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风遍拂
这天灯下，雍正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打开了一份奏折。是御史刘于义的折子，忧虑山西地方的风俗：“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这怎么能行呢？雍正帝有些生气，很不客气地下了一段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朱批的后面，是一段申斥的文字。雍正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还多次说过“山西人一等人经商，二等人务农，三等人当兵，四等人读书”这样的话。雍正是个性情很严苛的皇帝。四等人也就是笨蛋才让他去读书，将会直接影响到王朝的科举取士，影响到文官们的素质，所以他每说这话，语气都很不高兴。而产生徽商的徽州呢？恰恰相反，是一等人读书，二等人经商，如清代大诗人王世贞在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所慨叹的那样：“虽十户村落，亦有讽诵之声。”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对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历来推崇。也因此明清两代徽州人中进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省份。据统计，徽属六邑明代中进士者，是392名，清代是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数字，但也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蟾宫折桂，魁台历游，在深山僻壤也不乏其人。于是徽州各地便流传有不少科第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三殿撰者，是指歙休二县而言。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状元黄轩为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状元金榜为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状元吴锡龄为休宁人。四翰林是指同治十年辛未同科考中进土并一同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歙县岩寺的洪镔、郑村的郑成章、潭渡的黄崇惺、西溪的汪输。这四个村镇都坐落在丰乐溪沿岸十里之内，所以说是“十里四翰林”。如今，丰乐溪水依然清澈，夹岸绿树也依然繁茂。歙县唐模村的许承宣、许承家兄弟，分别于康熙三年和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并授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被当地人称之为“同胞翰林”。这座站立在唐模村口的同胞翰林坊，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兄弟。而小小的一个休宁县，竟然出了19个状元。与徽州的乡风截然不同，晋中乡俗注重的是“实利性”，乡谚所谓“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在清代，晋商所在的山西一省，无一人中状元，即使是进士，也处于历年递减的态势中：顺治时平均每科中进士33人，康熙时16人，乾嘉时不足12人，咸丰、同治时不足10人，到了光绪时期，全省中进士者，已经不足10人了。所以清末的晋中学人刘大鹏，这天像往常一样在瓜棚下记日记，写着写着，就不由得有些灰心。他写道，近年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经商甚重。刘大鹏是晋中乡间有名的读书人，他的《退想斋日记》，记述了晚清几十年间乡风世习的演变。不知他是否听说过这则徽州民谚：“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一家不读书，一家一窝猪”，如果听说了，他一定更加灰心。在旧时徽州，你是找不到不读书的人家的。徽商出资以宗族为支撑的书院，保证了族中子弟能够接受普遍的教育，有时是强制性教育，而走进晋商大院你则发现，晋中的书院，往往是建在巨商大贾自家的院落里，它只供家中的子弟们读书。作为封建时代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商帮，徽商和晋商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书院林立是徽州儒风经久不衰的根源。据考证，古徽州一带原本只生活着苗越部族的一支，因土著山民深居山中，刀耕火种，几乎与世隔绝，但在中原文化的反复冲击下，他们很快被汉风唐韵感染，土著逐渐脱俗趋雅。读书人在这里受到尊重，社会地位日渐提高。至宋元时，文人雅士聚集，学派名流辈出，堪称教育发达、文化昌盛之地。元代休宁学者赵涝赞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徽州人虽从商者众多，但仍重视启蒙教育。书院，或称书屋、精舍，是一种官民同办的高级教学机构。自宋代文人创办书院的风气盛行开来，至明清尤盛。徽州是中国最早创建书院的地区之一，儒学兴旺，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相当发达。《两淮盐政全德记》说：“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学之地自府、县学之外，多聚于书院。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宅坦创办了徽州第一私家书院——桂枝书院。此后教育机构蓬勃兴起，各类官学书院、精舍、书堂、家塾、社学、义学遍布各县。此后，这种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 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其间历经朝代更迭，兵燹战乱，官方倡禁等，虽命运多舛，兴衰多变，但恪守“徽骆驼”精神的顽强的徽州人，始终视之为精神和文化的圣坛，许多书院是虽因多种原因废（坏）而举众之力再建。至清末，境内仍有众多书院尚存。如绩溪之东山、歙县之紫阳与崇正、黟县之碧阳、休宁之海阳书院等。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教育的日益繁荣和文风的馥郁昌盛，为徽州赢得了“礼仪之邦”、“东南邹鲁”之美誉。在书院教育环境下，徽州涌现出了程大昌、罗愿、郑玉、朱升、程敏政、汪道昆、许国、江永、渐江、江春、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郑复光等历朝重臣及知名学者。近代更有王茂荫、黄宾虹、许承尧、吴承仕、胡光墉、张曙、陶行知、胡适等大家。在为社会为时代培养人才方面，徽州书院教育可谓成绩卓著。据统计，宋、元、明、清四朝，徽州一府六县后共办各种书院多达 260 余所。书院的建置者多为名宗大族、富商巨贾，亦有学者名流、府守县令。属官办的，有歙县紫阳、斗山书院，休宁天泉、还古书院，祁门东山书院，黟县碧阳书院等，但更多的是民间宗族为科举或私人为讲学所办，如歙县师山书院、西畴书院、友陶书院、竹山书院；婺源明经书院、万山书院；休宁西山书院、柳溪书院、秀山书院；祁门梧冈书院、白杨书院等。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 1246 年创建至 1906年改办为紫阳师范学堂，长达 660 年，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传统语文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注重儒家经典义理阐发。书院大多效法朱熹白鹿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其一，书院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和乡土情感教育，讲究义利之辨，讲究忠孝仁礼，讲究化民成俗，为善其乡。其二，书院奉行开放性的教育教学方针，强调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主动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注重学术的研究，不仅藏书广泛，而且还自行刊刻印刷书籍，组织讲会、塾讲和各种文会。其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徽州各书院还凝聚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有的注重考课，管理严格，赏罚有规，一丝不苟；有的提倡自学，重视读书，自由讲学，独立研讨；有的提倡诵读和涵咏体味，强调学生的博览与积学；有的提倡悠游学习，游历山川名胜，诗文酬唱，陶冶情操。书院师生关系融洽，学子仰慕导师，更有不远千里蹑屩负笈跟随而来者。学子们久居山野，不顾清苦，以为学业精进与德操修养。师生之间、学子之间相互砥砺切磋，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和谐的教育形式，并形成了尊师爱生重教的良好氛围和社会风尚。徽州教育鼎盛和儒风兴起，也与教育家朱熹的毕生努力有关。朱子一生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先后创办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武夷精舍，三次到徽州书院讲学授徒，还亲为紫阳书院订立院规。在他的推动下，吸引了王阳明、湛若水等一大批学界名家来徽州讲学，刺激了徽州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儒学勃兴。同时宗族创办书院也蔚然成风，为了宗族的荣耀，宗族祠堂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子弟读书上进的措施。对于族内贫困学子，采取祠堂资助的方式，从此“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众。如祁门六都村，自宋至清，一村之中共建4所书院，5所私塾，3所义学。可见徽州教育大有“儒风独盛甲东南”之盛况。教育鼎盛造就了一大批官宦商贾人才。徽州人虽然极羡“耕读两径”的田园生活，但客观上又不得不“镟贾四方，以就口食”。亦贾亦儒，成了徽州人调整心态的一个平衡点。经济实力的增长，促进了教育的繁荣，经过长期的文化熏陶，徽州科举及第人数众多，学者名流辈出。强劲的儒风使徽州文化的品位迅速地得到提升。徽州的地理单元相对独立，但它对外部文化兼收并蓄，这使文人学者进则宦海商场，退则恬淡隐居。徽州文化，内涵丰富，既有高深的主流，也不乏三教九流诸学。在徽州儒风的潜移默化下，徽州人注重追求品格、人格、礼仪等道德完美方面的，注重内心精神享受。在封建时代，传统的“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在士、农、工、商中，商居四民之末。商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主要途径是加入士人的行列，读书登第，取功名，成为达官显贵。汪道昆有一段话说得相当透彻，他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这段话，反映出了当时商人们的心态与追求。徽州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体“儒商”，也悄悄地刮起一股儒风。同时，儒商在催化古老文明、推动文化修养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歙县商人鲍柏庭有句话表达了徽商致富后重视教育的一面：“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他们在乡野追逐高雅，在田园崇拜仁学，在民间论理争讼，力求契约文明，并通过宗族的影响力，传递着这种忠孝节义的思想，净化了族民社会风尚。如设堂号，题门楣，竖禁碑，立规矩，民居中家家均置中堂，挂名人字画，悬哲理楹联。由于经济的作用，徽商在徽州社会中也充当了主导文化整合的作用，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州文化发展的中坚。徽州普通百姓在这种风气的引导下，也产生了追求文人生活情调的心理。厢房中书案的设计，显修身之道，示儒者温存。粉墙中鸟兽的描绘，庭院中漏窗的装饰，门罩上砖雕的传情，都充分体现了徽州人从实用到艺术追求的跨越，从物质到精神追求的进步。在儒风遍拂的良好氛围下，六邑中一批有一批“亦贾亦儒”徽商名扬天下就不足为怪了。休宁状元博物馆休宁海阳书院
黟县南湖书院
歙县古紫阳书院
歙县竹山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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