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式遵搜刮文物记

龙晓语

国民党陆军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在屯溪后街买下邵季侯的一幢大厅屋，作为该集团军驻屯办事处，由一个川军上校熊秉仁作为办事处的负责人。名义上是接待地方与集团军之间接洽公务的有关人员，事实上却成为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在徽州各地搜刮文物古玩的货栈。

    邵家大厅是清末徽州名书画家邵以棠的旧宅，不但建筑面积大，而且布局雅致，内有花厅、书房、鱼池、水阁、暖阁、储房（珍藏文物库房）；还有可供摆宴二十桌酒席的大厅以及精致的眷属住房。该宅座落在观音山脚下，敌机轰炸难以俯冲，后门又有商会会长章馨吾家的防空洞。不但居住舒适，而且安全保险，因而也就成了唐式遵从防地到屯溪小憩时玩赏文物古玩的别墅。

    战火纷飞中的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怎有闲情逸趣在徽州各地大量搜刮文物呢？他是个金石考古或书画鉴赏家吗？都不是。据闻，他收罗古玩文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年，我家与邵家近在咫尺，不时能听到办事处的四川佬在酒余饭后所透露的“唐总部”的难言之隐。

    唐式遵在四川是一个有实力的军阀。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命令他率部离川赴皖，以达到他分割四川地方部队实力的目的。出川后的唐式遵身陷东南山地，夹在蒋帮嫡系部队之间，在经济上、行动上处处受到牵制，在感情上、习惯上又与桂系格格不入。他只得寄情于玩赏古玩字画，以求减少猜忌。另方面，川军远离老巢，向地方搜刮处处受到派别忌嫉，不能得心应手。于是别开生面，以保护文物为名，便于对跑沦陷区的单帮、掮客等经纪人进行检查勒索，一旦发现文物，即以“鉴定”和“保管”为名，据为己有。

    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遇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他不得不将搜罗到的文物古玩中的一些珍品，进献给顾祝同和顾的一些重要幕僚，以求得保全。据说，唐式遵脑瓜近于迂腐空虚，战争中常打败仗，无意恋战戎马生涯，只求平安挨到战争结束，回四川去做一个文物古玩大贾。所以，他就积极利用自己的部队驻防皖南前线的有利条件和徽州地区素为文化之邦的优势，大肆搜劫文物。

    当年，唐式遵在荷枪实弹的警卫下，不时在珠塘街（即后街）露面。高兴时，也到老街的珠宝商店和古董商店去浏览一番。由于他外貌温和且不吝挥霍，一些商人有时也拿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贴、文物古玩请他“鉴赏”。当然，这里面有不少赝品。当时，古董商人胡鲁芹，在江西会馆首开了一间古董店，逢到唐式遵到他的店里溜达时，总是默默静静的，不事献媚。怪事，唐不但不责怪，反而对胡相当器重，“胡先生吆！胡先生吆！”称呼不息。有一次，唐的随从捧着十余本明朝谢陛编著的《季汉书》在胡鲁芹面前夸耀说，收藏了一部万历版的珍本。胡随即翻了几页，就笑而不语。经再三追问，胡不愿讲，生怕戳穿了给同行古董商人带来麻烦。直到唐的副官说明这是专署一个科长送的，胡才指出：明万历刊本，一般是用“竹纸”或“白棉纸”印刷的，这个本子是“白光纸”印的，不是明版，是清末的翻印本。此后，唐对胡就更加器重，遇到一些难于鉴定的字画、古瓷、古砚等，都叫随从送去请胡鉴定。

    胡鲁芹生前和我谈过，徽州各县的地方志、宗谱、族谱，被唐式遵搜罗去的非常多。抗战期间，经他鉴定的就有一百多次，计近千册。其中一些珍本遭劫出境，他感到很惋惜。他曾拿着一本红格簿的书目留底指给我看。现在能够记得起的有如下几种：

雍正刊刻版《江村洪氏家谱》

明红格抄本《新安程氏诸谱会通》

明隆庆刻本《绩溪黄氏族谱》

嘉庆聚珍本《黟县南屏叶氏族谱》

    另外，还有地方上的一些官邸，为求沾一分“军威”，在唐由前方返屯时，“货栈”门前，车水马龙，有送古雕的，有送字画的。有名施培清者，系当时屯溪中国银行经理，此人原是浙江警察系统的一个小 头目，为人刁滑，自从钻营到屯溪中国银行经理宝座以后，即冒充斯文，附庸风雅。恰巧他的住宅与邵家同巷而望，和唐式遵混熟以后，就借机拍马，经他给唐推荐、馈送、代购的砚台就有二百多方，其中三块“金星”、“蟹睛”是稀有的珍品，还有七区专员公署视察李仁，趁到各县视察之便，将搜罗到的一些文物奉献给唐式遵，屯溪纱布业公会理事长章鉴钦，为了求得通过川军防地到沦陷区去贩卖纱布，一次就送了两辆黄包车的明清花瓶、福禄寿三星、赵公元帅等古瓶给唐式遵。此外，还有屯溪镇长程步云、商会会长胡云溥等为了顺利应付频繁的军差，也都纷纷将所知道的地方上的文物，向唐总部透露消息，或是将搜罗到的文物献出。

    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驻屯办事处从邵家撤走时，光独轮车、黄包车（当时市区无公路）拉走笨重瓷器、砖雕、古碑就有三十多车，为了避免安徽知名人士金慰农、高铁君等的“弹劾”，大批装箱的古籍珍本、古玩，都是警卫森严地在夜间悄悄地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