，则是取死之道；合作，则需要筹码。所以，留给王直的选择不多，除非见好就收，那就只剩下合作一途。而怎样合作，自然要投明政府所好。时下明政府最头疼的就是海盗、倭寇之患，那王直就帮着明政府打击这些海盗、倭寇，递上自己的“投名状”，或提供情报、或直接打击，主动承担“抗倭”重任，充当明政府在海上的“城管大队”（毕竟官匪有别，只能在编制之外）。

不得不说，这是一招妙棋。地方的官员乐见其成，能为自己“邀功”；王直消灭其他势力，扩大的就是自己的势力；地方的官员升官发财了，也就不再刁难王直，让其在海上畅通无阻。

一次，有一伙倭寇闯入杭州等地犯事，杀烧抢掠完就跑。地方官员是一筹莫展，抓又抓不到，打又打不过，防又不胜防，这乌纱帽到底想要还是不想要了。于是，主管海防事物的官员就给王直发文：“知道你还是心系朝廷的，不想和朝廷对抗，现在你表达自己忠心的时刻到了。有一伙穷凶极恶的倭寇，主犯是XXX，特征如下，正往XX方向逃窜......，‘倘拿贼投献，姑容私事’，如果你能把他们捉住，政府是不会忘记你的，你搞的那些事，政府是不会和你计较的。”

烧杀抢掠的倭寇

双方一拍即合，合作的很是愉快。到1551年，王直又重返舟山群岛设立据点，以烈港作为走私贸易的前进基地。不过这时，一个以陈思盼为首的“盗寇”团伙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与王直有并驾齐驱之势。王直故技重施，暗中与当地官员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官兵的支援，内外夹击陈思盻团伙。最终，杀死了陈思盻，击溃了他的团伙，夺取了他的财货，并收编了他的船队和残余团伙。

就这样，王直通过协助明政府打击盗寇，逐步确立了自己在海上的霸权地位，“五峰之势于是益张，海上遂无二贼”，“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他的“五峰”旗号，就相当于是海上的通行证，畅通无阻，海盗们闻风丧胆，明朝海防官兵见到，可能还会挥手致意。

不仅如此，王直的一干心腹直接出入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走私贸易，公然无忌，并大受这些地方居民的欢迎。有的送上新鲜的蔬菜水果，有的送上女儿红等美酒，有的甚至送自己的子女入伙。敢情这是凯旋归来，民众箪食壶浆？更夸张的是，这些地方上的一些乡绅、富豪，“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为共同利益而奔走，疯狂进行走私贸易。

这时候的王直声望已达顶点，拥有万余人的私人武装，近20余万的跟随，巨舰百余艘，小船不计其数。这规模，堪称海上王国，后世的郑成功也不过尔尔。

正在登陆的倭寇战船

1552年，过足了海盗之王瘾的王直，在一众心腹的拥戴下“王袍加身”，在日本萨摩洲之松津浦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国号曰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一切制度，与王侯一般无异。其部下甚至对明朝派往日本传谕的官员说，这里没有国王，只有徽王。一个徽州人，在日本称王，还不受管辖，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真是没王法。别看日本把这个时代描述成“战国时代”，多少牛人多少猛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比起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动辄数十万军队参加的大规模战役，日本战国时代的战役，多则数万人、少则千八百人，简直就是弱爆了，还大言不惭称“战国时代”，不就是过家家嘛。譬如说，“天王山之战”，名字起得牛逼哄哄，也流传很广，体育赛事中尤其是NBA的关键之战，一般也这么叫。其实参战的双方加起来，也不过5万人，还不排除夸张的成分，你懂的。

别说当时的日本各藩侯势力混战一团，没有这闲工夫来管，就是想管也不敢啊！王直光私人武装就万余人，配备的还是葡萄牙人的火枪，敢来试试？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巴结都来不及呢。打仗用的军火需要王直提供，还有很多日本人还眼巴巴的望着财大气粗的王直混饭吃。逢年过节，礼品送上，笑脸相迎，唯恐得罪这位爷。王直在日本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时还扮演“和平大使”的角色，“你们几个地方打来打去，影响本王做生意，都歇歇，以和为贵，和气才能生财嘛”。王直这是把自己当“日本天皇”使？

不过，也正是王直的“称王”，宣告了与明政府“蜜月期”的结束。明政府以虎驱狼，狼是驱了，那虎却成了猛虎，有尾大不掉之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继续纵容下去，东南将成为王直一人的东南，海贸将成为王直一人的海贸。而王直想要继续扩大自己的海贸王国，就势必要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显然，明政府不可能答应，即便答应，主动权也应掌握在明政府的手里。后世评价王直“开放海禁”的要求是时代的进步，王直是“对抗体制”下的悲剧，明政府不答应就是鼠目寸光，这显然了忽视了主动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开放海禁，得益的是王直，这个时候谁能竞争过王直，明政府只能跟在王直后面吃残渣剩饭。除非王直主动举手投降，接受改编。这显然也不可能，双方的对抗，不可避免。

海盗群像

1553年，抗倭名将俞大猷率领大军，驱舟师数千，围攻王直设在舟山群岛的海贸前进基地——烈港。在明军的一顿猛攻之下，王直不敌，率部突围，逃往日本。阵地战，王直不是明军的对手，但是游击战，明军也同样无可奈何。此后的几年间，东南沿海边疆迎来了王直的一系列猛烈报复。东南数千里海防，形同虚设，同时告警，明军莫敢撄其锋，王直的舰队，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东南倭乱，几达顶峰。

面对在海上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劫个财、搞点破坏就跑的王直船队，明政府无奈之下，将王直列入通缉的黑名单，开出巨额悬赏，“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

朝廷招安

高额悬赏自然是做做样子，使面子上不要太难看而已。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明政府开始转变策略，由“剿”改为“剿抚兼用”。“抚”，通俗点说就是“招安”。马后炮而论，接受朝廷的招安历来没有好的下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王直千万不能答应。当局者清，旁观者瞎操心，接不接受招安，更多的是在客观的条件下做出的利益权衡。

《水浒传》中撅着屁股跪拜在地的黑娃子，说来也是用心良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继续和朝廷对抗下去，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逼上梁山，很多人本就没有推翻朝廷的意愿，还有好些人本就是被裹挟上的梁山，现在有一条后路摆在眼前，要还是不要，很简单的选择。像林冲之流，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样的后路对他们来说，也是死路一条。投降派占了上风，黑娃子还有李逵这样的脑残粉丝，接受招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直的情况不尽相同，但理还是那个理，当所有的筹码都摆在案前，王直所要做的便是在当时看来最合理的抉择罢了。

不过，这一切还得王直的一个老乡——胡宗宪说起。



胡宗宪画像

说起明朝抗倭的事迹，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抗倭名将，却少有人知道他们的顶头上司胡宗宪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抗倭的这份功勋章里起码有他的一半功劳。这并非夸大其词，只因冲锋陷阵的将才，永远也比不过背后指挥、谋划的帅才而已。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徽州绩溪人。出身于缙绅世家，从小喜欢兵法谋略之书，1538年中进士。仕途也算一帆风顺，当过知县剿过土匪，也在边防重镇待过，政绩显著。1554年被朝廷钦点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别看巡按监察御史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干部，但理论上职权和责任却非常重大，“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位高、权重、职宽。相应的，也责严，“御史犯罪，加三等”。这个任命对胡宗宪而言，意义非凡，从此功成名就，也因此声名狼藉。

就在胡宗宪赶赴浙江上任前，王直这个素未谋面的老乡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攻陷了上海、苏州、徽州、南京等地，一时间朝野震动。胡宗宪临行时就给自己立了“军令状”，不把王直、徐海这两个倭寇头领抓获，誓不回京。

刚到浙江上任不久，胡宗宪就提出了“剿抚兼用”，认为“首倭而作乱者，徽人王直也，其余皆鼠辈，毋足虑”。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理论上职权大仅仅就是理论而已，在他上面有总督、有巡抚，还有督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轮不到胡宗宪来指手画脚。且这几人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相互倾轧，谁也看不起谁。督军是工部右侍郎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换个角度更容易理解，严嵩是他的“干爹”），上面有人，背景深，关系硬，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总督张经本就与严嵩不对付，更加看不起这种“认贼作父”，小气奸诈之人。

夹在中间，“多权术，喜功名”的胡宗宪，自然就攀上了有“干爹罩着”的赵文华，极力讨好，送钱送女人，溜须拍马，还合伙坑了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一把。赵文华向朝廷告御状说张经、李天宠畏敌不前，养寇缴功，欺骗朝廷。加之严嵩在旁劝唆，皇帝他老人家龙颜大怒，就下令逮捕他们进京问罪。可圣旨还没到，张经、李天宠、胡宗宪就组织了一次对倭寇的围剿，取得大捷。严嵩、赵文华就把功劳全推到胡宗宪一个人的头上，还诽谤巡抚李天宠“嗜酒误事”。这期间，胡宗宪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向李天宠补了一刀，“言其纵寇”。就这样，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都被砍了头，天下冤之。

立了大功，总督、巡抚的职位空缺，顺着赵文华攀上了严嵩，胡宗宪就此官运亨通，一路势如破竹，节制巡抚、浙江总督、总制七省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等等，不管是实职还是虚衔，都一股脑的砸在胡宗宪的头上。幸福来的太快太突然，还没回味这个头衔的美妙，就被下一个头衔砸晕，胡宗宪也从一个朝廷下派的正七品小干部，一跃成为了封疆大吏。



由胡宗宪主编的《筹海图编》

话说回来，光只是头衔吓人，不做实事，也不能称抗倭的功勋章里起码有胡宗宪的一半功劳。上有后台靠山，下无人掣肘，有钱有粮，说一不二，胡宗宪有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一方面广招人才加入自己的团队，重用俞大猷、戚继光。另一方面，整顿军队，支持练兵，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在胡宗宪的支持下练成的。当然，胡宗宪也不忘招一些文人雅士用来拍马屁用，譬如说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就是用来写什么《进白鹿表》，讨有仙人风范的皇帝欢心用的。

胡宗宪又旧事重提，拿出以前提出的“剿抚兼用”这一套，想要招安王直，彻底平息倭乱。可怎样招安，手中有什么筹码能够打动王直，又派谁去王直的老巢游说？

于是，有人就给胡宗宪推荐了一个叫蒋洲的人。蒋洲这个人，读书是不咋地，只是个诸生（秀才），不过是个话唠子，“高睨大谈，终日不倦”，黑的也能说成白的。胡宗宪一听有这样的人才，立马破格录用，促膝长谈。

蒋洲就给胡宗宪出了一计谋（话唠子前面的长篇大论不提也罢，直说要点），“直母妻与子尽在我地，彼虽作贼，骨肉剌心！公如开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约束者”。胡宗宪听后，大为赞赏，“此名计也”。

说实话，这算哪门子狗屁“名计”。王直的老母亲、老婆、孩子都在手上，利用亲情要挟罢了。这种低层次、手段下作、有伤读书人“正派作风”的“名计”，胡宗宪怎么可能想不出来，只是不能想、不能自己亲手做这种事情罢了。“小人物”就没有“大人物”的这种担忧，可以合情合理的提出来，去实施。然后“大人物”，顺水推舟，好生招待王直的老母、老婆、孩子，还能赚取个好名声，且能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这说穿了，还是要挟。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

历史上这般虚伪的事情多着呢，譬如说，楚汉争霸的时候，刘邦吃了败仗，被项羽打的落花流水，夺路而逃。刘邦嫌马车跑的太慢，就把自己的老婆儿子推下车，自己一个人跑路去了。项羽抓到了刘邦的老婆儿子，就想以此为要挟。刘邦这个混混根本不吃这一套，对项羽喊话，咱是拜过把子的，我老婆就是你弟妹，我儿子就是你侄子，要杀就杀。项羽顶着“为人正直”的大帽，顿时下不了台阶，杀是杀不得了，还要好生养着，生怕污了自己的名声。

譬如说，秦赵长平一役，赵国降军40余万。留着是个隐患，杀之不详，白起发文请昭襄王定夺。然而昭襄王既不说杀，也不说放，没有任何旨意下达。到这个时候，白起焉能不能明白昭襄王的意思——要杀，但不能由昭襄王下达命令，这个历史的骂名不能由“大王”来背，只能由白起自己来背。较之于“圣明”，白起个人的“千古骂名”又算的了什么。

就这样，胡宗宪决定实施这个“名计”。先是将王直的家人从牢房中放了出来，“资给甚丰”，妥善安置，接着是修书一封，给王直带话，你的家人现在过的很好，不用担心，只要你能接受朝廷的招安，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切都好说，我也会保证你家人的安全。（言外之意，不接受招安，则没法保证了）

紧接着，胡宗宪上朝廷上奏疏，要求遣使赴日。当然，胡宗宪并没有直接在奏疏中提及“招安王直”的事情，只是说“募人出海，通谕日本国王，使其约束倭夷，不使侵扰我境”。当时嘉靖皇帝采用了“一意剿贼，贼首不赦”的方针，胡宗宪自然不敢对着干正面提出招安的主张，而是迂回的提出自己的主张。对皇帝要哄要骗，不能强辩，胡宗宪深谙臣子之道。很快，胡宗宪的奏请就得到了批准。

为此次出行，胡宗宪还特意的从监狱里放出与倭寇有过交往的陈可愿、朱尚礼等人作为随从，一同蒋洲出使日本。1555年，一艘名义上为“通谕日本国王”，实为“招安王直”的遣使船只向日本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