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杞梓里古街：一条被遗忘的明清街市
““徽杭官道”之于歙县“南乡”，如同新安江之于徽州，永不停息地流淌着徽州人的血液，也成就了徽州的乡间街市。歙县杞梓里就有这样一条曾经深宅林立、店肆簇拥、人来车往的古街，它源于徽杭官道，只因1934年徽杭公路绕村修建而被寥落在时空的边际。古街作为一种过去式，在漫长岁月中，印记着徽州人走出大山的踪迹，孕育了徽州文化的最小细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在这片贫瘠的山地里繁衍生息。如今，这些古街或被现代建筑侵蚀，或已残缺不全。但当我走进浙皖交界的杞梓里镇，踏上那条保存完整的青石街面，徜徉在曾经车水马龙的市井街头，内心深处还是萌生出由衷的敬畏，并融化成文字，流淌至古街的每一个角落。我以这种方式向她致敬，感激她在过去岁月里的奉献和担当，感激她坚守着一份古徽州的记忆。杞梓里位于歙县东部，毗邻浙江临安，古名溪子里，疑因村西社溪而得名，宋代更为现名，即以杞、梓两种树木为据。《说文》曰，杞，落叶小灌木，枸杞也，梓，落叶乔木，楸也，如今，“杞”“梓”均无踪影，唯乡梓故里犹在。据杞梓里王氏族谱记载，约公元1230年，太原王姓迁入，后又有另一支太原王姓“加盟”，族裔衍为村族主干。在此之前，村中已有方、吴、鲍、赵等十多姓氏居住于此，绵延悠长的古村历史自王姓入住后又翻开新的一页。村中古街依山面河，横贯东西，数条深巷呈鱼骨状向街道两边伸展，将村庄的细枝末节与北面的来龙山、南面昌源河连为一体，构成一个人与自然相融的地理空间。古街因村邑而建，因徽杭官道而成，其最早雏形为南宋岳飞开山劈岭的行军便道，后由徽商捐资铺设石板路面，其穿村而过者，则成街。古街长约800米、宽3米许，东高西低，途中几处采用五级石阶跌落设计，形成自然落差。街道排水暗渠置于街面下方，寓积水聚财之意，彰显徽州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朴素理念。街道两边徽派民居凹凸错落，青石门阙，厚实端庄，深居厚宅，精雕细琢，即使今天大部分关门闭户，仍然掩饰不住当年的殷实和富足。我对这条古街并不陌生，当年那个背着扁篓，一筒腌菜一缸酱，来回于学校与家之间的懵懂少年，无数次走过这些厚实平整的青石板，匆匆的，茫然的，身边从未有过的风景。三十年后，我再次走进古街，较以往任何一次都用心，静静地用心去搜寻三十年来古街在我心中的碎片：那曾经寄予厚望的书店、琳琅满目的供销社、高大上的银行……这驱使我从遥远的过去汲取支撑，又从眼前物化的新旧交融中获取方向，探访各种历史和现代的声响，寻访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条街道的悠长和深邃不仅在于其建筑的厚重久远，更取决于生活或曾经生活在这条街道上的芸芸众生。路亭里的一碗清茶，可以温暖整条街道，让这里的一砖一瓦馨香四溢、风生笑语；深巷里的一位鸿儒，足以点亮一片山水，使这里的一草一木炯炯生辉，楚楚灵动。古街西头的“植三亭”，因庭前植有三棵槐树而得名。相传，集学问、地位、品格于一身的朝廷“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均住槐树下，杞梓里王姓祖先以此寓意其位尊于“三公”之列。王姓先祖、北宋时期兵部侍郎王佑曾在家院手植三槐，以此明志，修身立德，清正为官。迁居杞梓里后，王氏子孙承继先祖遗风，在村口植槐三株，并建路亭，以槐命名，传示后代。清顺治年进士王国相（1607-1699）文思敏捷，出口成诵，曾在金銮殿上现场跪地作文，十六段文章，一气呵成，深得圣上赏识。“植三亭”上题额“杞梓里”三字即为其手书。如今古亭依旧，原植槐树却已被伐，幸得枯根逢春，抽枝发芽，至今已叶茂枝繁，依稀可见当年风采。从“植三亭”走向京城的还有“一代谏垣”王茂荫（1798－1865），他将这条古街的荣光推向顶峰。王茂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因其货币理论问鼎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最高成就，而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他一生粗衣粝食，清心寡欲，不畏权贵，同治皇帝赞其“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临终前仍嘱咐后人勿忘皇上天语“志虑忠纯，直言敢谏”。王茂荫在京为官三十余载，进言上奏百余份，其中不乏《请暂缓临幸御园折》那样直面天子的逆耳“死谏”。清末翰林许承尧曾说过：王茂荫单凭《请暂缓临幸御园折》，就足以青史留名。距“植三亭”不远处的“明義堂”是杞梓里唯一幸存的一座宗祠建筑。杞梓里曾有两座王姓祖祠——“承庆祠”和“世泽祠”，现存“明義堂”为“承庆祠”支祠之一，当地人俗称“一份厅”。道光二十七年（1847），王茂荫为其祖祠“承庆祠”撰写了楹联：“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为孝子贤孙。”咸丰四年，王茂荫再为其题额“祖德流芳”四字。然文革期间，祠堂被拆除，遗址分别建起粮站和学校，悬挂在享堂柱子上的半圆形木质楹联“牌子”也被村民拿到田间当作引水枧，让这块刻有先人“族训”的楹联发挥了最后一点作用，也流干最后一滴泪水。“祖德流芳”匾额也流落他乡，据悉，现收藏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葫芦山庄“关东民俗博物馆”。“明義堂”临街而建，门楣上的镂空砖雕已有局部缺损，据介绍，此系前些年被偷，幸发现及时，侥幸免遭贼手。作为现存的唯一祠堂建筑，明義堂承载着太多历史，虽双门紧闭，一把大锁扣住两个铁门环，我还是扒开一条门缝，想探个究竟。支祠规模不大，三间两进一天井，有明显的修葺痕迹，享堂照壁悬“明義堂”匾额，上额高悬“圣旨”。堂柱上悬挂着王茂荫题写的那副楹联，虽是是复制品，这也算是对先人的一点慰藉。故人已去，古街老矣，老成四世同堂：从“徽杭官道”到“徽杭公路”，从“徽杭高速”到昌源河南岸的“徽杭新路”（暂以此称呼）。古街确实老了，青石板路面已被磨损得珠圆玉滑，石板间已有松弛的缝隙，并被人用水泥浆补过，一条条一块块，像古戏装上的补丁，格外扎眼。古街两边的老屋已被钢筋水泥的楼房挤搡在“腋窝”下，紧闭的木门，像睡眠中的老人，安然怡然地息憩在街边。只是那些宽阔的门面、高耸的门楼、厚实的石柱、镂空的浮雕，依然不失当年的雍容，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走过古街中部的一座过街阁楼，在一条逼仄的古巷深处，我再次瞻仰了王茂荫故居遗址。在四周跌宕斑驳的马头墙下，毁于“长毛”兵燹的残垣断壁，在历史长河中已风化为碎片，无法拾掇圆满。遗址上的修竹却更加青翠，立于此地，我似乎目睹了古街苏醒后的容颜，一种解除掉人类聚居束缚后重归自然的容颜。我期望把它们从静默中托举起来，冲破世俗的表象，去释放出蕴藏已久的生命力，重新燃起一个新的审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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