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徽商〉与山西〈晋商〉价值取向之比较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是声震四海的两大著名商帮，在中国封建晚期乃至近代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像银河中的双子的星座，在茫茫夜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徽商与晋商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价值取向不同。
徽商与晋商的衰落轨迹极其相似，商帮性质也别无二致，但经营机制各具特色，徽商任用宗族人员，使用童仆，雇工，慎择掌计。晋商避亲用乡，采用人身顶股制和层级管理制。
徽商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他们中不少人是 “弃儒从贾”的，“从贾”之前，就熟读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虽置身圜匮之中，仍诗书相伴，孜孜不倦。正如戴震所说，徽州商人，“虽为贾者，因咸近士风，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读书仕进。所以徽商一旦致富后，便重教兴学，延聘名师，教育子弟，扶持他们走读书仕进之路。在徽商看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有读书仕进，才能“大吾门，亢吾宗”，否则，即使腰缠万贯，也自惭行秽。盐商汪族；汪才生告戒儿子发愤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一个商人竟然在自已的儿子面前自为“贾竖子”，可见他儒贵贾贱的思想何等强烈，这种思想在徽州商人心中具有普遍性。
徽商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他们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据道光《徽州府志》记载，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左，关中，徽州。”在明朝，徽州书院多达89所，大多为徽商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资建立书院，为了子弟学习儒学提供学院的方便他们对子弟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干脆弃去贾业，专意课督诸子，诸子“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这种殷红的期待在徽州商人中并不少见。
对儒业的崇拜，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再加上父兄的全力支持，使得徽州学子在科场中大显身手。据统计，在明代徽州有进士有392人，举人有298名生员则更多！清代单是〈徽州府所在地〉歙县；{包括寄籍}就有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徽州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果没有对读书仕进的强烈追求，没有徽州商人对子弟全力支持，是不可能想象的。
与徽商不同，晋商的价值取向是经商谋利，他们对习儒仕进是毫无兴趣。日升昌票号经理程大佩说过，中进士当官后，正常的收入抵不上山西商号一个普通掌柜的收入，当官的要发财，就要靠贪污勒索百姓，而商人是靠辛苦赚钱。所以山西商人一般不让自已聪明的子女去学习儒学，他们的第一选择是经商。“家中有个票号郎，胜过七品空堂皇”。 程大佩就让自已的儿子经商，后来子继父业尤为甚者，当年渠氏在当家人渠源桢因不满其子渠本翘追逐功名，竟然父子反目，将渠本翘逐出家门，这与徽州商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晋商也重视对子弟的教育的，但其目的与徽州商人完全不同，不是为了仕进，而是为了经商，所以教育内容不是应试的“科程法式”，而是经商的基本知识。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晋商子弟中，商场上的精英有人出，科场中的胜者却廖若晨星，据统计，顺治时山西每科中进士只有33人，康熙时才16人，乾嘉时满科不足12人，光绪时每科10人，其中商人子弟更少。此与徽州“连科三殿撰{状元}，十里四翰林”，“五里一翰林，一门三进士”，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由于徽州商人“贾而好儒”，所以他们也就钟情其它文化事业，给予大力的支持，譬如刻书，绘画，医学，美术，戏剧等等，从而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安学术独树一帜，徽州版画刻书，徽剧也风靡一时，所谓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发酵母，形象地说出了徽商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说起晋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值得称道的仅是促进山西梆子戏的发展，山西富商为了消闲自误或酬宾待客，经常请戏子演出。在外地的晋商有的不惜一切重金从家乡请戏班前来演出，甚至自已出资举办戏班，这些不仅为梆子戏班提供了较大的文化市场，而且为了梆子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从而使梆子戏成为一个较有影响的地方戏剧种。除此之外，我们很少看到晋商对其他的文化事业的支持。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各大族“半皆由此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西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当然也有做官于此，爱其山水而定居下来的。这些移民，除了百姓外，都为世家大族，或为晋绅冠带，或为硕学鸿儒，他们首先带来了中原儒风。徽州又是“程朱故里”，特别是朱熹的影响非常大，人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所以这里“如风独茂，号称：东南邹鲁。
生与斯，长与斯的徽州商人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贾而好儒“也就不奇怪了，读书仕进也就成为了人们的第一追求，当生活难以为续时，人们不得不去经商，而一旦致富后，就会扶持子弟向学。正如明代徽州商人汪道昆所说；”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好儒”；就必然支持与儒相关的文化事业，社学，书院，刻书，医学，戏剧等等无不因为得到徽商的资助而发展起来，从而构成了徽学这一大宝库。
而山西的文化传统迥然不同，雍正二年{1724}，刘於义在论山西风俗时曾在一封奏折中写到；“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后续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刘於义时任山西巡抚，对割地的风俗应是比较了解的，更何况这是皇帝的奏疏，更应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决不敢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因此他所说的“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已是“山右积习”的话应是可信的。而对于刘於义的观点，雍正完全赞同，并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局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联所悉知，习俗殊可笑。”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对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认为是误入歧途，所以社会上流传的谚语是“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家中有个店，赛过一知县，”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社会传统，社会的风气，生活在这种“重利之念甚于重名”的积习，之中，晋商对科举，对有关文化事业不感兴趣也就很自然了。传统一旦形成对人们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不同的 价值取向，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徽商衰落了，他们支持的文化事业----学术，医学，印刷，绘画美术，徽州雕刻，徽墨，徽剧等等却成了我们今天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其是他们培养一代代文化精英及其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山西的晋商除了梆子戏和本身创造的商业经验外，其他文化事业上的空白，只能留下无穷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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