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衰落记
就商人的气质和特长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帮，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堪称书卷气最浓。他们虽然号称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但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贾。他们身上的文人情结，在大把金钱的支撑之下自然爆发了出来。明嘉靖年间，徽商召集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让他们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互相竞争，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到场观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赞助下，江南名伶进京汇演，走向各地，唱响全国。据说徽商办堂会，常请名角，唱一出《牡丹亭》16万两白银，《长生殿》40万两白银，令人瞠目结舌。
不得不承认，徽商追求的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算是另一种投资。
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宴酒谈笑，诗词唱和，相交默契，竟有很多官员仰慕他的才名和风度，亲自登门拜访，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为其生意开了不少方便之门。
总之，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以及享乐，使得徽州商人风雅之名传颂天下，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红顶商人”终受累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还有很大部分消耗在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
商人要想成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垄断某个行业的经营，通常必须与政治或权势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经营主要行业，即“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与各级政权最有关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
徽州盐商是在清廷保护下发家致富的，也往往在政府的盘剥下倾家荡产，可谓成于此也败于此。
清朝康乾两朝，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白银3630万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的古玩、字画等，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
前文提到的“以布衣结交天子”的江春以各种名义捐输报效银数总计达1120万两，并对皇帝各种曲意奉承。乾隆在扬州停留时，江春负责一切接待。某日，乾隆在扬州大虹园游览，在一处景点对左右说，这个地方和南海的琼岛景色很像，只是可惜少了一座塔。江春立即用万两白银贿赂乾隆的近侍，拿到琼岛塔的图案。接着，以重金招募工匠、采购材料，用一夜时间建成一座新塔。次日，乾隆又到园中游览，看见巍然屹立的新塔，还以为是假的。
实际上，两淮盐商所要承担重负的不仅仅限于对皇帝的百般迎合。各级地方官员也将他们视为待宰的肥羊。哪怕是家庭交际之中的小矛盾，只要闹到衙门，必然会被借机敲诈，只能花钱买平安。
除此之外，政府还增设税收名目，对商人进行压榨。政府规定，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钱，称为“程仪”。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还有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在这些永无休止的需求面前，财力雄厚如江春也难以承担。乾隆曾特意分两次借给他55万两银子以救急。然而，这并未使江春重振家业。江春一死，巨大的亏空随即暴露出来。为偿还债务，他的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入官，这个曾煊赫五代的盐商家族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而徽商的“贡献“并未能永保平安。到了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这就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徽州盐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时代洪流
盐政的改革使得徽商的盐业大受打击；运输为宁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东商人所控后，徽州木商和粮食商人的经营优势从此逐渐丧失；随着山西票号产生、新式银行业兴起，各地开设典铺者中当地人增多，徽州典商强龙难斗地头蛇；其他国家茶叶业的兴盛，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徽州茶商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纷纷歇业；近代开埠后，洋布充斥，江南棉布市场遭受灭顶之灾，徽州棉布商人深受打击……
时代变革，社会剧烈转型，而徽商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商人、宁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样，从事具有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更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守成多而创新少，拘于旧业而转营少。于是徽商的整体能量和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在长期与他们旗鼓相当的晋商下风，更被沿海的广东、宁波商人远远超过，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再加上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十几年的兵燹，将徽商的根基彻底摧毁，堵塞了徽商与华北大地的商业大通道——京杭大运河。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大舞台上，徽商终不复曾经的辉煌。
如此说来，徽州商帮的兴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徽学研究者也指出，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清朝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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