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曾经培植的文化繁荣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徽州六县的书院最早见于宋朝，即北宋景德四年（公元007年）绩溪人胡忠创办的桂枝书院。
到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废书院改学堂止，约有900年历史。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
竹山书院是雄村最有名的建筑，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正壁悬有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
”这副对联既解释了竹山书院名称的由来，也寓意治学和处事的态度。“这样的比喻，跟荀子《劝学》一样，阐述的都是一种学习的道理，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
尽管竹山书院里桂树满园，但并不算一个很出色的书院，只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科举工厂。
真正正散发着思想光华的，是明代之前的那些徽州书院，在那里，才能依稀看到闪亮的火花。
我曾去过位于绩溪县宅坦村的桂枝书院遗址。据考证，桂枝书院建于宋景德4年，也就是公元1007年，是安徽省建立最早的书院。
桂枝书院曾为胡氏宗族培养了一个又一个儒学人才。曾出现过20多位著书立说的人，有40多人中举人中进士。而胡适先生从小也在这个书院里苦度过。据说，这个书院是在苏辙的倡导下兴建的，
当年苏辙曾任绩知溪知事，因为他的影响，当地文风蔚起，书院大兴，社学和私塾也纷纷建立。它的创建不仅开宅坦村千年文脉，亦开创了绩溪重文重教风气之先。
千余年来，县小名人多，地薄出大家，文风盛千年，书香传久远。“桂枝书院”当居功至伟！由于岁月久远，桂枝书院现在已是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只有残留的碑文，昭示着昔日的荣光。
我不知道桂枝书院的山长是谁，谁又曾在这里讲过课。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河流的源头，水总是清的，桂枝书院创办的宗旨不是为了科举、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
没有资料能翔实地介绍桂枝书院的风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既然题名为“桂枝”，想书院里必定满园丹桂。这也难怪，
宋朝的读书人一直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追求着精神上的相对独立。
因此，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正好体现了理学人士对于自身的超越。往事越千年。
书院已远去，留在泛黄史册上的是一段让乡人难以忘怀的自豪，随着“桂枝小学”的成立，记忆重被拾起。
同时兴建于宋朝的，还有位于徽州府的紫阳书院。在这里，朱熹曾经做了两次非常著名的讲演，在徽州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后，紫阳书院重建，宋理宗亲自为书院题名，紫阳书院成为徽州最有人气的地方。
紫阳书院昌盛之时，书院里刊刻着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王阳明也为书院题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紫阳书院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就像一盏灯，照亮着徽州的山山水水。宋代徽州共有书院15所，除一所官办之外，其余的均为民办。
而宋代之后，民间书院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兴盛，书院的出现，使读书、教书成为一种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
歙县的师山书院、斗山书院，休宁的东山书院、天泉书院，婺源的明经书院、福山书院，祁门、绩溪的东山书院等，在当时都远近闻名。尽管这时候的书院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比如对科学技术的忽略、轻于务实、流于清谈等，
但却有着自由讨论学术、交流思想的传统，并且可以自由地批评官府、批评官员，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道德要求。这些早期书院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拓宽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思维宽广度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一个个经天纬地之才，就这样从一座座书院中生长出来。徽州也因此成为“东南邹鲁”。
在此时，书院给徽州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为这个地方积淀着底气，为这个地方培养一种人格力量，形成宁静畅达的地域灵魂。
明清时是徽州书院教育的鼎盛时期。此时，随着徽商在东南的崛起，徽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徽州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徽州宗族办学热情的日益高涨，使得徽州书院教育大规模的发展。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
商人有文化，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尚文的传统培育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
宋元以来，徽州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起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
徽属6邑有很多书院，讲学蔚然成风。重视教育，必出人才。据统计，徽州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
蟾宫折桂，游历魁台，在深山僻壤也不乏人。于是徽州便流传有不少科举佳话。
国学大师胡适这样评价：“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
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到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
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里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
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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