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线索——三个徽州人：朱熹、戴震和胡适
我是地图迷，上小学不多久，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本的《中国地图册》就成了我的初恋，其中安徽省地图中我家旁边标注着“戴东原墓”一直让我不明白：戴东原是何许人也，能上地图？中学时去了屯溪游玩，爬了戴震公园，或许山下江绕昱城的景致太美，我未求公园何以称戴震。小学四年级以后，我离开徽州在外求学，徽州情节由此而生。初中，语文课上学习了胡适名作《我的母亲》，知道了这么一个徽州人。之于他母亲怎么教育胡适，胡适又是如何评价他的母亲，我全然忘记了，只记得文中胡适说的“跌股”，透着浓浓的徽州味。高中，历史课本宋明理学一节，关于朱熹页底注释是“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倍感亲切，记忆犹新。最近几年，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和思想，以期在各种关于中国的历史评价和当下发展的讨论中，找到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质。没想到，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一场和徽州先贤的不期而遇之旅。
胡适、朱熹、戴震，这三个徽州人，正是北宋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人物，他们对历史上传统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对深刻影响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发展的理学的批评，对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发出了时代先声并产生了深远影响。2016年4月我在图书馆翻书，偶遇《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书中“理学运动与思想别裁”一节对这三个人的哲学思想作了较好的总结，同时参考其他书籍加以理解和编排，遂成此文，以飨读者。
一、朱熹——儒学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开创者
儒家思想滥觞于先秦，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上升为国家之学，为统治者所推崇，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之学。但随着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自汉末魏晋以降，孔孟之道开始虚弱、淡化，佛教思想一直笼罩在中国知识界的上空并潜入士大夫的心底。一直到北宋，经过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颐、程颢）的奋力打拼，以及朱熹的集大成，儒学得以复兴。朱熹的哲学以“理”为核心，这时的“儒学”已演变为“理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徽州婺源人。我对他的印象来自小学课本中的古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然而，朱熹之有名，全在于诗外。作为程朱理学的开创者、儒家哲学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中国社会。
朱熹的“理”对于孔孟之“道”的功勋不可低估。正如胡适所说，由于朱熹的努力，中国人的思想“回到了孔子和他那一派的人本主义”，或者说，朱熹这场“新儒学运动”“恢复了佛教进来以前的中国思想和文化”。事实上长期以来，从南宋宁宗皇帝到明清历代君主，朱熹一直被认定为孔孟的正宗继承人，他的理学体系上升为皇家的主体哲学后七百年来不曾动摇过。
然而，朱熹的“理”，是一种“天理”和“人欲”不容对立绝对化的“理”。朱熹指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呼吁人们尤其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个人的欲求必须受到道德理性的绝对控制。通过“心之理”的哲学调节，朱熹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对人民“治心”的思想武器，从而在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复兴孔孟学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成为指导中国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信条。朱熹的理学观对他身后七八百年的中国知识界思想信仰和认识规范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维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同时，也铸就了中国正统思想哲学僵硬无情的非理性的一面。
二、戴震——朱熹的“反动”者
对朱熹的理学观从哲学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上全面发起正面挑战的，恰是五百多年后他的老乡——清朝的戴震。戴震，字东原（1724-1777），徽州休宁人，自幼家境贫困，一生生活窘迫，连续十二年参加会试不中，至去世前三年，被赐同进士出身。作为考据学思潮中人，戴震既是“狂”者，又是“狷”者。狂者激进，狷者拘谨，这种矛盾的性格表征始终伴随着戴震。“性特介，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人皆目为狂生”。然而处处不顺的境遇，又使他的性格中又有着狷者的拘谨，致使他的一生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但是潦破的境遇并没有妨碍他的学习和思考。戴震治学，堂庑广大，贯通古今，于哲学和考据、训诂、音韵及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无所不及。因为渊博的学识，闻名京城，乾隆三十八年以举人特召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
戴震生长于满清全盛时期，亲见雍正朝许多残酷大狱，常见皇帝长篇大论地用“理”来责人，而受责之人，无处说“理”，只好屈服受死，死时还得说死得有理，从官府到民间，以理杀人、以礼吃人的例子更是不胜枚数。虽然自幼浸淫在徽州这块理学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也为科举功名终其奋斗一生，但是对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末流弊病及其祸害，“反动”最激烈的就是戴震。他认为“气”在“理”先，“理”在“事”中，“理”存于“欲”。宋儒的理学之辨成为残杀工具，因此他呼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坚决反对“以理杀人”。
“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一场“现代信仰”运动的核心内容，孔孟连带程朱受到了空前批评，而“戴震之学”也进入了现代学术殿堂，成为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时髦课题。1923年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先进思想界借戴震诞辰200周年，发起“发现戴震”舆论运动，发现、推荐、评价戴震学术思想，他们著书、写文章、开纪念会、出专刊，俨然一次学术授勋盛会。这种发现与评价正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代表着中国思想界已经开始了哲学文化范式的转型，告别了旧的经术与学统，营造其现代知识谱系。
三、胡适——批评朱熹，赞赏戴震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对朱熹在中国文化上的作用持批评态度，极力肯定和赞赏戴震。胡适（1891-1962），字适之，徽州绩溪人，和戴震一样，生长在徽州，在浓厚的理学环境下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然而，胡适一生的哲学和行止，不管是在政治上的反权威，还是伦理上的斥礼教，理性主义是他唯一的也是最为可靠的基石，他的实验主义的知识论、真理论、价值观与方法论，也正是以现实理性的考量为基础的。他认为程朱理学的“理”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是不同的，因此他对理学批评道：“宋明以来理学先生们往往用理责人，而不知道他们所谓理往往只是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成见与习惯，这些成见与习惯大都是特殊阶级的保障。”
对于戴震，胡适甚至专门为他写了一本书《戴东原的哲学》，他在书中评价道：“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重要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朱子的学说，笼罩了这七百多年的学术界，中间只有王阳明和戴东原两个人，可算作是做了两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他钦佩戴震不像乾嘉时期朴学大家那样，甘心仅做声韵训诂、名物象数的大师，“而要进一步作哲学思想的破坏与建设”，“做廓清摧毁的革命工作”。
有意思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像戴震那样对理学否定得彻底。在唐德刚采访胡适为其作口述自传时，胡适说：“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运动中，对那[道德、知识，也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最好的表达，便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敬用，进学则在致知’。后世学者都认为的‘理学’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并且有一次唐德刚给胡适照相，要他在录音机边做说话状，他说的便是这两句。所以，唐德刚给胡适的评价是：“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或许，幼年接受的理学教育是胡适一生无法摆脱的，加上他浓厚的徽州情节，晚年对回不去的故土的思念，更是触发了他“骨子里的理学”思想。
四、朱熹、戴震、胡适——中国思想文化的线索
朱熹是中国封建时代主流哲学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总结者，而胡适则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潮流的引路人，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哲学领袖与文化巨子，在学术史包括理学运动的范畴里开创风气，转变范型，引导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向前奔去。他们都是又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营建着各自的思想体系和知识谱系，前后继承地为推进中华文明贡献了各自的全部智慧和才识。戴震，是这个承继贯通的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向前，他与朱熹曾在封建时代主流思想哲学体系中裂土分庭、俨成敌国；往后，他深微严密的思维与目光如炬的判断又从思想识度上为后来章太炎、鲁迅的思想反叛提供了武器，并为西方的新伦理、新哲学、新学术的胎盘在中国着床提供了条件，胡适、梁启超们对戴震的认识与接受正代表着中国哲学文化新时代精神的漂浮出岫。朱熹、戴震、胡适，前后代表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富孕哲学思维、最闪耀出精神文化火光的三个时代：两宋、清乾嘉和“五四”。
值得我们惊奇的是，朱熹、戴震、胡适恰恰又全是徽州籍人物：徽州婺源的朱熹、徽州休宁的戴震，徽州绩溪的胡适。徽州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不寻常关系也因此凸显了出来。三人贯穿了一条理学观的发展线索，但其间有批判关系却并无传承关系，三人各自开天辟地，或呈旧的理学两极（朱熹与戴震），或呈新的文化两极（朱熹与胡适）。80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核心层面的三个明星人物构连成在同一线索，呈现在同一天幕，同是徽州的三人正处在同一块中国传统的文化圣地——徽州。我想，徽州文化或其学术研究徽学，虽然其内容多是有关过去的，但因循守旧从来不是徽州人的传统。师承虽不离宗，发展更不泥古，唯有此，我们才可以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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