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串堂班
城市的喧嚣是虚浮的，而乡村的热闹却很实在。乡村的热闹氛围又大多由串堂班营造的。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串堂班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多很深。故乡是座有着千年历史古村落，人口逾千，每年举办的婚丧喜庆活动加起来也有几十次，每次当然少不了串堂班。村里的串堂班在方圆几十里山乡是闻名的，文武场齐备，而且还会唱戏，因此常常被延请出乡演奏。班头叫保公，负责司鼓，当地叫掌鼓，文场武场都能上，唱念功夫好，有组织能力，所以众成员一致推举他当班头。村中无论谁家有事，不论贫富，只要来通报延请，保公就立即召集去帮忙，从来不收工钱，只吃几餐饭，抽几包烟。父亲和欣爷在班中负责击钹。钹的造型就像铜制的小草帽，顶部有个小孔，用一根红布穿着，由两片组成，如同一对孪生姊妹；演奏时只见父亲一手握一片，配合着鼓点，轻轻地拍击，顿时发出清脆的乐音，就是“翠”字的乡音。大锣由长发爷掌，他左手提锣，右手捏一根木槌，不时地敲击铜锣，“哐哐”的声音震耳欲聋。记忆中长发爷大嗓门，上嘴唇有颗大如黄豆的痣。云锣又称丝锣，比大锣小得多，声音自然也小得多，用一支竹片敲，“嘡嘡”的声音较悦耳。此外就是唢呐，外形像喇叭花，分为两节，下节是扩音器，上节是吹奏管，有一排小孔，最顶端装个小哨子。吹唢呐时先试哨子，从小小的铁皮旱烟盒中取出，放在嘴唇上吹，挑一个好的。正式吹唢呐，只见他们满脸胀红，两腮鼓鼓，活像两只鸣叫的青蛙。唢呐声传久远，几乎全村都听得到。吹唢呐的还会拉京胡、吹笛子。
串堂班是讲究礼仪的，所以演奏的乐曲是固定的。逢上村中人家有婚娶，当地称为“红喜事”，喜庆人家在几天前就上门请托班头，摆酒席专门为串堂班留一桌，经过两三天，男客女客接完后，就该串堂班上场为主人家争面子了。在当地，嫁女的辞别宴一般不伴奏，而在北乡的小山村，无论婚嫁寿诞宴席，每上一菜必奏乐，只用唢呐。按主人家时间安排，半夜就半夜，天亮就天亮，只听鞭炮一响，乐声即起，一时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从小就是父亲的小尾巴，尤其是到人家串堂这等好事，有糖果、花生、瓜籽吃，更是走到哪跟到哪。人群中，我扯住父亲的衣角，跟着前进的步伐，有时从村口把外村嫁来的新娘接到新郎家，有时又把本村的姑娘从娘家送到村口，嫁往外村。小时的我常常在夜半的等待中，嘴里含着糖果，疲倦地睡在父亲的怀中。等到乐声四起，又惊起，抖擞精神夹杂在队伍中。
有婚嫁必有丧葬。丧葬又称“白喜事”，指丧者是年老高寿而仙逝。丧葬人家派子孙到班头和其他成员家去延请，如果子孙年幼的，一般由一位长者带路，子孙进门便跪在地上告哀，父亲连忙将其扶起，答应到时去帮忙送葬。有几次，少不更事的我也跟着父亲去。串堂班每人头上缠块白布，我也缠块白布，手里拿一朵纸扎的白花，在阵阵哀乐声中，迈着沉重的脚步随着送葬队伍直到山上墓地，寄托着对死者的一片哀思。当然送葬是为了回来可以跟父亲去主人家饱吃一顿。
串堂班不光为红白喜事演奏，还会唱戏、演戏。因文革前的一位村支书戏瘾很大，拍板置办了全套的戏曲服装、道具，挑选了演员，支书自己还经常上台扮演角色。听人说，父亲年轻时长得俊，扮演花旦，唱腔清脆，动作娇美，深受观众喜爱。在短暂的文艺兴盛后，一场空前的文艺灾难降临，所有戏衣、道具均被焚毁，戏班被迫解散。虽然外表形式被取消，而精神内质却永存。八十年代初，串堂班经过商议，决定边排练边录音，请村里的农民书法家崇爷将剧目的唱词记下来。这正是隆冬农闲时节，大家聚在欣爷家里，围炉而坐，心里就像那红红的炭火，一腔热情。通过努力，恢复的徽剧剧目有七八个，剧本装订成厚厚的几大本，如同厚厚的家谱。我记得有《二进宫》、《骂殿》、《打渔杀家》、《献西川》。在这偏远的山村，这纯朴的农民却有保存和抢救整理文化遗产的意识，如今想来确实不简单，唯一的原因只能是他们对婺源徽剧的喜爱，生怕随着年岁的增大，成员先后老去，再想恢复就更困难了。
在恢复徽剧曲目剧本和音像的同时，串堂班又着手做传帮带工作，在村中挑选喜爱打锣鼓的青年，集中起来手把手地教，新老交叉在一起去串堂，让新辈尽快接上班。先后教出两班人马，但只会敲锣打鼓，能唱戏的没有，都不愿学那依依呀呀的老戏。
父辈的串堂班成员已去世一大半，聚在一起唱戏也没多大兴趣，只能增添对昔日班友的怀念。父亲过戏瘾只能打开中央台11套的戏曲频道，品评《空中剧院》的表演。前年，县里举办第一届旅游文化节，邀请梅葆玖先生参加海内外京剧票友联谊演唱会，我特地陪父亲去观看。我还清晰记得小时父亲带我进城，晚上去剧团看戏，演的是《打渔杀家》，父亲津津有味地看，还给我讲解剧中情节和人物。
父辈的串堂班那铿锵有力的演奏，那醉迷的演唱已成永远的回忆。父辈的串堂班，我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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