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春晓：棠樾牌坊名天下
在皖南徽州地区，牌坊与民居、祠堂并列为闻名遐迩的古建“三绝”，被誉为古徽州的标志性建筑。皖南牌坊又以歙县最为集中，历来享有“牌坊之乡”之誉。据史料记载，歙县历代共建牌坊250多座，现存牌坊82座。而棠樾牌坊群则是安徽省存量最大、保存完好的一处牌坊群。 牌坊是为宣扬礼教、标榜功德、荣宗耀祖、旌表贞烈而建的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在封建社会里，为了表彰在功勋显赫、贞洁道德、科举成就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官员士族和贞烈节妇，当朝政府常常批准在这些人的故里村头修建“功德牌坊”，借以宣扬忠孝节义的礼教思想，号召人们以此为榜样报效朝庭。牌坊作为一种文化性很强的特有建筑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载体，同时亦为后人留下文化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宝贵财富，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典型象征。 棠樾牌坊群位于歙县郑村镇棠樾村东大道上。一连七座牌坊，自村口次第逶迤开去，拔地而起，古朴典雅，气势恢宏。虽然分别修建于明代和清代，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但形同一气呵成，建筑风格混然一体，是明清时期牌坊建筑艺术的代表作。 我们如今行走在这些高大牌坊下，仰首端详那些精美的雕刻和铭文，仔细聆听一座座牌坊背后的典故，可从中可以窥见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和徽商发展崛起的某些片段，也搞清了当时科举、奖励和等级制度的有关设置背景。 古代牌坊的建造和规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这与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紧密相关。从牌坊的建制级别来看，由低到高依次为敕建、圣旨、恩荣、御制。其中敕建的级别最低，由皇帝口批恩准即为敕建；假如皇帝以书面批准则为圣旨；若皇帝对有功臣民或显著事迹主动提出建立牌坊嘉奖则为恩荣；上述情形费用都为自筹，只有最高级别的御制为朝廷公费建造，可见其重要程度。 立牌坊不仅审批程序繁复严格，对于建造的规格也有着等第的严格区分。“牌坊的级别论柱而异，柱脚越多，级别越高。”而且“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这些具体数字是等级制度的形式符号，是封建统治者在维护统治过程中的又一有力工具。 从牌坊表彰的内容看，也充满着当时主流的政治伦理趋向。为了表彰在为朝庭兴旺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功德牌坊自不用说；科举中榜的牌坊则是统治者理解寒窗苦读的艰辛，满足历经千锤百炼终达皇榜的读书人的内心成就感和家族荣誉感，允许其建造牌坊以为鼓励奖赏；那些宣扬孝子、节妇和大富大贵光宗耀祖的牌坊，更多体现了巩固宗法制度的目的；而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则是徽商“以商入仕，以仕保商”的成功道路的记录，反映了政治与经济互为融贯的密切关系。 一座牌坊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是历代朝廷政府重视“精神文明”的记录，也是古代文化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珍贵遗产。自为惊叹，不虚此行。
鲍灿孝行坊 建于明嘉靖（1552—1567）初年。牌坊挑檐下的“龙凤板”上镶着“圣旨”二字，横梁正反各有一对浮雕雄狮，显得颇为英武。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据《歙县志》记载：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他的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又因为他教育子孙有方、被皇帝“荣封三代”。由于鲍灿的曾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所以皇帝赠鲍灿“兵部左侍郎衔”，并特地为其立坊。
慈孝里坊建于明永乐年间。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余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是皇帝亲批“御制”的。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让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来朝廷为了旌表他们，赐建此坊。牌坊上还铭刻了明永乐皇帝的《慈孝诗》日：“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故事后，欣然写下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又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几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 建成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为旌表鲍文龄妻汪氏“矢贞全孝”、“立节完孤”而建。据县志记载，汪氏为棠樾人，26岁守寡后，含辛茹苦，终将儿子培养成歙县的名医。寡妇守节，抚子成立，被宗法社会认为是最大的孝行，所以族人为其请旌，建起了这座宛如其化身的牌坊。
鲍淑芳父子义行坊 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濑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想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便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
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 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为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劲三冬”、“脉存一线”而建。据县志记载：吴氏，嘉定人，22岁嫁入棠樾。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对前室的孤子元标视如亲生，尽心抚养，直至其成家立业。鲍元标也不负母恩，终于成为清末著名的书法家。年老之后，吴氏又倾其家产，为亡夫家修了九世以下的祖墓，安葬好丈夫和族属中没有钱安葬的人。“厚葬”也是对祖宗的孝顺，当然也值得颂扬。吴氏还尽心侍奉患病的婆婆到寿终。她在60岁时辞世。吴氏的举动感动了当地的官员，遂打破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牌坊。
鲍逢昌孝子坊 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据记载，逢昌的父亲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清顺治三年（1646年），才14岁的逢昌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最后终于在甘肃的雁门古寺找到了生病的父亲。他为父亲的背疽吮脓疗疮，并扶持父亲回到家中。旋又割股为母治病。其孝心遐迩，族人称“天鉴精诚”、“孝愈其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奉旨旌表。
鲍象贤尚书坊明天启二年（1622年）建。为旌表鲍象贤镇守云南、山东有功而建。据县志记载：鲍象贤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他曾经远赴云南边防任职，使边境得以安定，当地百姓还为他建了生祠以示感恩。由于秉性亢直，卑视权贵，鲍象贤多次遭到奸臣的中伤，政治生涯几起几落。但他一直抱持“官不择位”的思想，廉智自持，不计个人毁誉得失，一如既往地效忠社稷，在死后才被追赠加封为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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