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间行走：徽州与黄山
我一直弄不明白，徽州这么有名的历史城市，为什么现在改称黄山市，而不叫徽州市?徽州与黄山往绩溪途中，中午在路旁沟谷一农家菜馆小憩。因过了用餐时间，院子里已经没了其他食客，我们便请服务员将桌椅搬到露天，连出租车司机一起，三个人围桌子坐下，短暂享受了这里的安静和清新空气。只见院子里一堵白灰砖墙的上面，写有一行墨字：“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是明代汤显祖的句子，在徽州不少地方介绍中都能看到。我一直弄不明白，徽州这么有名的历史城市，为什么现在改称黄山市，而不叫徽州市?黄山固然有很大名气，历史上就是名山，但一座城市的命名，应尽可能更多地考虑历史文化因素和称谓的沿袭。黄山市只是1983年才设立的县级市，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而徽州作为城市名称的历史却早在北宋宣和三年就有了（1121年，宋徽宗时期改歙州为徽州），安徽省的省名，就是清初由当时的“安庆”和“徽州”各取首字而成。更重要的是，徽州已作为一个地域和文化的概念，黄山则只是一座具体的山的概念，选择前者显然比后者要有更多的理由。我琢磨，这是不是和黄山极力发展旅游业，成为摇钱树有关（黄山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其实大可不必，徽州的历史沉淀，使它本身就蕴含了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它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涵盖和代表整个安徽省。不少学者在研究徽州文化时，就多愿意使用“大徽州”这个概念，这有一定道理。一定地域形成的某些文化特征，有时我们是很难完全以现在的地理分界作硬性切割的，这样做不但显得不科学，也和历史上行政分划的复杂变化过程脱节。比如清初，安徽布政司在从南京迁到安庆之前，是驻南京的。再之前，江南省（辖区包括了现在的安徽和江苏）分左、右布政司时期，也是一个治所在南京，一个治所在苏州，均与安徽本省无涉，包括徽州府在内的左布政司辖区，治所就在南京。但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否认安徽，特别是徽州作为区域文化存在的事实吗？显然不可以。“呈坎民居甲徽州”回头说，研究地域文化，若是没有一个基本区域划定，也有问题。这会导致范围无限延伸和扩大，所谓区域文化的特征，实际上也就被模糊掉了……因此，对徽州文化的研究应将其特定的地域对象作为主体，而将与之相连的地域做背景与关联，使二者既有机联系，又理性分开，不煮为一锅。像现在有的学者进行“大徽州”研究那样，把徽州和整个安徽甚至河南、江苏等许多因素扯进来，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安徽边缘的那两处，显然受孕更多的是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因子。徽州地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崇文重教和经商传统二者的高度融合。徽州自宋以来的所谓“一府六县”——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1949年后隶属江西省）、绩溪（1988年后划归安徽省宣城地区）、祁门、黟县，历史上尽出书香门第不说，徽商的声名到今天也还是一个闪烁的光环。谈论徽州，不能不说这是一般人得到的印象。当然，今天的徽商概念，已经包含了整个安徽的经商群体，和历史上的徽商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安徽歙砚雕刻在徽州，外地人听到最多的，还有一首流传于当地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起初我有些纳闷，汤显祖那句话不是极赞徽州吗？徽州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是文化厚重之地，缘何又有如此鄙薄自己生长之地的说法呢?后来一想，二者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因为，经商是从徽州社会整体现象上来说的，有人口和地理环境的缘故，徽州属皖南山区，人称“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经商实属他们无奈的选择。人们分析徽州经商传统形成的原因时，就多以“人多地少”为论据。人多地少，肯定是一个地区形成人口向外流动和经商传统的成因之一，就像广东的潮汕地区一样。但我认为这不是唯一原因，否则人们在分析徽商起源年代时，就不会有不同看法。地理环境是早已如此的，如果因为人多地少，春秋时代即存在的商业繁华之地，就该有徽州的位置，可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徽州，并不在司马迁所罗列的商业繁华地区范围内。司马迁在点出人多地少是导致从商的其中一个原因之外，还点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货物集散地”。如战国时的雍县，是关中和蜀郡之间的货物集散地；陈郡，是楚国和北方华夏国家的鱼盐集散地；合肥，则是皮革、干鱼、木材集散地，又是南北水路货物交流中心。由此推论，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山区，经商成为传统，其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战国，主要是受合肥地区商业因素的影响。但真正形成气候，则是在宋以后，是宋王室南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不过，像皖南这样交通不够发达的山区，导致人口外流和从商者众，人多地少和附近集散地影响两个原因之外，特产资源和外出经商成功人士对家乡的影响，还会是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在司马迁的书中，就讲到一个鲁人邴氏家族以炼铁发了大财，家产上亿，致使“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的故事。从前广东百姓“下南洋”成为一时风气，同样有迫于生计和出外谋生榜样力量两种因素影响。说简单些，即从众心理。徽州民谣给我们透露的，其实就是这个信息。“往外一丢”，不独经商，还有一条路是博取功名。科举制度实行后，读书成为一般人通向这条路的主要途径。有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浸润，又深受宋南渡以后世家大族南迁的影响，江南文化蔚成风气，科举考试成功者的天平，自然显著地由原来的北方倾斜到了江南。因之，崇文重教观念，也就十分自然地融入徽州商人的血脉。一些学者在比较晋商、徽商这两大重要商帮时，通常会运用从文化特点分析入手的方法。听出租车司机介绍，在他们这里，别的不好说，如果因读书教育需要向人借钱，很少借不到的。如果这是事实，就进一步说明了徽州民风的确有对文化教育事业重视的传统。碧山书局隐匿在黟县碧山村一座老祠堂里徽州一带富裕人家宅第给人的印象，也包含了这种崇文重教传统对家族传承的熏染。如规模庞大的鲍家花园和棠樾牌坊群，不说其彰显的鲍氏家族富裕程度，以及与朝廷官府非比寻常的关系，单就其体现出的深入肌理的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观和“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训教导，也能让人感受到徽商这一群体的儒雅追求及学养底蕴。据称，鲍氏乃春秋名相鲍叔牙后裔，其家族明清两代四百年间，上交天子，藏镪百万，富可敌国。鲍家花园曾与当时的苏州拙政园、无锡蠡园并称为“江南三大私家名园”。类似鲍家这样气派的深宅大院，徽州一带实在不少。呈坎，则是建于东汉三国时期的一座古村落，至今仍完整保留着当时的八卦风水布局和街巷建筑，人行其间，宛若步入迷阵。一个村就拥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实属罕见，可见该村的历史文化价值，所谓“登黄山不可不去呈坎”（刘海粟语）者，理由正在于此。黄山在我，当然是仰慕已久。记得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爱好集邮，便对邮册中收集的一套黄山风景邮票格外钟爱。何况，自古就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一说。及至登完黄山，除亲身领略到它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外，说句老实话，我另外体会深的，就是黄山山道的崎岖、遥远、陡峻和对跋涉者意志与体力的挑战。我非常佩服徐霞客，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完全靠徒步，他竟在1616年二月和1618年八月两次登了黄山。出发地都是汤口。一次是从光明顶左路上飞来峰、狮子峰，右路折回光明顶后原路返还；一次是到狮子峰后，走了另外一条路，从石笋矼至白沙庵、罗汉峰下山。从日记看，两次登山，他都在离汤口五里地的汤寺泡了温泉，第一次下山后还于汤寺再次泡了温泉。我也在登黄山前和下山后两次泡了温泉，不过地点却在离黄山还有一段不远距离的地方，名叫“醉温泉”。我在那里的温泉小木屋各住了一晚，十分舒适。黄山上那晚，住的也是木屋，夜里感觉非常寒冷。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