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脱俗的陶渊明
陶渊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被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其实，陶渊明也有不能脱俗的一面。陶渊明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但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诗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甫认为，陶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这是从他的诗中读出来的。多“恨枯槁”，说的是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机，怎么可以说已经“达道”呢？陶渊明曾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此诗中“枯槁”的反义词是“滋润”，指生活不滋润而一生清苦穷困。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内心苦闷。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的字。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陶渊明此诗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渴望有一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这个“避俗”老头还真未必能够免俗。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宦海沉浮也仅13年；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归去来兮辞》
挂虑五子 深深自责杜甫诗的后半，实际上说其未能“达生”。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指出陶渊明对五子之成器与否是非常挂虑的。可见，他虽然想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陶潜确实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获取功业。陶潜的《命子》诗，据考写于38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成为有作为的人。从为儿子的取名来看，也能感受到陶渊明的殷切希望。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 俨 ”，字“ 求 思 ”，极有深意。何谓“俨”？《尔雅·释诂》记载：“俨若思。”名和字中均重复“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被 尊 为“ 述圣”。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像子思那样有出息、有作为。但现实中，陶渊明对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直言自己老迈，白发布满两鬓，才愈发为儿子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还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们的品学好坏，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陶渊明故居守拙园
应该说，五个儿子都很“窝囊”，陶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将责任全揽了下来。此《疏》与《责子》几乎写于同一时期，其中流露出来愧疚不安和深深自责，只希望孩子们安贫乐道、和睦相处。其中，第二自然段是这样说的：主要是因为自己性格刚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与社会人事多忤逆，结果让五个孩子从小就跟着自己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弄得很没有尊严。现实生活中，陶潜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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