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溪盐商纪事

轻其一片海

屯溪盐商是徽州盐商的核心。明清时，雄飞商界，显赫一时，迨至民国中期，声势犹盛。自抗日军兴，“盐”是专卖性质，始有变化。但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权益依然。盐商之于官场，甚为活跃，两者颇多渊源，官宦出身于盐商家庭的有清相国曹振镛等多人。官商往往心气相通，财货相联；“官”得“商”而招财进宝，“商”倚“官”而一路绿灯，无往不利。

    屯溪盐商（以下简称盐商），挟父兄之余荫，财雄势大，知书识礼，八面玲珑，为人称道。他们分别集中在屯溪和武林（今杭州），并以武林为大本营。

盐商在屯溪老街开了九家盐栈（店），它们是“万隆、广源、永和、协春、志成、裕康、豫康、鼎新、德源”等。另在休黟歙绩等县又经营了36家盐栈。

盐商在武林有常驻代表，亦即名闻收遐迩的“三尊大佛”。首为杜遐斋（盐商领袖，苏家盐商总代表），次为俞植三（休宁盐商代表），末为许瓒侯（黟县盐商代表）；在屯溪也有两名，人誉之为两位“高士”即曹韫辉、黄克坚。在歙县有一位“替身”孙衡甫（其幕后人物为歙县盐商代表鲍咏松）。这里所谓“三尊大佛”指他们三人既有菩萨心肠而又法力无边的意思。至于两位“高士”指虽为盐栈老板却幽居在家，少问盐务实事，是不与人争权、争利、争名的潇洒人物。

“三尊大佛”权倾盐界：杜遐斋豁达大度、老谋深算、处事持重。俞植三为上草市巨富，平素连三岁小孩也不得罪，他家假山佳水，小桥流水，人称之为“俞家花园”。据说他家用餐，因地方大，要呜金相告；许瓒侯家在桃源似的黟县。他亦商亦儒，谈吐风雅。爱收藏古字画并善于鉴别真伪（曹韫辉珍藏明清字画最多）。他们三人合住在武林荐桥安徽会馆内苏州园林式的“小筑”里。这里可与上海豫园媲美。盐商常来此和“三尊大佛”在一起，共商大计以及搞“迎春、消夏、赏秋”等活动。

“三尊大佛”在武林，门前车马喧闹，厅堂觥筹交错，来往的乃是两浙盐运使署（后改两浙盐务管理局）官员以及巨富大贾。他们沆瀣一气，为的是各得其乐，各取其利。

盐商是十分精明的，他们懂得交结盐官，维护官价，求得“加价”是一本万利的。此外，还必须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对壮声威、遏私盐是必要的。经奉准成立了浙东第一区商巡缉私队及其管理机构，即浙东第一区商巡管理处（主任杜遐斋，拥有指挥权、财政权、人事权等，具体工作人员为程润生等）。

浙东第一区商巡缉私队共有官巡160名，其中商巡缉私队队本部为16名，下辖4个队共144名，每队长巡36名。这支队伍，它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每队配备长短枪32支，大刀4把。他们粮饷充足，到月发放，尤其是待遇优厚，伙夫月饷8元、二等巡9元、一等巡10元、巡长15元、副队长40元、队长60元（按当时8元可买猪肉32斤计算，当个“盐巡既有宽余而又轻松舒适”是令人羡慕的美差）。

当时，队本部驻严州（今浙江）建德所属商巡缉私第一队在此供卫和巡缉，第二队驻浙江富阳，第四队驻浙江昌化，第三队驻徽州，队部在歙县篁墩，有近30名长巡分驻在渔梁、深渡、街口、龙湾、渔亭、临溪。此六地中以“街口、深渡”为缉私重点。

商巡缉私第三队的主要任务，重点是查缉“岸私”即浙江越界冲销的“私盐”。如果盐商听之任之，那么他们盐仓里的高价盐就卖不出去。盐商就要积压巨额资金，还要增加途耗、仓耗等损失。例如街口苏裕泰盐栈，如果不堵住浙江威坪的低价冲销盐，那么不但不能获取厚利，甚至连老本也要蚀去。除缉岸私外，就是缉“船私”，即盐船船民沿途偷卖所运官盐。就缉盐商税，要加强“防范”，在船民来看，他们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他们于船停泊处，以低价售给掮客。他们 之间有暗号联系，而且是深夜交易，可谓“防不胜防、查不胜查”。盐商尽管纷调长巡押运可收效不大。

盐商重视遏制私盐的泛滥，也注重官盐的运输问题。船运量多价廉，但一到新安江枯水季节，重载盐船无法通行，轻载，则要增加成本。如任其旷时废日，途耗更多，偷盗更炽，损失更大。据说从武林六和塔到屯溪盐埠头，滩高水浅，盐船航行往往要一个多月。盐商为了减少损耗，多得利润，又能保证供应，不致脱销，他们大动点子，利用杭徽公路办起了运输公司。去时装运茶箱，回程载盐来徽，于是又大发其财。歙县洪埠头巨富曹霆声，率先创立了“鸿飞汽车运输公司”，苏家盐商不甘落后，奋起竞争，也开办了“凤来汽车运输公司”，成了后来居上。有人说：“鸿飞了，凤来了”。



二

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急，所有盐务机关纷纷撤退，盐商也随之疏散。以杜遐斋为首的“三尊大佛”，由水路载运财物返回屯溪。当时屯溪已成为我国东南第三战区的重要基地，是京沪杭涌向大后方武汉、重庆的重要通道。有“小上海”之称。

自两浙盐务管理局局长郭劭宗随局迁往浙江西金华后，为了抓住盐业，开辟财源，他委派了心腹吕葆碌来徽州，吕在深渡筹办并成立了“歙县收税局”担任了收税官（相当于局长）。任期不长，能量不小，吕善于谄媚上级，笼络盐商；对下级经常施恩惠，以收买人心。同时，他为了积蓄力量，以期大展鸿图，特在培植亲信方面大下功夫。所以他办起事来，总是左右逢源的。次年，该局迁来屯溪渔池巷程家，有四进的巨宅，易名为“皖属盐税局”机构扩大，人员增多。正当吕踌躇满志，以期大显身手之时，财政部盐务总局总办缪秋杰却指派了他的得力人员汤韵韶出任局长。这对郭、吕如同听了一声惊雷。

汤韵韶对人热情，没有官架，他风流倜傥，常与下属泡在一起。然而办事却雷厉风行，毫不讲情面，尤其是他对国民党政府官员，则又显得清高自负。不久，皖南盐税局扩充为皖南盐税局，郭劭宗因有顾祝同撑腰，硬将汤挤走了。郭把自己的股肱李仲元调来接印。李仲元是个十足的官僚，财迷。在盐税局周一“总理纪念周”会上，他发表了短短的、精采的讲话：“你们大家好好干，将来自然会升官发财！”当下属孝敬他名人字画时，珍宝玉玩时，来者不拒，一律全收，多多益善。

旧社会礼，“红包”盛行，盐商更深悉此道。他们送礼，因人而异。如果是“局座”，还要看看是“正”牌子，还是“副”字号的，此其一；凡是老太爷、老太太；少爷、小姐过生日，除了送酒席，还有一份鲜为人知的重礼。女的金戒、金镯头，男的印戒，至于送“银元”钞票；送绸缎、徽墨、茶叶、香菇、银耳、燕窝、西洋参的则是司空见惯；肯下大本钱的，一送就是名人字画和玉器珍玩，此其二。不过屯溪盐官中，也有个别苦行僧的人物。其不媚时尚，甘于清贫的品质。时至今日，还为人们谈起。

屯溪曾一度被日机轰炸，李仲元率部迁往休宁商山吴家宅第，这里房屋高大、古雅、明亮，大门口有皖南盐巡大队的巡警值岗，盐税局局属“无线电台”的所在，房舍也够气派、宽敝、洁净。李仲元全家则住在汪氏别墅里。李仲元的夫人患腰子病，盐商千方百计觅药，并敦请屯溪市民医院院长张志圣每周坐轿子来商山二至三次。

随后皖南盐税局奉令又改为两浙盐务皖南分局。这是第三次改组易名。皖南盐税局原称为歙县收税局，后改为皖属盐税局，再改为皖南盐税局。

在商山时，皖南盐税局的机构已经是庞大的。局设人秘科、总务科、财会科、巡缉科。局属单位有：秤放处、食盐公卖处、常平仓、盐业公会、两浙盐务税警队、两浙盐巡第十二队（随改为皖南盐巡大队，该队系双重领导，既为盐商制约又受局之领导）。

“秤放处”不到十人，一名主任，余为秤放员。盐商不敢小觑他们，不但另职看待而且优礼有加。抗日战争前，由浙江余姚盐场就地秤放给盐商装船西运屯溪，而现在则从常平仓秤盐售给食盐公卖处。总之，秤放员手中有杆秤，秤砣移动，如变戏法一样，一翘一平，利害分明。

屯溪常平仓有两处：一在屯溪后街后底田程家老屋，储盐共约一百万斤，另在屯溪风麟巷大屋储盐约六十万斤。船（车）运来的盐入仓后，由秤放处负责管理。此外，盐税局还在屯溪郊外上草市瑶岭铺择地堆盐，砌墙围之，然后封顶，加以封存。此处存盐约八十万斤。

常平仓除供应民用食盐，也供应军用食盐（根据部队官兵数字，由盐税局拨给部队“总监部”分转）。

皖南盐税局除了要管上述的一摊子事情外，还要统辖两浙盐巡第十二队改编成的皖南盐巡大队。这支队伍是盐商出钱招兵买马，由杜遐斋掌握的，但盐税局有权最后拍板。

当时，皖南盐税局局长他李仲元工作轻松，再多的事都由总务科长王治平代拆代行，郭劭宗要亲临屯溪视察盐务一到歙县，盐商就相率扈从。李仲元百般趋奉更不必说。从屯溪到商山盐官和盐商所乘的轿子就有三十顶，轿前是皖南盐巡大队枪兵十名开路，轿后有两浙盐务税警队十名枪兵护送，再后是屯溪万利馆两名大厨师，与两挑满载各种珍肴美味以及名酒的菜担子，最后是杂役十余人跟随。一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山道曲折，见尾不见首，宛如百丈长龙，可谓盛矣！这种排场、声势，比明清抚台的出巡，毫无逊色。有人说“或犹过之”。更有人说，“盐官胜过地方官”。

从1942年至1945年期间，两浙盐务皖南分局在白石厅发生的许多事，直到今天，还是值得玩味的。



首先，盐务机关人员不安于位，局长更迭，犹如走马灯，连下属也看得目瞠口呆。自从李仲元另有高就，挈家上任去了。所遗局长一职，始是王玉诺，接着江北严，随后尹寿彭，殿军夏侗。如果连前两人吕葆碌、汤韵韶统统算起来，短短八年，就有七位之多。

王玉诺，大个子，山东老夸，头发灰白，不戴礼帽，为人正直憨厚，生活作风严谨。他常穿一件旧灰布大褂（长衫）、一双布鞋。看上去象个机关中的勤杂人员。他律已甚严，始终是粗衣淡食。新官上任，没有收过任何礼品与“红包”，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吃请”。每次做“总理纪念周”，他总是大讲做人要敬业、勤奋；要老实、朴实、踏实。还讲历史上为官清廉的故事。说古道今，引古证今，并声言自己一定要与大家共勉等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旧社会的好官做不长。上级认为王玉诺不合时宜，盐商感到此人太怪，郭劭宗把他降为副职。王玉诺不以为然，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气度，还说：“理应让贤，甘为佐辅。”当时有人笑他是“傻子”、“呆鸟”，他知道了一笑置之。可见他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

尽管江北严顺利地取得了分局局长的正职，但后来又由尹寿彭接替，一转眼，夏侗又来走马上任了。

从八年间七位局长的言行，可以观察出盐官与盐商的关系；盐官、盐商与下属的关系。更可以从中体会到盐官尽管各有后台，也各有神通，但仍不免怀有五日京兆之心。至于科员、办事员等则更不言而喻了。真是屁股还没有坐热，甚至没有坐稳，就得“卷铺盖”，所以旧社会人人自危。不少人得拿就拿、得乐且乐。再当时国民党全国旧社会盐官与盐商几乎是两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姑以“白石厅”期间为例，从老街渔池巷到商山吴家大宅，然后是白石厅，从局址的选择，足见盐商始终殚心竭力为盐官服务的。白石厅在屯溪阳湖稽灵山下，景色宜人，交通方便。盐商代表鲍咏松派人在阳湖代租赁了幢职工大楼，其中局长卧室，会客室均极考究。

由于职工大楼距离“白石厅”皖南分局有二三百米远。盐商为了和夏侗搞好关系，特地购来一辆崭新的装备齐全的人力车（车前有双灯，脚下有踏铃）送给夏侗，同时还为他出钱长期雇用了一名拉车工人。

盐商为盐官服务，可谓“鞠躬尽瘁”了。凡“衣食居行嬉”，无一缺乏。“吃”，无疑是重要的。国难当头，可盐商与盐官照样大吃大喝。这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们互投所好。盐商熟知盐官都是老饕，人到哪、吃到哪。然而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盐官自不得不给以回报。据说，在商山期间，李仲元一得到食盐加税的绝密情报（加税就是加价），就马上亲自去歙县鲍咏松家通风报讯，从而使鲍独得其利，大获其利。鲍亦知恩必报，借题投桃报李，大摆筵席。民谚有云：“筷子一动，掏心相送”。盐商是懂得其中三味的。

说到吃，盐官早已知道屯溪的徽菜久负盛名，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他们安能入宝山而空手回。屯溪徽菜有数十家之多。最为脍炙人口的，距白石厅较远的为河街万利馆、得利馆，只要摆摆渡就到了。远一些的有海阳楼和国际饭店，这些著名菜馆，一一品尝，无一漏网。吃来吃去，钱都记在盐商账上。盐官吃得眉开眼笑，乐得抹抹嘴。万利馆五元一桌的鱼翅、海参席，盐官和下属都吃腻了，后来连二十元一桌的北京烤鸭、烤方、鱼翅、燕窝席，也索然少味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常去万利馆吃喝。万利馆的老闾张茂森生意门槛精，招待的热情、有礼，堪称一流的。当时万利馆事实上已成为盐官的“御膳馆”了。

中国民谚有云：“靠上盐，就有钱。”盐官如此，张茂森如此。当时的盐商精于理财，善于以财求势，因势得财。盐官正是利用了盐商这种不可告人的心理，才所获甚多，而盐商也摸透了、吃准了盐官与他们交往的目的，才擒纵有术。从历史的事实看，他们已经形成了利害与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徽州屯溪盐商最有权力而又最活跃的人物，非鲍咏松莫属了。杭州年代的风云人物“三尊大佛”来到屯溪后，和鲍反复较量，终因情势变化，总感到手脚使不开了。这就是说，屯溪盐商在武林的商帮时代已经结束，盐商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已经开始，他们之间的分化也自然加剧，这是历史的必然。当时从歙县盐业公会主席的提名到“缉私队”、“盐巡队”多次人事的安排，均是杜遐斋与鲍咏松在内部激烈争夺的热点。

盐商鲍咏松为人貌似谦虚恭，实则深沉圆滑，由于机遇好，吕葆碌一上台首先拜会他，嗣后义结金兰，私交甚笃。同时他有了自己的一班人马，如孙衡甫干练多才，苏绍南愚忠不贰，他因而鲍终于取“杜”而代之，倚“吕”而号令天下。

本来苏绍南在苏家盐商营垒中名不见经传，经鲍拉了过去，竟推上了皖南盐巡大队长的宝座，取代了“杜系”的沈懋昌。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又经鲍推荐到盐税局当上了科员，得以随从夏侗局长东下杭沪接收去了。

鲍伸手盐巡队，杜是不甘心的。开始是鲍凭恃天下门生顾祝同嫡系的上官云相的权势，由“上官”的妻弟易鸣取代了杜系的沈懋昌，接着沈懋昌在杜的支持下，凭借帮会力量卷土重来。这对鲍来说，无异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受到了一次打击。于是鲍为了反击，为了夺回对皖南盐巡大队的领导权，与李仲元密秘商定，由苏绍南出任皖南盐税局巡缉科的训练主任兼皖南盐巡大队大队长了。不久，苏绍南调到了盐税局，遗缺由两浙盐务税警队长萧玉珊兼任。迄至此时，杜、鲍关于“盐巡队”领导权的斗争才告结束。



作史三长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随园诗话》卷三·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