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徽州教育概况
古徽州历史上交通不便，四处环山，成为理想的战乱避难之所。由于来自中原的大家名门，不甘心从政治上撤出，加之长期的“学而优则仕”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将良好的学习愿望带到了古徽州。古代科举成为大多数人改变身份，进入仕途的唯一有效途径。所以，对教育的重视在徽州更加得到了体现。自两晋南北朝中原人士大规模迁入以来，这里的教育开始兴起。唐宋是徽州教育兴起与发展时期，徽州府学始建于唐，所辖各县也在北宋和南宋先后建立了县学。南宋时徽州还出了大教育家朱熹，其教育思想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徽商的崛起，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极为兴盛，书院私塾遍布城乡。由儒入仕和由儒入贾两种思想的结合更是在明清时期将徽州的教育推向了鼎盛。古徽州教育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１）府（州）学、县学，这是官办教育机构。其特点是教官由朝廷委派，它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宗旨，教学内容主要是服务于科举的四书五经，它是读书人进身的必经之阶，在徽州极受人们重视。如歙州州学始建于唐代，是徽州最早的地方官学。（２）书院，又称书屋、精舍。其特点在于它是既独立于官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３）社学，这也是一种官办的教育机构在元代，除设州、县学外，还以乡中每50户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明洪武八年，徽州六邑有社学462所，清康熙时，徽州社学发展到562所。其特点是以地域为单位，官办民助。因为社学经费除官方出资以外，更主要的还是靠各乡族捐助。所以社学从形式上看起来是官办，实际上却是官民结合的办学形式。（4）义学，这是捐资助学的教育形式。主要以氏族祠堂、庙宇地租收入或私人捐资等方式办学，其特点是不收学费，家境贫寒子弟亦可入学。（5）村塾，这是村民共同出资的教育形式。其特点是村民自愿组合，共同聘请和供奉塾师。（6）家塾，这是民间独资的办学形式。其特点是某户独资聘奉塾师在家中教育子弟，受教育者可足不出户。（7）学馆，这是民间私立学校。其特点是塾师在家设塾招生。
徽州教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古徽州书院。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既有官办，又有私办。绩溪人胡忠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创办在绩溪县龙井村东之山阜的桂枝书院是徽州最早的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
徽州最著名的书院是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的歙县紫阳书院。这是全国著名书院之一。此书院始建于徽州府城南门外，南宋理宗皇帝御笔亲题院名匾额，元代三易院址，时兴时毁.明代正统年间迁于县学右之射圃。明正德十四年，郡守张芹在紫阳山中又建一紫阳书院，于清代日渐兴隆。康熙、乾隆先后亲题“学达性天”、“道脉薪传”两额。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歙人曹文埴、鲍志道等在县学后朱文化祠遗址创建古紫阳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紫阳师范学堂。该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纲，以讲学与道德修养为主旨，崇奉正宗的朱学。自创办至改办学堂长达660年间，紫阳书院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
徽州另一所著名的书院是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休宁县还古书院。此书院院位二休宁万安古城岩，它是陆王心学在徽州的中心。另外，歙县的师山书院、斗山书院，休宁的东山书院、天泉书院，婺源的明经书院、福山书院，祁门、绩溪的东山书院等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书院。
徽州的教育很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以儒入仕，以儒入贾。徽州山穷水浅，土地贫瘠，人们只有向外求发展。首选之路便是通过读书而入仕，仕途不畅则入贾。能入仕入贾，全是教育之功。其二,有较稳固的经济支撑。首先，学田为府、县两级官费师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有力保障。因为学田是古徽州为府、县学所置的田产，按官府规定，学田收入全部入官，以供给府学、县学师生之廪禄，它是府学、县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徽商的慷慨捐助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发展。明、清时徽商猛然崛起，并称雄我国商界三百余年。经商致富的徽州人更是看重读书入仕，也就更加重视对后代的教育。明歙县盐商鲍柏庭就说过：“富而教不可缓，徒积资产何益乎？”祁门商贾胡天禄“输田三百为义田，使烝尝无缺，塾教有赖，学者有资。”这都为徽州教育的发展从经济上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其三，有一支淡泊名利，倾心教育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在朱熹教育思想的影响和诲人不倦精神的感召下，古徽州出现了许多矢志不渝“正义明道”，心甘情愿献身教育的大儒者。婺源大儒汪炎昶，隐居深山十年，专心致力于讲学授徒；元末明初歙县大儒郑玉，一生绝意仕进，而勤于讲学授徒因门下受业者众，室小难容而筑“师山书院”行教。清代婺源大儒江永，一生不以利达富贵为事，唯以教育英才为乐。歙县经学家程瑶田，一生淡泊名利，投身教育工作，并“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徽人这种淡泊名利，心甘情愿献身教育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近现代徽州出了不少知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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