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
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
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 徽州古建“三绝”
徽州园林多在紧邻住宅的有限面积里，结合地形，运用各种造园手法，布置得山石玲珑，水面迂回，建筑小巧，显得清新淡雅，幽静曲折。同时因传统营造方法、造园材料、花木品种不同，更受生活习俗、文化风情、生产方式等影响，使之形成不同于其他园林流派的独具特色的徽派园林艺术。
徽州山水迤逦、丘陵起伏，往往制约着徽州园林的范围、格局、体式。因此，依山者则靠山采形，傍水者则就水取势，顺应自然，就成为徽州园林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精髓就是师法自然，即依据徽州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重视工巧，以便更好地发现和拓展造化的天性。
徽州园林处于地少形狭、山高水长的皖南丘陵地带，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其空间虽较小，但构筑上要求小中见大、以一当十，即从广度、体积上施展其功能，以质优发挥其效应。徽州民居往往利用置于前庭、后院或楼两侧的庭院巧妙设置小巧玲珑、布局紧凑、即步可吟，充满诗画意的庭园小品。其代表作为黟县西递村的“西园”。庭园以墙分隔成前园、中园和后园。园与园之间通过用青石做框，以青砖砌成长方形漏窗，相连通的圆月形、秋叶形、八边形门洞，使得整个庭园景物处在“隔而未隔，界而未界”之间，墙上的松梅石雕，达到虚实结合，情景交融的境界。徽州园林大都荫蔽在偏远宁静的农村乡间，静谧空寂，闲雅野逸，富于泥土气息。乡民安闲、愉快地品味着田园风光，观赏着水口园林和私家庭园，具有“天人合一”的独特享受。
徽州园林在“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方面有着其地域环境的优势。因而在长于远借名山胜水之景装点自己之外，也擅于就近取景以使本园增色。青松翠竹，花木山石，绿嶂遮目，碧水映帘。这些独特的天然景色，为徽州所独有，故园林中所借之景乃他方所绝无。婺源的宋代朱氏园林，小池澄净，有亭翼然。青山峨峨，杨柳依依。凭栏观照，美景悉收眼内。黟县之培筠园，歙县之醉园等，均不乏近借之景。
徽州园林有哪些特色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
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凤、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 徽派建筑有哪些工艺特征
旧时，徽州婚嫁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有九道程序：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回门。说媒者一般为年长女性，称“媒婆”。行聘俗称“送担”，女方接礼后当天回礼，婚事即定。定亲后，由男方选定结婚日期通知女方，称“请期”。请期后搬行嫁。迎亲当天，由姑妈或舅妈用两根丝线把新娘额头的汗毛绞去，谓之“开脸”，亦称“拉面”。接着便是迎亲、拜堂、闹洞房。婚后第三天，新郎陪同新娘回拜父母，谓之“回门”。此为“明媒正娶”。另有童婚、纳妾、换亲、抢亲、入赘、冲喜、灵前婚等特殊婚姻形式。20世纪50年代后，父母包办婚姻逐渐被自由恋爱代替，婚事简办。80年代后，有采取旅游结婚和集体婚礼形式的。
徽州婚嫁
清乾隆五十五（1790年），弘历皇帝80岁生日，浙江盐务大臣征集徽剧三庆班入都祝寿，随后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徽班亦相继进入北京演出。徽班进京之后，徽腔逐渐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秦腔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
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徽班为适合北京人的口味，逐渐结合北京语音演唱，向京腔衍变。徽剧的二黄调同汉剧的西皮调结合，最终产生京剧。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 徽剧同京剧是什么关系
戏傩是中国远古时腊月里驱鬼逐疫的一种祭仪，源于原始巫舞。人们戴着面具，把自己装份成比臆想中的鬼疫更凶猛狰狞的傩神，跳着凶猛、狂热的舞蹈来驱邪。汉代就开始有“方相舞”和“十二神舞”的名称。后来傩逐步向娱人悦众方面演变，加强了其娱乐成分，内函也大为丰富，其中包含了驱邪扶正、祭祀先祖、祈福求安、祝祷丰收等内容，出现了表现劳动生活与民间传说故事方面的节目，发展成为戏曲形式，形成傩戏。
徽州傩活动历史上一直很普及，明清更为盛行。祁门县立春前的一天，县令要率领下属到城东郊占卜水旱，老百姓则扮戏相从，立春日则祭祀太岁行傩。其它县也是如此。如果说春祀傩仪尚带有古傩驱鬼逐疫意义的话。在民间迎神赛会中出现的傩，侧纯粹是一种娱乐了。明嘉靖时，歙、休宁县二月二十八日举行纪念汪华的游行活动，人们戴着面具，在队伍中边歌边舞，即为傩戏。婺源县是徽州诸县傩活动最为兴盛的县份，历史上有“三十六傩班，七十二狮班”之说，往往狮傩同游，一边舞狮，一边是傩舞，以酬神娱人，故有“狮傩会神”这称。
大约从清中叶开始，傩舞向傩戏方面演变。清光绪年间，休宁茗洲吴氏春秋二祀请傩戏演员来演戏成为宗族定例，并且是搭台演戏，显然吴氏的傩已经是舞台表演，成为傩戏。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徽州地区文化部门曾对徽州傩进行过一次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傩文化至今在徽州地区仍有比较多的遗存，既有舞，也有戏。系统保存了傩由祭祀舞蹈到舞台戏剧的演变实态。 徽州傩戏\
徽墨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书画家至爱至赖的信物。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
墨与笔砚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端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作为一种消耗品，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都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作为书写材料。据《述古书法纂》记载：“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也就是说人工墨的历史起始于周宣王。邢夷制墨也就是人工墨的开始，人工墨的出现，无论是从它的质量、使用价值，还是审美观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天然墨，天然墨因此被渐渐淘汰。至汉代，墨之原料开始取自松烟，其次是漆烟和桐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十分松散，后来改用模制，经过入胶、和剂、蒸杵等工序制成墨锭，才使墨质坚实耐用。
唐代后期，由于安史之乱，大量北方墨工纷纷南迁，导致制墨中心南移。
易州墨工奚超父子逃到江南，改进易州制墨方法，制成了“新安香墨”，从此徽墨雄踞天下。宋元时期墨工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添加药物成为药墨．使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 因而墨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徽墨的制作进入盛世阶段。墨的图案绘刻和漆匣的装潢制作，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一大批制墨名家如：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和胡开文等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终于制成了有如“金不换”的文苑珍品。其中龙香剂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图墨，鱼戏莲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均为绝世之作，使徽墨形成了“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奉肌腻理”的特点。这时期的徽墨按原料不同还可分为松烟、油烟、漆烟和超漆烟等品种，其中最名贵的是超漆烟等高级油烟墨，这类墨散发出紫玉光泽，用于书法色泽黝而能润；用于绘画浓而不滞，淡而不灰，层次分明，故受到历代书画家的椎崇。
将墨锭制成各种艺术形态并施以五彩，嵌在锦匣当中，以供人们鉴藏，是现代制墨业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目前高档的工艺美术品之一。 徽墨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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