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帮的衰亡
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百余年间，引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的，是来自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徽州商帮。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西至川黔湖广，北至京师关外，南至福建两广，东至滨海江浙，乃至南洋东瀛，到处都是徽商的车船店坊，到处都是徽商永不疲倦的身影，到处传扬着徽商顽强奋斗的事迹。只可惜，但到了清末民初，这个商帮还是衰亡了。改纲为票道光十一年冬，渔梁老街一如既往的热闹。衣锦还乡的徽州商人们，像往年一样，陆续从这里下了船，散向歙县的四乡八野；而祭祖之后，他们还将从这里乘船返回淮扬。眼下虽说是枯水季节，渔梁坝下的“龙船坞”里，仍然泊满了南来北往的航船。而数百里之外的扬州，此时盐商们聚集的河下一带，家家门前都提早挂起了红灯笼。对于盐商来说，腊月是个享乐的日子，挥霍的日子，平山堂、曲江楼和马氏的小玲珑山房，连续多天以来，都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灯红酒绿，笙歌竞夜。沉浸于极度奢靡中的徽州商人们还不知道，千里之外的京城，有一件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大事，即将发生。进入十二月以后，紫禁城滴水成冰，道光皇帝却让太监们把大号云铜火盆抬下去，换上了小号火盆。道光皇帝一向节俭，并且谨慎。大清的气象已经大不如前了，吏治败坏，河漕腐烂，“新疆之乱”一闹十年，才刚刚平定。这天，一口气读完陶澍等人关于“请裁盐政、删削浮费”的折子，一向犹疑的道光皇帝果断地下了一道准在两淮“改纲为票”的圣旨。自明代中叶纲盐制度确立，至今已有好几百年，特别是康熙六次南巡之后，奢靡铺张之风日盛，江宁、苏州两局秉承中枢意旨，轮番把持两淮盐务，以致盐价层层加码，私盐泛滥，两淮盐政弊端丛生。徽州盐商通过办理年贡、构筑园林、蓄养昆班、备演大戏，与皇室和官府的关系日益密切，逐渐控制了两淮盐务的运行。所以道光年间，以陶澍为首的一班督抚，就一直在酝酿革新盐务，“改纲为票”。所谓“改纲为票”，即是指将原先在两淮盐区实行的“纲盐制”，改为“票盐制”。纲盐制与票盐制的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纲盐制下，实行盐引制度，徽州盐商作为两淮最大的盐商集团，通过垄断盐引，控制两淮行盐区产、购、销各个环节，由此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徽州盐商资本之所以在清代前期迅速膨胀和积累，即是得益于纲盐制下对两淮盐引的垄断特权。而票盐制实行“招贩行票”，商人只需向盐政部门交纳千金甚至数百金，就可以取得盐业经营的合法权利。第二，纲盐制下，财单力薄的中小商人难以涉足盐业经营，徽州盐商凭借雄厚的资本，在两淮盐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世代相承，保证了家族势力的不衰和特权的延续。而票盐制一旦实行，两淮盐业便不再是徽州盐商独家经营的行业了。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为人见义勇为而胸无城府，请行“票盐法”时，刚刚由江苏巡抚提拔为两江总督。历来漕运、河工与盐务为江南三大政，陶澍就任两江之后，对淮盐的岌岌不可终日，深感忧虑，决心大刀阔斧来一番改革。淮盐的积弊在“杠”，盐自滨海盐场运出后，要经五个坝，每过一坝，都需要重新过秤改包，总共要过十次秤。而抬盐过秤要用竹杠，所以称作“五坝十杠”。在这“五坝十杠”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层层勒索，致使每引盐需要额外多费十两银子，才能到“岸”。“岸”是指定抵达的行销地点。借着北方冬季凛冽的寒风，票盐法一夜之间传达天下。消息传到桃花坞时，黄姓盐商的家里正在大宴宾客，杯盏琳琅，红烛高烧，南曲名剧《牡丹亭》在黄家后园的小戏台上，也才刚演到一半。黄氏祖居歙县潭渡，寓居扬州已有百多年历史，黄家的小戏台名动江南。乾隆以后，扬州盐务竞尚奢丽，婚丧嫁娶，衣服饮食，居室舆马，动辄耗金数十万。有一个盐商，每顿饭都要厨子备菜数十种以上，临用餐时，夫妻俩并坐堂上，下人们一桌一桌，将菜肴抬到他们的面前，请他们验看，看中的点点头，看不中的摇摇头，下人们则根据他们的脸色，不断更换。如此奢华靡费，不是暴殄天物是什么？！这一切都预示着，徽州盐商的气数快尽了。他们中有的好马，平白无故的，在家里养着数百匹名马，清晨自城内疾驰而出，傍晚自城外疾驰而人，五花灿烂，令路人眼花缭乱；有的好兰，从大门口到毒一间内室，遍地摆满了名贵的兰花。一天，一个盐商发愁地问：怎么才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万两银子花掉啊？他门下的一名食客说：那还不容易吗？看我的！于是该食客把一万两银子全都买成金箔，运到金山塔上，向空中抛撤。只见沿江的草木之间金光闪烁，不过片刻工夫，一万两银子的金箔就撒完了。塔下观看的人中，有一名徽商子弟，嘲笑说这算什么？这也太老土了！他当即招了一帮混混跟他回去，花三千两银子，把扬州城里所有的苏州不倒翁都买来，放入保障河中，结果流水一时为之堵塞。当时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每斤高不过四文，最低只有一文，但通过商人卖给水贩，水贩卖给铺户，铺户再卖给小民的层层转手倒卖，最后高达八九十文一斤。有的地方的农民，要用一石稻子，才能换回一小包盐。江西广东一带的贫家小户，竟如陶澍在他的奏折里所说，往往十天半月不知盐味。两淮盐商利用20倍至30倍的价格差额，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以维持他们极度奢靡的生活。现在，随着票盐法的实行，他们的奢华将一去永不复返。几代繁华成一梦票盐法所用的“票”，即是我们今天纳税通行的凭证三联单，用以证明数量、运销地点、限期，一路票不离盐，盐不离票，否则以私盐论处。盐从陶澍指定的捷径王家营子渡河后，一路畅通，到达行销地后，仍然斤两准足，色泽莹白。改票后不到十年，旧时淮扬巨商大贾的庭院，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几代繁华，竟成一梦，昔日锦衣玉食的富家之女，有的甚至于沦落为暗娼。某一日，江南一个盐商子弟，手执双斧疯狂砍伐一株桃树，引得路人围观。桃树是“陶澍”的谐音，以双斧伐桃，是诅咒他快死的意思，可见盐商们对陶澍的仇恨。票盐法的实行，使得徽商的主体盐商迅速衰败。其实没有陶澍的改纲为票，到这时候，两淮的辉煌也是落日残照了。对于纲盐带来的巨大利润，清政府早就垂涎三尺，为了在正常的盐课之外，从盐商们的身上榨取更大的油水，乾隆三十三年，清政府策划了一起震动两淮的提引案，一次性从两淮追缴历年余利银1000余万两。这是清政府对两淮的一次公开大掠夺，徽州盐商因此受到重创。此时的两淮盐务总商，是曾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江春。事发之初，人心危惧，江春毅然赴京，凭着自己和乾隆的私交，平息了这场风波，虽忍痛掏了1000多万两银子，但到底保全了众盐商的性命。提引案加快了盐商的衰亡，这之后，两淮盐务进入难以为继的时期，到了嘉庆八年，总商鲍芳陶告退，两淮盐引居然没有人愿意出面承运。徽州盐商子弟也越来越视盐业为险途，不愿再涉足其间。棠樾鲍氏在鲍志道出任两淮盐务总商的20年间，有很多人进入盐业经营，但自嘉庆年之后，鲍氏子弟基本上就绝迹两淮了。负担重、私盐盛、官引滞，是两淮盐商经营中遇到的三大障碍，也是无法解决的三大难题。究其根源，在于官府和官吏对盐商的层层盘剥。而这又是封建专卖制度下的不治之症。只要清政府视盐课为国家命脉，只要各级官员视盐商为俎上鱼肉，盐商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官盐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私盐也就会越来越泛滥。据记载，当时淮北一带，活跃着一支庞大的食盐走私队伍，人数最多时，竞达数十万之众，使官盐的销售市场日益萎缩。这样，淮盐销售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盐商也越陷越深，最终沉没其间。两淮盐业极盛时，有数百家盐商承运，由于层层盘剥，年年亏空，到了道光年改票前夕，仅存数十家。两淮盐商的衰落，反映了两淮纲盐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陶澍的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 改票数年后的某一天，有人路过江春的康山园，惊讶地发现，昔日这座扬州城里著名的私家园林，竟只剩下一池枯水，几株老树了。正是暮色苍茫时分，四周非常安静，大片的飞鸟落在残破的亭榭之上，偶尔发出一两声哀鸣。那人木然而立，回想起江春当年，率领众盐商几次接驾，繁花似锦、挥金如土的场景，每遇捐输、动辄百万的豪情，不由得感慨万千。捐输名义上是盐商对朝廷心甘情愿的报效，实际上是官府对商人们的榨取。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商人吴养春一次性向朝廷捐银30万两，开徽商捐输之先例。人清之后，徽商捐输数目之巨大，更为惊人。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年间，两淮盐商共向朝廷捐银近4000万两，稻米35万石。每次捐输，多则上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所以像江春这样名动公卿的大盐商，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衰亡。而在捐输之外，清政府极力鼓励商人捐资赈灾。徽商亦贾亦儒，经营中讲究“儒道”，致富后讲究名离，明代开始，每遇荒年，徽商都不惜巨资，赈济灾民。尤其是康乾年间，盐商富名在外以后，各地一遇水旱蝗灾，政府号召捐资赈灾，徽商往往首当其冲。以歙县大盐商汪立庚为例，雍正九年海啸，雍正十年、十一年江潮，汪氏连续三年捐琅数万石，同时设药局，施棉衣，使九万余人免于冻饿。仅雍正一朝，敏州盐商的赈灾款就不下千万。赈灾之外，又有助饷，所谓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的军事行动。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朝廷出兵平定大小金川，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在嘉庆四兰三月到八年正月的不到四年的时间内，两淮盐商连续六次捐输助饷，丢耗银700万两。如此巨额的助饷，即使是挟资千万的大商人，也难以应付。捐输、赈灾、助饷，大量消耗了两淮盐商的资本；陶澍的改纲为票，又使他们失去特权，陷入举步维艰，但这还不是徽商的灭顶之灾，灭顶之灾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接着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迅速向北推进。这场战争历时14年，战火蔓延18省600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了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六朝古都南京，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定都于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随即成为清军和太平军之间拉锯战的主战场。战争带来灭顶之灾太平军与清军展开拉锯战的两江地区，正是徽商经营活动的最主要的区域，如果说捐输助饷损害的还主要是盐商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则是对所有徽商，对徽商涉足的所有行业，盐、典、木、茶、粮、棉等全面的毁灭性打击。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时期，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乎中断。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吴楚贸易，盐从两淮运往湖广，粮从湖广运往江浙，布匹从苏杭运往川鄂，木材从川、鄂、赣运回苏浙及北方广大地区，这一切都是属于吴楚贸易。而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水系的军事对峙相相互进攻，导致长江航运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几乎中断。吴楚贸易是徽州商帮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便陷入瘫痪。1853年4月1日，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被太平军攻陷。半个月后，满洲将领琦善和胜保屯兵于扬州城外，切断了扬州的对外交通。这以后，被称作“江北大营”的清军与太平军在扬州城外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扬州城几度易手，盐引停运。徽州木商最重要的贸易基地南京，于1853年3月19日，早扬州十多天被太平军攻克，随即成为太平天国国都天京。而太平天国实行“禁商”政策，“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南京的商业贸易几乎停止，徽州木商无法进行中转，木材停运。此时四处兵荒马乱，战火纷飞，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镇一座接着一座被太平军攻克，徽州典当屡遭洗劫。扬州、南京、常熟等地的徽商携带细软，跌跌撞撞，侥幸从城里逃出，回头看看，整个江南都在一片战火之中。茫然四顾，逃出来的徽州商人有一瞬间的犹豫，但很快，就下意识地奔向徽州本土。然而，从练水上岸的徽州商人惊呆了，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渔梁老街，同样是一片断壁残垣。史书上说，太平军第一次攻入徽州，是1854年的2月20日，太平军悍将、人称“顶天侯”的陈狮子率兵占领祁门，杀了县令唐君治，从此拉开了太平军和清军在徽州交战的序幕。双方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64年8月，同治三年七月。而发生在徽州的战事有三大特征：一、延续时间之长，几乎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的时间相始末；二、战火蔓延了徽州所辖的各县，无一地幸免；三、交战殁方于徽州城池的相互易手非常频繁，表明了战争的异常艰苦和激烈。从未经历过战乱的徽州，这一次却意外地卷入了战乱之中，前后长达12年时间。挟资返乡的徽州商人们本意是想在本土躲避战乱，保存资本，没想到却是自投罗网，面临三股军事力量的搜刮洗劫。这三股军事力量是：湘军、太平军和地方团练。在多种势力的搜刮下，徽州的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无数徽商，死于非命。有这样一则记载：休宁巨富汪登载带着仆人，仓皇从北门逃出时，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带，只匆匆收拾了一包细软。身后，汪氏在汉口经营百年的数十间商铺，已经葬身于火海之中了，汪登载出得城来，不由得老泪纵横。在男仆的搀扶下，他一步一步向着徽州的方向艰难行走，多年来一直是养尊处优，徽州的崎岖山路，他已经走不惯了。一路上草木皆兵，谣言四起，兵荒马乱。到了后来，仆人佣工各自逃生，将他一个人遗弃在路边。他爬进一处悬崖躲避，惊魂未定，又进来一个避难的农民。他看见这人的包袱里，有三四个米果，饥饿难忍的汪登载，想用一根金条去换一个米果，那农人竞不愿意。休宁巨富汪登载，最后饿死在山崖下面。湘军、淮军和太平军、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徽商的终结。战乱之后，徽州人口急剧减少，按《清稗类钞》上的说法，“男丁百无一二”这对徽商的影响至深至远，一方面，死亡人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商人和商人子弟，长期经营积累的经验、智慧、经营方式乃至资本，随着他们的死亡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徽州大量人口的死亡，也使得徽州从商人员顿减，徽商后继乏人。徽州战事的结束，以清军总兵刘明灯在歙县以南一个叫建口的地方，捕获李秀成义子李世贵为标志，这时咸丰皇帝已经病殁热河三年多了，身后留给他六岁儿子的，是一片破烂江山。十九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噩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最后辉煌之后，中国人突然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禁海锁国，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经济失去了发展机遇，而且也无法建立起一支像样的海军。400年前，郑和坐在装饰华美的宝船上，率领价值600万两银子的庞大船队下西洋；而今，洋人依仗船坚炮利，公然叩关，为感谢妈祖保佑郑和化险为夷而建造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的地方。东南糜烂，山河破碎，内廷腐败，列强虎视耽耽。而在明清商业舞台上叱咤了近400年之久的徽州商帮，此时也和这个封建帝国一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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