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里，绩溪上庄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来了好呀”，别无他话，说不尽欢喜悲酸无限情，偷回首揩干眼泪，招呼茶饭，款待归人。今朝——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些深恩未报。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他那一声，“好呀来了”。
——胡适《到家》
这是胡适1918年母亲去世后所写的一首白话诗，他所说的“家”，就是绩溪的上庄——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他老先生的名字在大陆是很难被提及的，更别说他的故里上庄了。而我此行，似乎就是冲着胡适去看看的，有说他的故居还在，还有他当年倡导修建并兼任过名誉校长的毓英小学。
不过他父亲所建造的村里唯一的胡氏宗祠，据说却在1997年给拆掉了，为什么呢？拆下来的木构雕刻有说变卖给了文物贩子，可县里的主管领导居然说不知情。
最新的消息是上庄也已成了旅游景点——绩溪的两块“胡氏”金字招牌：一是胡锦涛的龙川坑口村，二就是胡适的上庄了。
县汽车站便有发往上庄的公交车，我是搭乘第一班一早6点40分的车去上庄的，车票11元，司机说距县城39公里，已去到绩溪最边边了，翻过山，南面是歙县，西面和北面是旌德县。
公交车出绩溪县城往歙县方向大约8、9公里的一个三岔路口右转，墙上写着一行大字：“欲识胡适之，请往上庄游”——呵呵，已开始卖广告了。接着便是一路西行，公路在连绵起伏的山岭间穿绕，沿途也就几个村民上上下下，大约1个小时车程，当公路去到尽头的一个热闹圩镇，司机说到了。
车上只剩下4个人——除了我一看就像游客外，其他三人都是进城回来的当地人。跟着下车的一长者乐呵呵地指点着告诉我，上庄三面环山，西面最高的那座叫竹竿尖，海拔有1000多米呢。左面翻过山是歙县，右面翻过山是旌德，“以前去旌德爬过山就到，不过现在有车了，没人再翻山了。”
果然，停车场就看到有往旌德的公交小巴，而且居然还停着一辆上庄往上海的长途大巴——很有点让人跌烂眼镜的感觉，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如此偏远封闭的山村，与上海有着怎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呵呵，14岁的胡适是否就是搭这趟班车去上海的呢？
“来看胡适故居的吧，一直往前走，左手河边的小街直去，就是上庄村了——原来上庄早已发展成一个乡镇了。
一个出自李唐王朝后裔“明经胡”的聚居地
穿镇而过，尽头粉墙旁立着一块巨石，上刻“上庄”两个大字，旁边还刻有两行小字：“李唐望族聚居地，明经名门耕读村”。
来到上庄才知道，原来绩溪两块“胡氏”的金字招牌“并非同宗”——昨天我刚去过的龙川坑口属“尚书胡”，而胡适故里的上庄则属“明经胡”，得出这一结论的，正是胡适——当年胡适应聘为北大教授时，蔡元培在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梁启超在《清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均将胡适与“绩溪诸胡”挂钩，而美言“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对此他老人家在《口述自传》中特意更正道：“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他还老实承认：“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
不过这“明经胡”也并不像他老先生所表白的“历代小本经营”，如果寻根究底，上溯到1110年前的唐朝末年，竟出自李唐王朝唯一幸存的后裔。
那故事很有趣，演绎的就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自然也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悄然来到这片山水之间。
唐天祐元年（904年），梁王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当行至河南陕州时，舟车劳顿，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不过刚刚出世，就被李晔悄悄交给前来接驾的陕州官吏胡三——为的就是希望还能保存李唐王朝最后一点血脉。
胡三是徽州婺源人，他抱过孩子后即辞官回乡，隐姓埋名，给孩子起了胡昌翼的名字，取意“吉祥平安而飞离虎口”——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晔一家惨遭杀害，李唐王朝惟一幸免的，就是这胡昌翼了。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胡昌翼以《易经》登明经科第二名——唐代科考分为两类，科举入仕称“进士”，侧重策问和诗赋；太学入仕则称“明经”，主考对典籍的掌握，胡昌翼是以《易经》而获明经科第二名的，所以人称“明经公”——不过当他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无意仕途而隐居婺源乡间，并为感恩，誓不改胡姓，其后裔也因此被称为“明经胡”，俗称“李改胡”。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胡昌翼的长子胡延政任绩溪县令，后知严州军，敕封为中王，赐居绩溪“胡里”——呵呵，也就是我昨天刚去的仁里村下面的“湖里”，即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里。这么看来，胡适与胡雪岩倒是多少有些同宗的。
繁衍生息，“明经胡”十二世祖胡德真从胡里（湖里）始迁杨林，二十世祖胡七二再迁居上川——而杨林和上川，其实均为上庄的旧称。
胡七二迁居上庄后传七世建立前、后门分祠，其中前门式微，后门则人丁兴旺，又繁衍分叶了七座支祠——胡适的祖上就属大分支词的“致公祠”，而传至胡适，已是第四十二世了。
这便是胡适及其故里“明经胡”的由来，也正因为如此，虽历经千年，但村里至今仍有一不成文的规则，即“李胡不通婚”。
徽州三大水口之一的“杨林水口”
刻着“上庄”两字的巨石旁边，是享有徽州三大水口之一美称的上庄“杨林水口”——这正是“明经胡”十二世祖胡德真从胡里迁居这里后最初落脚的地方。
眼前的风景十分漂亮，一道水坝横拦在村前的常溪河上，也似乎将圩镇的热闹和喧嚣都挡在了身后。粉墙黛瓦的古村落倒影在平静的河面，衬着村后竹竿峰淡淡的山色，加上水坝旁的百年古杨和横跨河上的杨林古桥，实在是一幅清新淡雅的山水画。
水口无疑是徽州古村落强调风水建村最为讲究的地方，清代徽州知府刘汝骥曾对上庄的杨林水口赞不绝口：“竹竿峰前，山萦水聚；杨林桥旁，星布棋罗。”而胡适也借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桂源铺》诗，来描述过家乡水口这一美景：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如今这诗就被镌刻在坝前的一方石碑上，即形象又贴切——碑上还说，当年上庄八景中有四景都在水口，分别为“杨林月夜”、“曲水澄澜”、“慈山晚鈡”、“竹峰插云”。
从水口进村近年新修建了一条粉墙黛瓦的仿古文化长廊，除了上庄的简介外，还用传统的水墨墙画，将上庄清代的八景图绘制在白色的粉墙上，除了水口的四景外，还有“井阜松风”、“西岩瀑布”、“竦岭积雪”和“金山茗雾”，只是如今多已难得一见实景了。
沿文化长廊进村，村口不见有卖旅游门票的，游客也仅我一个。看来胡适的上庄远没有涛哥的龙川来得热闹。一位大师曾这样谈到胡适：“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的，你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之长，你还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尽管他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当时的文化。”
“适之广场”和胡适雕像
文化长廊的尽头便是村前昔日的晒场，如今被称为“适之广场”——广场中央立着一尊胡适身穿长袍的铜像。
胡适原名胡嗣糜，读书后取学名胡洪骍，1910年考入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后再改名胡适，字适之——据说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说。
他老先生其实并不是出生在这里的——1889年，胡适的父亲、获“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资格的胡传回乡续弦，迎娶了比自己小30岁的冯顺弟，1891年奉旨调往台湾前，在上海大东门生下胡适。然而四年后，身任台东直隶州统领的胡传便病殁厦门，年幼的胡适不得不跟着才23岁就守寡的母亲回到故里上庄。
孤儿寡母，冯顺弟努力地支撑起这个家庭，尽管她不会识文断字，但是却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出人头地的乡贤。她把还不足4岁的儿子送进四叔所开的私塾，别的孩子交2元的学费她却额外多交6元，以后更是每年递增，最后一年加到12元，目的就是希望私塾先生能多教儿子读一点书。从四书五经到《水浒》，有人说，胡适古文的文理，其实就是从那时起被打牢的。
不过村里9年的私塾依然没让冯顺弟满足，1905年她又将不到14岁的胡适送去上海求学——她宁愿舍离唯一的骨肉也要让儿子出人头地，不过有意思的是，临行前她做了一件绝妙的安排，为胡适订亲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千金江冬秀——两家老太太便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尽管胡适对这门亲事不感冒，但是孝顺的他12年后留学美国回来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还是尊奉母命，特意回到上庄，与这位从未谋面的小脚女人举行了新式婚礼。
这也许是胡适留在这座古村落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了。
有说婚前胡适特意去相亲，想亲眼见见那位江家的大家闺秀，但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他写了这样两副对联，一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是“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似在调侃，抑或自我解嘲——只是到进洞房后才得以撩起江冬秀的红头纱——不过胡适在结婚仪式上却破除了旧式礼节的约束，只在结婚证书上互相用印和证婚人用印，双方交换金戒指，既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也都以鞠躬代替叩头。而这样的婚礼对这样一座古老闭塞的小山村，倒也像拉开了一道别开生面的新序幕。
婚后江冬秀留在乡下照顾母亲，胡适自己则回到北京教他的书。然而没想到冯顺弟第二年便因病去逝，胡适再次回到上庄。这次令人唏嘘的当是他写下的一篇《先母行述》：“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母亲去世后，江冬秀也跟着胡适离开了上庄，自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除了他乡下的“小脚夫人”曾演绎过民国史上颇为搞笑的“七大奇事之一”外，胡适的飞黄腾达似乎都与这穷乡僻壤的古村落无关，不论是他在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后来当选国民大会主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抑或曾获得的让人惊讶的36个博士头衔，乃至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唯有的，也许只有他那份《口述自传》中曾留存着的记忆，再就是一篇《我的母亲》了——我将它们附在了后面，有兴趣的可去看看。
倒是他的小脚夫人江冬秀后来还回来过两次：1941年回来探亲时还特意捐资修复了上庄翻越杨桃岭去到它娘家旌德江村的山间古道，而1948年甚至想安居乡间以避战火，只是在胡适坚持下才不得不跟着胡适移居美国。
以后呢？胡适在大陆的名声自然远没有在台湾那么好了，他上庄的祖居据说解放后也分给了村里其他的农户，最可悲的是他留在大陆的次子胡思杜，1954年被迫与其断绝了父子关系，三年后更是在所谓的反右斗争中自杀身亡，年仅36岁——有说这一消息一直瞒着胡适和江冬秀，直到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后，江冬秀才从在美国的大儿子口中得知……
今天两岸终于摒弃前嫌，而摆脱了思想禁锢的古村落，也显然仍以这位国学大师为荣——不仅收回了他的故居并修缮一新，而且还特意在村前立起了一座他的铜像，且将立像的晒场也命名为“适之广场”——呵呵，就此而言，“尚书胡”的龙川也未必能做到如此荣耀啊。
“徽墨世家”，胡开文纪念馆
胡适铜像身后，是走进古村落的狭窄街巷，然而先声夺人的，却是村里走出的另一位名人——巷口大宅院前挂着“胡开文纪念馆”的木匾，原来徽墨最为知名的“胡开文”，也出自上庄。
徽墨始自北宋宣和年间，源自深得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的制墨能工奚氏，从河北易县南迁徽州后所制作的“新安香墨”，不过其鼎盛却在清乾隆年间，有“徽墨四大家”之说，其中最招牌的便是绩溪的“胡开文”了。
严格的说“胡开文”只是其品牌，且并非出自上庄，但创造这一品牌的胡天注却是上庄人，他的故居就是如今被辟为胡开文纪念馆的这座巷口的大宅院，胡天注发家后将其称为“思齐堂”，出自《论语》，“见贤思齐”。
清乾隆七年（1742年），胡天注就出生在这里，其祖上和胡适祖先一样同为上庄后门分祠，不同的是他属二分支祠“笃庆堂”，且比胡适长了几辈。
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13岁的胡天注便被“往外一丢”去了休宁，在一家名叫汪启茂墨店当学徒，因诚实勤劳，精于店务而深得老板器重，两年后招为入赘女婿，19岁便在屯溪开了家“彩章墨店”自己当起了小老板。乾隆三十年（1765年）休宁的汪启茂墨店因经营不善决定转手他人，胡天注掏钱承顶了下来，改名“胡开文墨庄”——有说这“开文”二字是他取自徽州府城孔庙“天开文运”匾而得名的——他决心乘机打出自己的品牌。
苦心经营，“胡开文”日益兴盛，他又将屯溪“彩章墨店”也改为“胡开文”分店，同时还开设了茶号、枣庄等以扩大经营范围，发家后更是广置田产，还回乡架桥铺路，造福乡里，甚至捐了个九品的头衔而赐封奉直大夫。
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胡天注去世，“胡开文”在次子胡余德承接后继续发扬光大，经嘉庆、道光，到民国时已发展到遍及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其中最为荣耀的莫过于休宁“胡开文墨庄”的第六代店主胡洪椿，所制作的“胡开文地球墨”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据说现在仍珍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可惜胡开文纪念馆不开门，四周冷冷清清也见不到一个人，倒是纪念馆斜对面就有家专门卖笔墨等文房四宝的商店开着门，虽然不大，但是门楣上挂着的招牌却很醒目——龙飞凤舞地草书着“舞文弄墨”四个黑底金字，落款竟是“胡开文八世孙胡囗”——这后面一字草的实在难以辨认，只好用“囗”代替啦。
哦，另外在上庄镇府旁还开有一家老胡开文墨厂，据说沿用的仍是胡开文祖传的古法制墨——不过想想也颇为感叹，今人多用电脑，又有多少人还会“舞文弄墨”呢？起码我就不入行，很有点惭愧啊。
上庄小学/毓英小学，以及被强拆的胡氏宗祠
胡开文纪念馆旁有条狭窄的小巷，穿过小巷便是上庄小学——校前四四方方的操场后是一排三层高的教学楼，操场前一道铁栏杆，将学校与古老的街巷隔开，校门前还立着一方《胡适与上庄小学》的碑刻，全文如下：
“国学大师胡适心系家乡教育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上庄村于1923年成立了‘私立毓英小学’胡适为名誉校长，学校以毓英文会为校址。1943年胡适为‘私立毓英小学’校长。1952年秋毓英小学改名为上庄小学。胡适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精神引领孩子们走向未来，那防身的‘三味药’伴随着孩子们走向社会。”
显然，上庄小学的前身就是胡适曾担任过名誉校长和校长的毓英小学——始自1917年吧，也就是胡适尊奉母命回上庄迎娶“小脚夫人”时，他就曾对“朴克”、“三炮台”一类风行徽州而“新思想行不到徽州”的现象十分感慨，认为乡村教育“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并和村里最要好的族叔胡近仁商议，如何在家乡开办新式教育。1923年他倡导私立毓英小学得以成立，胡近仁担任校长，他挂了一个名誉校长的头衔，一方面积极组织旅外同乡会为学校筹资，还自掏腰包，以年俸240元大洋聘来一位南京教育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来毓英任教，以至于当时村民说“大博士请来小博士”。1930年，胡适还和胡近仁商议在上庄开办一家图书馆，并将座落在杨林桥畔自己的房产捐出来作图书馆址之用。
不过将胡适的“三味药”刻在石碑上我以为却显得过于牵强——什么是胡适的“三味药”呢？那是他老先生1960年应邀在台湾一所大学毕业典礼上所发表的一篇演讲，题目就叫《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一是“问题丹”，二是“兴趣散”，三是“信心汤”，作为送给即将毕业进入社会学子的“一点小礼物”。呵呵，很有点类似现在那些“心灵鸡汤”，对小学生来说是否言之过早呢？
遗憾的是碑石上并没有提到原来坐落在校园内的胡氏宗祠——据说那正是现在学校三层教学楼所在的位置——1997年被村委会和学校强行拆掉了，原因是祠堂“失修已成危房，将影响到小学生的安全。”
胡氏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重修，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光绪二年(1876年)，胡适的父亲胡传受同族推举集资重建，仪门、享堂、寝堂三进，中厅“叙伦堂”悬挂着当时颇有声望的经学大师名儒刘熙载书写的楹联：“五百年教沐新安，家礼秉成编，俎豆馨花先正范；卌(四十)一世派延唐室，明经始受姓，诗书遗泽后昆贤。”——胡适曾专门写过一篇《我父亲独立营造一个宗祠的故事》，介绍胡传在太平天国战乱后尽心竭力历时十一年重建胡氏宗祠的经历，1935年他还写过两副楹联，一是“俎豆馨香跻跻跎跎，同庆此祖宗神灵所在；水源木本子子孙孙，勿忘了艰难缔造之功。”二是“水秀山奇，这里应有孝子贤孙力田创业；羁人倦旅，何时重到清明冬至分胙联欢。”
然而对于宗祠被拆，村民中则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说的是祠堂被拆前村里来了一位姓曹的外乡古董商，就租住在学校旁一座民宅。他很快便和当时村委会的头头以及上庄小学的校长“打得火热”。拆祠堂时卸下的各种木雕，包括24个狮雕的“斜撑”都按校长吩咐放在学校隔壁的一户人家——呵呵，那正是姓曹的古董商的住处。
当县文化局来收文物时，结果发现“上交的木雕数量很少，且大多残次”，除了没见到24个精美的狮雕外，还有一块很大的匾，上书“叙伦堂”三字——正是清廷后来赐给在台湾抗击倭寇的胡传的，“在上交给文化局的物品中也没有匾。”而有意思的是，祠堂拆掉后不久，这位姓曹的古董商也很快离开了上庄。
十多年过去了，这故事其实早已不再生动——徽州古村落这样的故事还少吗？要不成龙大哥何以能买到那么多古建，而惹出那场网上吸引眼球的风波？据说当时主管的县领导听说上庄拆除胡氏宗祠后曾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现场，然而“祠堂已经被推倒，一边的毓英小学也被拆掉一面墙”，谈及往事她不胜伤感，“如果没有拆除胡适家族宗祠和毓英小学，上庄村的旅游前景想必会更好。”
呵呵，她想到的还只是旅游，但是就古村落而言，如果连一个以维系家族的宗祠也拆了，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今上庄小学正对的街巷前，还残存着一排半人多高的石雕护栏，间隔着一根根望柱，当是昔日胡氏宗祠唯一的遗迹，旁边还立着一块“上庄古建筑群”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立于2013年3月，就在我来上庄前几个月刚立的，尽管迟到，但毕竟让人多少感到些许欣慰——碑后镌刻着所保护的古建筑，包括胡适故居、胡适私塾、胡传故居、胡寿基宅、敦履堂、胡开文旧居和胡开文纪念馆。只可惜没了胡氏宗祠。
胡适与族叔胡近仁的故事
经上庄小学沿街巷继续寻去，右转左绕，很快便找到胡适故居——粉墙圈着的一个大宅院，临巷的门楼上镶嵌着一块“蘭蕙书屋”的砖雕门匾，木门上钉着“适之路28号”的门牌，呵呵，这狭窄的小巷也因这老宅而有了大名了。
不过大门紧闭，巷内转了一圈也找不到一个村民。无奈出巷回到“适之广场”，莫非老远来就这样便打道回府？
正彷徨，一个开着摩托车进村的男人回头望了我一眼，“来旅游的？”
我点点头。
“参观胡适故居？”
“不开门。”
“上车，我带你去”——原来这家伙就是管理胡适故居的。
跟着他回到“蘭蕙书屋”，他掏出钥匙打开院门，里面是一个大庭院，迎面中央也立着一尊胡适的雕像，下方石雕着一本翻开的大“书”，上面镌刻着胡适的简介。门楼左侧有一小屋，他嘿嘿一笑，“先买门票啦”——50元，哈哈，我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好心，将我拉回头呢。
他叫胡从，今年54岁，“我爷爷就是胡适的族叔胡近仁”，我说呢，何以让他打理这胡适故居——于是聊起，才得知他爷爷即是我刚才经过的上庄小学的前身“私立毓英小学”创办时的校长，也是胡适在村里最为要好的族叔——虽然两人差一辈，但胡近仁仅比胡适大6岁。
胡从说，他们两人是少年时期的玩伴，也是学友，有时胡适提出来的问题老师都没法解释，就跑去问胡近仁。两人还经常互相借小说交换看，把看过的书都记在笔记本上，胡适离家到上海求学时，已记录了有30多本了——因此有说胡近仁等同于胡适早期的“启蒙老师”，而胡从则作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比喻：
“胡适是一只飞上天空的风筝，而我爷爷则是乡下家里牵着的那根线。”
实在让我好奇，这胡近仁究竟什么来历，居然能“牵着”胡适？
胡从告诉我，他这位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爷爷早年曾考过举人，但因为自认稳坐钓鱼台，科考时竟将自己的答卷卖给别人。结果那人中举了，自己则因不够时间再做而落榜。回家自然是家人的一顿臭骂，但他满不在乎说“不要骂啦，明年拿来便是。”——谁想第二年清廷竟取消了科举——没了头衔，胡近仁便呆在了乡下，由于家境好加上国学根柢深厚，便和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隔空玩起了文化”。他常为胡适斟酌诗文稿件，书信往来频繁，对胡适的国学也有“切磋指导之功”——1915年胡适曾致信他称其为“桑梓文人魁杰”，所以回乡倡办毓英小学时，便让他担任了校长，自己则挂名了个名誉校长的头衔。
有说胡适甚至希望这位族叔也出去执教，但由于胡近仁家境好没答应，为此胡适还写过一首名叫《朋友》的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似乎便隐喻了牵着风筝的那条线？
胡从还说，除了学识，胡适外出求学后家中的一切事务，其实也都由他爷爷代为打理——留学期间胡适与母亲冯顺弟之间的书信往来，也都出自胡近仁之手，就连后来江冬秀给胡适写信，也先找胡近仁帮她写好稿子，江冬秀再抄写后寄出。而胡适后来尊奉母命，回上庄与江冬秀完婚，婚礼操办的总管就是胡近仁，婚宴炒菜做饭的则是胡近仁的老婆石菊坪。最有意思的是对这桩婚事，胡适给胡近仁的书信中曾这样写道：“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之欢心，吾所极为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呵呵，叔侄私交之深，可想而知。
在村里，胡近仁经常参与《明经胡氏宗谱》、《柯氏宗谱》等家族修谱，后来还出任绩溪县志馆编纂，负责由胡适牵头的民国《绩溪县志》的编撰，但是也因修谱熬夜而染上吸食鸦片的陋习——对此胡适曾写信力劝其住院戒鸦片，“鸦片之害，可以破家灭族，此恶不除，上无以对先人，中无以对自己的天才，下无以对子女也。我们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什么话不可以说？希望近仁叔不要暴弃自己，沉迷不返。”
因嗜鸦片，也几乎毁了胡近仁一生。1933年，当胡适还为胡近仁所编纂的绩溪县志提出写“大绩溪”的建议，但是两年后他便不幸谢世了，年龄还不到50岁，他所收集整理的部分志稿、资料也因此散失，加上后来县城遭日机轰炸等原因，一本民国《绩溪县志》一直拖到1963年，才由在台湾台北的绩溪同乡会编印出来，不过此时胡适也已辞世一年。
哦，胡从还告诉我，他如今管理胡适故居这份属于国家编制的工作，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他母亲向政府捐献了胡近仁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原件，才换来的。他曾去过台湾的台北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还专门祭拜过胡适墓地，“祭拜时我还撒下特意从上庄带去的茶水……”
走进胡适故居
被称“蘭蕙书屋”的庭院占地1100多平方米，几幢老宅相向而立，右侧便是胡适故居了——小青瓦、马头墙、门罩门楼，水磨砖雕，里面三开间、两进二楼通转式结构，典型的清代徽派古民居。
它建于清光绪六年至十三年（1880-1887年），占地270平方米，是胡适父亲胡传所修建的，两年后他便在这里迎娶了续弦的冯顺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胡传厦门病殁，年幼的胡适跟着母亲回到上庄后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4岁离开上庄去上海，其童年便都是在这座老宅度过的。1917年胡适回乡在这里与江冬秀完婚，次年又在这里为母亲奔丧，前后10多年，老宅无疑记忆着他儿时的生活、学习和情感追求的点点滴滴。
走进老宅，前庭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庭，栏板隔扇，清一色的兰花雕板——据说那是同村胡开文墨庄制墨高手的杰作。而有意思的是，两旁墙上还挂着四幅淡雅的兰花草条幅和胡适的那首知名的《希望》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这诗后来成了台湾著名校园歌曲《兰花草》的歌词，有说它所体现的，正是胡适刻骨铭心的上庄乡土之情——我不清楚兰花草是否是胡适的最爱，但我知道这位文化名人最让人感怀的，也许正是这种对故土始终有着的一种眷恋之情。
前厅上方，悬挂着“胡适故居”黑底金字的横匾，下面山水中堂卷轴，两旁对联“山光水色自成图，秋月春云常得句”。屋内案桌“东瓶西镜”、八仙桌、太师椅，古色古香。堂上还有一楹联：“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有说出自钱君，联文是胡适当年为钱君出国远行而作，现在钱君书题回赠胡适故居，想想倒也贴切。吸引眼球的还有一幅他老先生手书的题词，“努力做徽骆驼”。题词下方还书有“四二、一、十”的日期——民国四十二年即1953年，据说是胡适在参加绩溪旅台同乡会举办的欢迎茶会时所写的。
徽州并无沙漠，自然也就没有骆驼了，但是何以却以“徽骆驼”相称呢？原来明清时江南各地的当铺或典当行大多为徽州人所开，其中头柜朝奉人称“徽老大”。在徽语中“徽老大”音近“徽骆驼”，所以久而久之，世人便以“徽骆驼”来称呼徽州朝奉（徽商）——原为他称，但是当徽商将骆驼吃苦耐劳，负重致远与自己的行为准则联系起来后，自我感觉很是不错，所以也便自称起“徽骆驼”了——1946年胡适为南京徽州会馆题词中，就写过“我们是徽骆驼”。
前厅左厢房即为胡适当年回乡结婚，迎娶江秀冬的洞房。
走进后进，正中堂上悬挂着一块红底金字的巨幅“持节宣威”匾，据说是1941年胡适五十寿辰时绩溪县长朱亚云所赠送，出自当时颇知名的书法家程宗鲁，原挂在毓英小学旁的胡氏宗祠里，文革期间破四旧被拆去当作镇府（当时叫人民公社）办公室的天花板，没想到却因祸得福反而被保存了下来。如今胡氏宗祠不再，所以挂在了这里。
横匾下悬水墨兰花卷轴，两旁对联“家多龢乐乃长祥，日暮起居方养寿”。下方案桌上除了“东瓶西镜”外，还陈列着一些镶着胡适相片或词句的瓷杯、花瓶和瓷盘，其中一瓷杯上便是他颇为知名的题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两壁则挂满了条幅，包括蒋介石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故居斜对面有座两层阁楼，据说原是胡适大哥的房产，现整修后辟为展馆，陈列着“故居概述”及“胡适九年家乡教育”等有关图片、资料，其中一副《胡适家世源流真系图》，更是从胡适的“明经胡”一世祖、唐昭宗李晔的小儿子胡昌翼说起，一直连到胡适现居住在美国的孙子胡复，呵呵，已是第四十四世了。橱窗里还陈列着胡适穿过的长袍，用过的日用品及写作文具，还有不少作品集、书籍、手稿、日记、书信和胡适研究的著作等。
不过最抢眼的，我想还是厅里胡适与其母亲的蜡像——年轻的冯顺弟和年少的胡适隔着八仙桌对坐着，冯顺弟纳着鞋底，对面的胡适则捧着一本书在念念有词，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煤油灯，中堂上方挂着胡适父亲胡传的画像，两旁对联：“跃马挥戈驱贼寇，除弊兴利挽狂澜”，说的当是他出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统领的事迹。旁边的墙壁上还张贴着胡适父母的照片和生平简介。
胡适母亲冯顺弟的黑白照片，是一位典型的徽州妇女形象，这让人很自然就联想起我文前所引用胡适的那首《到家》的白话诗，他对母亲和家乡的思念，也许都包含在这首小诗里，想想，如果晚年他老先生能回来看看呢？抑或能再听见那声熟悉的“好呀来了”，那该有多好啊。
凋零残旧的胡传故居
在胡从的指点下，最后我寻到村后胡适的父亲胡传的故居，门牌“环村南路120号”，但是旁边并没有任何类似“胡传故居”的标识——原来如今它仍为其他村民所居住。
胡传字铁花，所以如今村民多称其为胡铁花，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出生于一个徽州茶商的家庭，父亲在上海川沙开有茶庄，这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所说的“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清咸丰六年（1856年）16岁的胡传随父运茶至上海后，先后参加过上海县试和松江府试，太平天国时回乡逃难，曾协助督办团练与太平军抗争。太平天国后，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花了11年时间重建村里被太平军焚毁的胡氏宗祠（可惜这座雕梁画栋的宗祠，后来却被村里的不肖子孙给拆了）。期间他曾五次参加乡试，但皆未中举，于是改换门庭追随同治进士吴大澄——东北会勘国界、边地垦务，海南平息黎人械斗，后因协助吴大澄治理黄河绩效卓著，而获“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资格，1891年奉旨调往台湾前回乡续弦冯顺弟，生下胡适。可惜四年后便病殁厦门，归葬上庄，享年55岁。
胡传故居建于何时已无资料可查，但可以看出昔日也是有着一定规模的，粉墙黛瓦，门楼门罩，但是历经风雨房屋已很残旧了。门关着，但并没上锁，于是轻轻推开，中间堂屋，两侧厢房，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简陋的家具和日用品，中堂贴着一幅彩印的“江南春晓”招贴画，两旁贴着“天高气爽映云霞，峰转路回披锦绣”的对联，也已残破而落满灰尘——如今谁住在这里呢？没人，不敢造次，打量后退出，重新关上虚掩的大门。门前堆着一些残损的石柱、石基，不知是从哪座坍塌的老房子拆出来的。
哦，有说胡传生前最后的官衔是“诰授通议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候补知府、前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领镇海后军各营屯”，赏加三品衔。而他最后所任职的台湾台东为了纪念他，还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名为“铁花路”（胡传字铁花），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所遗留的“忠魂碑”改为“胡传纪念碑”，碑文额篆曰：“清台东直隶州州官胡铁花先生纪念碑”。
不过我想，他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是因为生了这样一个他自己并没有见过几面的儿子胡适。
相关链接1：胡适《口述自传-故乡和家庭》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统领大陆前几年，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义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义，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
我的家族——绩溪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溪县。绩溪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溪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地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作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为匪徒所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11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
相关链接2：胡适《我的母亲》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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