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新安江：灵山 呈坎
灵山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热爱和寄情山水。山水一直是中国人重要的精神支柱，它是中国文化的安乐窝，也是中国文化的救心丸。在中国文化看来，人与山水是可以共融的，山水不仅能消解人世烦恼，还有助于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在这方面，徽州人不仅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信奉者，也是这种理想的身体力行者。
丰乐河上游的灵山村，就是一个顺山势建立起来的村落。这样的村落，在徽州，同样具有典型性。从地理位置上说，当年的灵山是很偏僻的，它居于徽州北部的大山深处，交通非常不便。1000多年前，就是在这样的山巅之上，方姓人氏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灵山村坐落在灵金山与丰山二山相连处，村庄沿丰乐河两岸建造，顺溪就势，处在两山夹一坞的山谷之中。溪水是从东向西流的，这是典型的东水西流。风水之说，东水西流，富贵在两头。灵山最好的地方是它的村口一带，也就是水口，苍苍古树下，天尊阁巍峨矗立；在溪水上，有凌空的灵阳桥，五福庙和高大古拙的“翰苑”坊。这样的残遗，明显地可以看出当年灵山的辉煌与秀丽。
灵山的名字很有意蕴，它吸引着我想格外认真看一看，看它的灵，到底在哪里。灵山最独特的，是沿溪水而建的一条街。街叫凤凰街，整条街道就地取材，用一色的粗麻花岗岩石条铺就。逆水而上，左边的街道较狭窄，进深只有一屋之地；右边地势稍为开阔，进深可达十丈。一幢幢古色古香的老屋子紧密相连。在溪水上，总共架有十几座石板桥。溪桥用三五块粗麻花岗岩石条架成，长约八九尺。因为小溪落差太大，溪流上修建了许多梯级坝，用来缓冲水势并蓄积用水。这些，都是当年村落建设时的匠心独运。值得注意的是，沿溪的石条都突出一两尺，悬空架在水面上，看起来别有风味。凤凰街还真不短，我们沿着街道往上走，一直走了几十分钟，才算到了尽头。这条街道，大约有好几里长吧。
灵山应该算是徽州一个居于偏僻之地的小村了。但即使是这样的弹丸小村，也有精致的生活理念，并且，认真地按照理念进行构筑。在这种细致恬然的态度下，灵山更像是一个漂亮的盆景，树繁竹茂，山水满盈。
徽州的村落一直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不仅仅是徽州文化的体现，更可以管窥中国古代生活的面貌。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型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只有在徽州，因为闭塞的地理位置以及浓郁的家族制度，这一套系统保存相对完好。但即使是这样，包括灵山在内的所有古村落，都像是一居空巢，那种农业社会繁荣茂盛的精灵，早已“呀”的一声飞走了。
在灵山，我一直思考着中国文化的“灵异”之处。我在想，如果中国文化只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系统的话，那么，这种滋润了发达农耕经济的河流文明，自得其乐、孤芳自赏的思想态度以及呈现出的敦厚仁义的性格，还有讲究秩序、自我约束的方式，也许是一种并不坏的选择。那种以安身立命、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所带来的稳固和定力也无可厚非，毕竟，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人性的释放也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人与天之间的相对和谐。但核心的问题是，这种温和简单的文明方式在遭遇到其他文明的干扰时，那种在竞争中所具有的弱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当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并且夹杂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进入到这片大陆时，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因黄河、长江，当然还有新安江所形成的河流文化，一下子变得孱弱无力了。那种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在捱过了青春期和中年期之后，终于走到枯槁的天涯尽头。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的巨大能量，以及工业革命的推波助澜，使得西方文明在各方面得到高度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东方文明在遭遇这种生机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秀丽锦帛一样，一旦暴露在新鲜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情怀。
而这时候，还能指望这种农耕文化显灵吗？
呈坎
位于丰乐河源头的呈坎村在徽州一直是相当有名的村落，除了村落以八卦方式布局之外，呈坎村最有名的，就是罗氏宗祠了。
罗氏宗祠全称“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它应该是徽州古祠中气势最为恢宏的一座。生于宋末元初的罗东舒，是一位经天纬地的奇才，但在乱世之中，清高耿介的罗东舒雄心和抱负无法实现，只好以陶渊明为榜样归隐田园，元朝廷多次聘请他为高官，都遭到拒绝。陶渊明自号“靖节”，罗东舒就自号“贞靖”。意思是决不与元朝合作，以维护着自己的名声。
罗东舒不愿当官，就得找点事情做。他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花了很长时间为呈坎罗氏宗族整理族谱。罗东舒怀着对祖先的恭敬和感恩，在做这些事情时，兢兢业业，认真精确，“凡先世茔墓逐一稽考”。因为罗东舒梳理了罗氏宗族的脉络，办了大事，所以呈坎罗姓一直对他感恩戴德。很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忘不了这个为家族做出很大贡献的大儒。有一年修祠堂，有长老提议，把罗氏祠堂命名为“贞靖罗东舒先生祠”。这样的建议，得到了呈坎罗姓的一致认可。
东舒祠陆续造了70年。在这70年中，呈坎罗氏的好几代人都在为家族的祠堂添砖加瓦。开头的是罗洁宗，这是1542年的事情；收工的则是罗应鹤。当祠堂勾勒完最后一笔图案时，已经是1617年的秋天了。新祠堂落成那一天，全体罗氏家族的人都聚集在祠堂里，肃立，然后静穆地注视高悬着的“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巨匾。家族祠堂之所以以罗东舒先生命名，就是想以高风亮节的罗东舒勉励后人，做人要讲道德，要有出息，同时做一个有境界的人，做一个对于罗氏家族有贡献的人。
这个足足花了70年才建起的族祠的确值得罗氏人骄傲———高大门楼的雕刻以历史戏文和龙狮相舞为主体图案。祠堂占地5余亩，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北侧有厨房、杂院，南侧有女祠，整个祠堂一看就气势非凡，精雅恢宏，甚至直到今天还可以睥睨周围的其他建筑。
罗东舒祠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座文庙，它的结构出现了只有孔庙才有的棂星门、拜台等，这些均为一般祠堂所没有。正厅的每根屋梁，两端皆为椭圆形梁托，梁托上雕刻着彩云、飘带，中间分别镂成麒麟和老虎，檩上镶嵌片片花雕，连梁钩均刻有蟠龙、孔雀、水仙花、鲤鱼吐水等，仰首凝望，玲珑别致。正厅两侧和上首的花雕更是精美。更令人称奇的是花中有物，物中有景。荷花在池水中荡漾，或微波粼粼，或浪花朵朵，花群之中，有鸟翔蓝天，鱼潜水底，鸭戏碧波，还有蛙跃荷塘，鸳鸯交颈，整个荷群画面描绘得生动逼真，妙趣横生……跟所有家族祠堂一样，罗东舒祠也有着天井，寓意还是“四水归堂”，但四水归堂在这里不仅仅象征着财源兴旺，也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如天水一样长流不息。
宗祠修好之后，每隔数十年，呈坎的长老们便聚集在祠堂中，要求重修家谱，并借此整顿整个家族的脉系。于是，在溯本求源的基础上，把村里的罗姓分为一甲、二甲、三甲……每甲设置一个祠堂，即一甲祠、二甲祠、三甲祠……每座支祠也设立一个族长，由各甲人员推选而成。族长对全甲人员的教育、伦理、生产、生活之事负责。在此之上又设立一个总族长，对各甲之间的事情进行协调和总管。每甲之间也有较分明的位置安排，各甲之间分别向纵深处扩散，不可以侵占别人的领地。
在呈坎长达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盘整一共有很多次，而每一次家族之中的盘整动静都是巨大的。在一些经常性召开的家族会议中，呈坎进一步明确了村落和家族的规约，表彰一些节妇孝子，同时对一些言行不检点的家族人员进行训斥甚至惩罚。村里的布局也得到重申，各个家庭的基础设施，如下水道、救火用的土龙等也要严格配备。每个姓罗的官宦告老还乡之前，要为乡里乡亲做一点善事，诸如办学堂、建凉亭、修道路等。当然，与所有的家族一样，呈坎罗氏也有着严厉的处罚措施，有栅栏圈就的囚室、水牢等刑罚工具，严酷的族长可以下令处死某个触犯戒律的人……
呈坎村落的状况，实际上是徽州宗法制度的一个缩影。虽然家族与村落表面一派祥和，但在骨子里，它一直是紧张的，在它的内部，有一种阴郁的控制力无所不在。这种阴郁的控制力尽管残酷而狭隘，但它对于家族的稳定和凝聚，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曾有人认为，汉民族在经历了很多次外族的入侵之后，不仅没有分裂崩溃，而且还从文化上化解了这种入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由严谨而周密的宗法制度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支撑着强大的信念力量，维系着社会的运营，推动着庞大的道德体系缓慢行进。
宗法制度的精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当于西方的宗教。徽州严谨的宗法制度往往会造成一种情境：当一个人走进徽州祠堂时，会感受到那种四面八方传递来的无形气韵，那样的气场给人以震撼，会让人谦逊而卑微，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也意识到自己的血脉责任。身在这样的家族体系当中，立即会感到个体就如同一片叶子一样，与枝丫，与树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一切从外部看起来无可抗拒的力量，在里面，则是一种智慧的秩序。但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秩序究竟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它的骨子里到底是怎样的思想成分？徽州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由于程朱理学缺乏对上天的沟通，也缺乏人性的挖掘，本身的哲学体系更像是悬空的楼阁。可想而知，在这种支离破碎、一知半解的意识形态下，那种形而下的操作方式，必定会简单粗暴以偏概全。徽州的宗法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误入了歧途，形成对人性的桎梏，并走向毁灭。可以说，缺乏深入而透彻的对于人性的理解，缺乏真正的宗教皈依感，是徽州乃至中国宗法制度最终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尽管这样，在徽州，那种宗法制度对于徽州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巨大的。徽州的村落和家族，就是依靠着这样无形的力量，盘整，喘息，然后向前运转。徽州的地域灵魂，也在这样强大的磁场中软弱而坚强地行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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