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而好儒”的徽商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什么是儒贾？直言之，即崇尚儒家思想的商人及商人具有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指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所以儒家讲求“义”，指思想行为要合乎这一道德标准。商人，是指参加商品流通过程，取得一定利润的人。因之商人追求“利”，指利润、利益。而一般认为“义”与“利”有矛盾，特别是认为儒家“从义不求利”、“取义弃利”。但是不能绝对化。实际儒家思想并不绝对反对“利”。如孔子在《论语》中虽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指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但并非说义与利二者是不能并存的绝对矛盾。所以，对“利”表现为“富贵”，关键在于是不是“有道”。于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又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承受的意思）”。其意思是，以其道所得之富贵，是可以承受的，而这也就为后来人们所概述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论根据。所以儒家所反对的“利”是指“失道之利”，“不义之财”，而不是“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和“利”。胡适先生曾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了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番话直白地道出了徽商在促进村落城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叶家集），就是一个姓叶的徽商到哪里经商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集镇。胡适还曾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处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资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徽州商人，近走浙赣、南直隶，尤以苏州、扬州、金陵南部为盛；中走齐鲁、中州、两湖，以临清、武昌为要；远贾燕赵、辽左、山陕、云贵及两广，甚则经闽广而商于海外。徽州人候鸟般的商业迁徙很快成了一种风气，也得到了本土文化的认同。据统计，明清时，江南大镇南翔、塘栖、吴淞、周庄、平望、黄家溪、四安、诸翟等均有徽州人经商。他们讲一种徽州方言，尊一种徽州风俗，有的甚至以自己徽州老家的村名地名命名所迁徙商业街道或码头。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被称作“小江村”。钱塘江畔，徽州人弃舟登岸的地方被称作“徽州塘”。这种情况，在扬州尤为明显。有的学者甚至称，扬州是徽州的“殖民地”。可见，壮观的徽商大军，雄厚的商业资本，确实对当时沿江集镇的形成和繁荣乃至于当地社会结构的调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古代的徽州会出现这样一个大的商帮？这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断增加的人口有关。 徽州最初是当地土著越人的聚集区。在孙权的军队进入之后，开始有外来移民进入。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北方居民南迁，分别发生在西晋、唐代和宋代。这里层峦叠障的闭塞环境，成为中原士族南迁落脚的“世外桃源”。当地大量的宗谱也表明，多数家族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从北方落户徽州。徽州在历史上曾被称为“万山回环”的人间仙境。与胡适先生同年诞生于皖南山区歙县黄潭村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很为自己的家乡自豪，他说：“察看它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每遇天下大乱，就有一些官宦与士族举家向徽州迁居，他们把徽州作为避难所和理想的徙居地。据《新安名族志》记载，汉代以来，从外地——主要是中原地区——迁到徽州的世家大族共有88个。人口的急剧上升，人均土地的相应减少，便可能危及着古代徽州人的生存。 徽州位于皖、浙、赣三省交会处，是一个典型的皖南丘陵山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但是，往往山水风光最好的地方，山多地少，土地瘠薄，也就是最穷的地方。加上几次中原大批人口迁入，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人要活命，就得另辟蹊径找饭吃。在徽州流传有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不少头脑灵活的人，就从事往山外贩卖山货的经营。这一带由于气候湿润，高山多雾，对茶叶、竹子生长十分有利。这就可以做些茶叶、干笋和竹器之类的生意。久而久之，有些货物便成了品牌。如皖南山上多古松，以松为原料可以加工制作多种产品，如松烟制成的徽墨是墨中的贡品。徽州人勤手巧，做的手工艺品也很有特色，纸、墨、笔、砚“文房四宝”、漆器等特产在全国都有广泛的市场。穿行于徽州崇山峻岭中的河流也为商旅往来提供了方便，长江与新安江是徽商走向全国商界的天然通道。皖南的商品，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可以到达杭州，由祁门沿昌江可直达鄱阳湖区，再向北又可出鄱阳湖口进入更广阔的天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经营范围遍及全国各地。 精明的徽商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后，便不满足于仅仅经营家乡的土特产，又进而转向纺织业和盐业，尤其是盐业巨额的利润为徽商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清后期，徽商又向金融市场——钱庄发展。由于徽商钱庄的影响大，以至于徽州方言竟成为钱庄、当铺的行话，“黟县话”是江南钱庄业的行话，“休宁话”是典当业的行话。徽商最辉煌的盐业时代，也就是徽商的鼎盛时期。 明清时，徽州腰缠万贯、富比王侯的巨商大贾比比皆是。道光年间，江南六大富豪之一、皖南西递村的大典当商胡学梓，有当铺36家，商业资本折合白银600万两。其子胡元熙娶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之女为妻，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的亲家。 徽商带来了徽州的繁荣，也带动了徽州文化的崛起，“贾而好儒”便是徽州文化的一个典型特质。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许多徽商锦衣还乡后，在家乡大兴土木，为徽州留下了一片既有异域风格又富有当地特色的各种形式的建筑。现在保留下来的明清祠堂、民居、佛寺、道观、牌坊、桥梁、路亭、园林，还随处可见。有的地方，牌坊连排多至一二十座，整体气势十分壮观。在徽商长期经商和居住的地方，如扬州、苏州、南京等地也如此。扬州城内名园数十处，大多是徽商所建。南河下盐商聚居区有一条花园巷，花园接连不绝，多是徽商所建。徽商的建筑已成为中国建筑艺术中的宝贵遗产。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徽商的另一个特色是商而兼仕。正所谓“以商求富，以富求文，以文求仕，以仕保商”。徽商及其后代的科举入仕为官者，比比皆是。总之，千百年来，徽商作为群体所表现的经营理念、人生哲学及生活情趣，均体现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的儒家思想，从而使“儒”与“商”形成内在联系，而有其儒商特点。只可惜，无论徽商曾经如何发达，但到了清末民初，他们还是衰败下去。有人说，徽商的衰落源于自身守旧先天不足的经营理念；有人说，徽商的衰落在于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性的不动产投资；有人说，徽商的衰落是“太平天国”长期战乱惹的祸；有人说，徽商的寿终罪在十九世纪初西方列强金融资本的冲击。凡此种种，莫衷一是。其实，徽商仅仅是一支封建商帮，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代表，也就必然摆脱不了其自身封建本性的束缚，只能革新而不能革命。在获得大量商业利润后，徽商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动力，将绝大部分的资本输入了封建性渠道，最终走不出封建资本的怪圈。就徽商个体而言，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们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就徽商群体而言，与封建势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是紧紧依附于封建肌体之上。因为他们既拥有巨大商业资本，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这就是徽商所扮演历史角色的两重性。 崇山峻岭重中的偏僻村落中原士族南迁落脚的“世外桃源”
徽派村落
雄村的竹山书院
宰相故里——为曹振镛所立的牌坊
徽商家中“贾而好儒”的文化体现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