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倒影下的新安理学
自东汉末年起，徽州便成为了中原世族大家理想的避难之所。宋淳熙罗愿的《新安志》记有：“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 宋兴则名臣辈出。”之后的1000多年里，东晋、唐、北宋、南宋末年，以至于明末，来此避难的世族大家不绝于缕。因其迁徙而来，故尔更加恪守中原之规，不敢擅加更改；因多为世族大家，故尔多以儒雅持家，重教、修文。清人赵吉士曾言：“父老尝言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屑小不敢肆焉。”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风俗的人们汇聚于此，以至让徽州成为了中原历代传统文化的缩影和绝版。
承载家族梦想的牌坊
去徽州游，有一个地方是必须去的，这就是素有中国牌坊之乡美称的歙县棠樾村。
棠樾村的村口，自东北向西南，排列着七座硕大的石质牌坊，它们依次是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里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鲍漱芳义行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慈孝里坊和鲍灿孝行坊。七座牌坊，跨道而立，高大精湛、气势恢宏。
更为奇绝的是，这七座牌坊无论从哪边数，都以“忠、孝、节、义”的顺序排列。两座孝行坊，两座孝子坊、两座节孝坊、一座义字坊。这种奇特的排列，是偶然吗？不是，它是鲍氏家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精心设置的。
牌坊群的第一座鲍灿孝行坊，建于明嘉靖初年，迄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后，村道上陆陆续续建起了六座牌坊。即使这样村里的族人还不满足，为什么？因为这六座牌坊只体现了“忠、孝、节”三个字，对于深明程朱理学的族人来说，只有凑齐了“忠、孝、节、义”四个字，才对得起列祖列宗，才能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于是，他们上书乾隆皇帝希望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嘉庆皇帝答应了他们的这个请求，但有一个要求，捐粮十万石，输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当时身为两淮盐运使司的鲍漱芳毫不犹豫，马上付诸实施。银子交了，皇上的圣旨也就下来了：赐建“乐善好施”的义字坊。就这样，鲍氏族人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中国古代，只要你有钱，盖房子、造庙、修桥、铺路，除了格制上不能僭越，想盖就盖，但有一样不行，那就是建牌坊。建牌坊是要皇上批的。
牌坊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最初是由“衡门”衍变而来的。所谓“衡门”，就是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所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诗·陈风·衡门》中有：“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到了汉唐之际演变成了坊门，也就是城内各个居民区（里坊）入口处的门楼。至今，我们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旧式的胡同、里弄的门口还可看到这类上书某某坊、某某里的坊门。谁知到了明代，这种原本普普通通的门楼竟被统治者和理学家们衍化成了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变成了用于旌表功德、承沐皇恩、维护统治的工具，成为了古人为之奋斗一生的最高追求。
当年，每一个到外面求学、谋生的孩子，离开村庄时都要从牌坊下走过，牌坊的阴影会在他们的身上留下道道印痕：家族的寄托和荣誉！
牌坊如同基督徒的十字架一般成为了桎梏人们思想和理想的枷索，十字架带在人们的脖子上，意在锁住心灵；而牌坊则背在中国人的背上，成为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必须背负的精神重担。
鲍氏家族用了200多年完成了他们的梦想。而在徽州的历史上，仅歙县一县就曾经建有250多座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歙县新南街上一座砖牌坊，是徽州的最后一座牌坊，也是封建王朝消亡前为妇女吟唱的最后一首挽歌。坊额上镌有这样的文字：“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
祠堂——祖先朝拜的圣堂
徽州还有一种建筑比其他地方多，祠堂。与其他地方不同，徽州的乡村集镇不论多么富有，也很少见到庙，不管是土地庙、娘娘庙，还是财神庙。徽州人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所信奉的是中国人最原始的、最传统的——祖宗崇拜。
因为迁徙而来，家族的根脉就必需精心地保留；因为是“程朱阙里”（程颢、程颐、朱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就必须诚心地膜拜。而祠堂便是最好的承继和发扬的殿堂。
在寸土寸金的徽州，人们不惜住在窄小狭仄、昏暗潮湿的小屋内，而祠堂建得高大宏伟、轩敞明亮，因为这里既是祖宗神灵安息的地方，又是族人聚会议事、施赏行罚的场所，同时也是教育后人至高无上的学堂。
孩子们离家之前，要在这里聆听先祖和族长的教诲，功成名就之后，也要在这里告慰列祖列宗。如果有谁做出了辱没家门、违反族规的事，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剃出族谱，死后灵位也不得在宗族的祠堂内安放。在人们的心里，这样人的灵魂就会像孤魂野鬼一般在荒野中四处游荡。
徽州的宗族祠堂最早出现于宋、元时期，但那时一般人还是修不得的。直到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夏言的一纸《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才开启了中国古代“臣庶祠堂之制”的重大“改革”，徽州宗族祠堂的“黄金时期”开始了。
在徽州，村村有祠堂，大的村子除总祠外，还有支祠。许村和昌溪两村，总祠与支祠竟多达12个。歙县的棠樾村除常见的宗族祠堂——敦本堂外，还建有两个全国罕见的祠堂：专门供奉孝子牌位的世孝祠和专门供奉鲍氏女性祖先牌位的清懿堂祠。
清懿祠是鲍家的后人为了纪念女性先祖为鲍家所做出的贡献而特别设立的。与敦本堂相反，清懿祠坐南朝北，没有正门，只开了一个小边门。虽然是为了纪念女性先祖，但格制上比敦本堂要小了很多。充分体现了男尊女卑的理学思想。
在徽州，男子“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无论是闯功名还是经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度过的，只有到老了时候才会想到“叶落归根”。为了照顾家中父老，往往早婚，家里地里的一切劳动都由女人来承担。但更重要的责任还是孩子们的教育，要让他们读书识字，知书达礼，要让他们懂得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才是他们最根本的人生目的。而她们自己则要在程朱理学编织的贞节网中，孤独一生。“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这就是徽州女人！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时，清懿堂被选为参观点，并且作为世界第一座女性纪念馆而自豪地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妇女们的。
“程朱阙里”与新安理学
“程朱阙里”在黄山市屯溪区的篁墩村，原属徽州歙县，离花山谜窟仅有几公里之遥。
名为“程朱阙里”，是因为这里与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大有关系。
程颢、程颐，同胞兄弟，北宋哲学家、教育家。二人均受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说起来，他们兄弟二人的籍贯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人，因此他们的学说也曾被世人称之为“洛学”。但是他们的先人却是从徽州篁墩迁徙出去的。因此，在徽州人看来他们必须是徽州人才对。
徽州人由于是迁徙而来，因此对祖籍地望极为重视，哪怕是过了数十代的后人对于祖先何时、由何地而来的记忆都是极其清晰的。然而，一旦迁到了徽州，再出去，不论他走的多远，也永远是徽州人了。
譬如朱熹，虽然从他父亲一代就迁到福建了，他也出生在福建，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徽州人，并曾亲到篁墩寻访祖茔所在，但“皆已失之”。这事被400多年后的一位名叫赵滂的好事者知道以后，撰成《程朱阙里志》8卷，并上书云：“某为程氏址，某为朱氏址，某为程氏墓，某为朱氏墓。故老相传，历历可指。”于是乎，篁墩村便被命名为了“程朱阙里”，程朱三夫子祠也就建立了起来。
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程朱理学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所谓：“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灭人欲、存天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便是其理学的精髓。程朱理学是儒学思想从上层向民间普及的推动者。由孔孟积极入世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衍深到了个人家庭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君臣之道，发展成为了父子、夫妻之道。
因为程、朱时期，徽州称新安郡，所以程朱理学又被称为新安理学。这样也就便大大增加了它的地方色彩。朱熹也曾三次回徽州省亲讲，从其学者甚众，后学辈出。对朱熹理学奉为圭臬、恪守不移，“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从此，徽州成为了新安理学的大本营。
在徽州的建筑中你处处都能感受到新安理学的气息。门楣、梁柱、窗棂、家具上的石雕、木雕，不是表现忠、孝、节、义的《二十四孝图》、《百忍图》、《桃园三结义》，就是表现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的《程门立雪》、《衣锦还乡》、《夜半钟声》。
最为典型的当然是遍布徽州所有乡村的牌坊和祠堂。除此之外，便是徽州的书院。据《安徽通志》记载，从北宋到清未，徽州一府六县曾建有书院79所。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朱熹老家歙县的紫阳书院。
紫阳书院在徽州众多的书院中，建置最早、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广。紫阳书院始建于1245年，“紫阳书院”的扁额为宋理宗亲笔御题。其后多次毁于兵火。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建，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有着600年历史的紫阳书院终于关上了大门。
朱熹讲风水，散落在青山绿水之中徽州古民居则无一不是依风水而设。宏村、唐模村、呈坎村，便是其中的代表。民居的建筑结构同样如此，上有天井，下有沟漕，名曰“四水归堂”；外面粉墙黛瓦，里面雕梁画栋，名曰“秀外慧中”……
然而，无论与晋商、京商的大宅院相比，还是与徽商自己在扬州所建轩敞明亮、曲水环廊的“豪宅”相比，家乡高耸的马头墙，森严的窗户，以及昏暗窄小的卧室、阁楼，难道只是为了防火、防盗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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