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之《无徽不成镇》\《四水归堂》
徽商之《无徽不成镇》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胡适先生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庄，当时就有了“先有胡万和，再有川沙县”这么一说，这与“无徽不成镇”异曲同工。“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没有明确的考证，只是在民国《歙县志》里说：“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既然是“向有”，流传时间应该很长了。南京高淳县城里有一条老街，号称“金陵第一街”。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路过此地曾留下《高淳道中》抒情诗篇。老街历史悠久，而它的繁荣则得益于徽州商人的崛起。高淳距离徽州不远，最初的时候，徽州商人顺流而下，他们带着黄山山货，将商船、竹筏、木排等停靠在官溪河岸交易。春暖花开的时候，岸柳浓荫，盛夏的夜晚，客船渔火点缀，官溪河岸日渐喧闹。时间久了，河岸建成了街市。一条狭长的街道，大大小小开了170余家铺子。“药材仁成堂、中街天兴祥、人参魏长庆、老店王元昌、胡家卖药连处方、夏家蚌壳疮药‘一扫光’。”这是流传在街市上的一句顺口溜，由此可见旧日老街的繁华。如今，置身于老街，那经年已久的店铺，斑驳沧桑的石板路，徽派风格的马头墙，光彩犹存的木雕，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徽州商人们一路风尘的岁月。长江，横贯东西；大运河，纵横南北。徽商沿运河北上从事商品贩运活动，固然可获厚利，但却难免在远离故土的北方遭遇势力强大的山陕商人与之竞争。而从事沿江贸易，则徽商却享有地利之便。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使他们自己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而积累了巨量的商业资本，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徽州灯，皆上新河木客所为。岁四月初旬，出都天会三日，必出此灯，旗帜伞盖，人物花卉鳞毛之属，剪灯为之，五色十光，备极奇丽。合城士庶往观，车马填□，灯火达旦，升平景象，不数笪桥。”这是清人甘熙记录在《白下琐言》的一段话，描摹的是南京都天会的排场。明清时期，南京上新河一带聚集着大批的徽州木客，即徽州木材商人，徽州木客对于南京社会风俗，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都天会所祀之神为都天神，清代康、乾时期起，徽州“乡俗尚淫祀”，每当酷暑，往往虔奉都天神，“奔走骇汗，烦费无度”。随着徽商的大批麇居南京上新河，都天会也就成了南京的一大景观。对于木商的“徽州灯”，民国时人夏仁虎的《岁华忆语》也有记载：“金陵之龙灯，自上灯后，即游街市，分二组：一军营，一木商也。长或十余丈，多至百余节，盘飞舞，各有家法。司其首尾者，皆称健儿，中间搀以高跷、跳狮，或蚌精及各种杂剧。灯所过市，人争燃爆以助兴，大人家或具元宵茶点，开门延之，曰接龙灯。爆竹愈多，舞者兴愈高，彩愈烈。或回旋院庭，或盘绕梁柱，复间歌唱锣鼓，想见升平佳况。”字里行间，徽州木商的排场的确相当可观。甘家大院位于南京城南，主人就是甘熙。北京故宫有9999间半，南京甘家大院有99间半，可以算作民间故宫了。甘家大屋的成名，一来因为主人甘熙的藏书，二来是因为房屋的奢华，再者这里是京昆票友雅集的地方，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就在这里收了甘家票友为弟子，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风英也是从这大屋子走向大舞台的。当我们走进甘家大屋的时候，昆曲票友们正丝丝入扣地演唱，余音缭绕，飞越了甘家高大的马头墙，传统刹那间在这里得到了接续。像这样的雅集，在南京颇为常见。历史上，南京的戏曲活动相当活跃，这跟徽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末年著名的文人侯方域在《马伶传》里记录了明末南京城内发生的兴化、华林两大戏班一场著名的竞技：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世，人易为乐……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华林、兴化二班的对台戏固然是由“新安贾”即徽商策划的，而兴化班要找回面子重唱对台戏，也须求得新安商人的支持。在那个年代，徽商领导着文化消费的新潮流。明代文坛大家王世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领消费新潮流的文字：“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苏州能够引领全国的消费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也是因为有徽商的推波助澜。在徽州，有一首歌谣名叫《写封信啊上徽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叫爷不要急，叫娘不用愁，儿在苏州当伙头……”可见，苏州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苏州，明清时期东南著名商品集散中心，为“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乃商贾通贩要津”，当时“阊胥两门夙称万商云集，客货到埠，均投行出售”，“远方贾人，挟资以谋厚利，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与西汇之木牌，云委山积”。阊门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还有“吴丝衣天下”之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把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大量的商人，纷纷携带巨资，聚集到了苏州。这其中，徽商最为活跃。清乾隆十三年的时候，苏州阊门外越运河的渡僧桥，因遭火灾而倾坏，致使交通受阻，当年就有8家布商捐资修复，而这8家之中就有6家是徽人。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沿着阊门一直向西到大运河边的寒山寺，将近20里的大街，两边商铺林立，是苏州商业的中心。当时整个苏州的格局，东边是手工业区，城西是商业区，在这个商业区里面，来来往往，声音最为洪亮的当属徽州商人。当时徽商经营的汪益美布号“计一年销布约百万疋”，“增息二十万贯”，以致控制用军服布和边境贸布，一直到输向西方。如1812年东印度公司记载输入二十万疋中，两万疋运去英国，一时苏布名盖四方。汪益美布号，几百年长盛不衰，是江南地区一个最重要的布号。当年苏州有个说法：“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苏州两个潘，即“贵潘”潘世恩与“富潘”潘岁可。潘岁可，人称南石子潘，设有潘万成等九家酱园；潘世恩，人称庙巷潘，设有潘所宜、瑞泰信等十二家酱园，资本雄厚，是苏州著名的富商缙绅。潘所宜生产的豆腐干成为苏州珍品，是苏州家喻户晓的特产。潘家的酱园现在已经没有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老房子，老房子里的纱帽厅，纱帽厅里的尘埃。留下的还有，在故土徽州大阜，潘氏后裔所津津乐道的“周漆吴茶潘酱园”。周家卖漆，吴家贩茶，潘家在苏州开了酱园。大阜的村民骄傲的是，江南各地的潘氏后裔，推其渊源，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里去。苏州的“贵潘”和“富潘”，他们都是大阜潘氏的后裔。潘世恩是“贵潘”中最著名的一员，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太傅。潘世恩的孙子、曾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是同光朝与帝师翁同龢齐名的文人雅士，家世清华而又风流无羁，诗辞歌赋、碑版书帖，无所不好，无所不藏，且于光绪八年与翁同龢一起，翩然入军机。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家世，在大阜，当然是值得夸耀的。大阜潘家是徽州的名门望族，“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风敦”，徽州人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叔带侄，舅舅带外甥。这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参与市场竞争，建立起对城镇市集的垄断性经营。沿江一带“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就是在徽州宗族势力的全力支持下形成的。今天，在许多城市还遗存有“安徽会馆”，也许这是徽人建立在异域他乡的祠堂，徽州商人利用会馆来处理徽商内部之间的事务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会馆代表的是徽商的利益，代表徽商直接与官府交涉相关商业事务，并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说的是人间仙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的是人生至乐。那么，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清人黄钧宰认为：“扬州繁华以盐盛。”早在西汉初年，扬州就开始经销食盐。吴王刘濞曾经“煮海为盐”。当时为了便利运盐，从扬州的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和如皋蟠溪，开了一条运河，也称邗沟，后来又称运盐河，是古运河上一条最大的支流。唐代，扬州也是淮盐的集散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扬州盐业的鼎盛时期。作为两淮盐业的营运中心，扬州城里盐商云集，水上盐船如梭。这些聚集于扬州的商人，每年将两淮所产的大宗食盐，转运6省行盐地域。这种转运贩卖，是官商结合的垄断贸易，无人与之竞争。因之，以扬州为中心，在“开江”之后，盐船扬帆而去，白银源源而来。明代万历年间，有人估计扬州盐商资本约为3000万两，清代有人估计为七八千万两，这与乾隆时国库存银数大致相等。这是两淮盐商资本的总数字。当时一句话叫做“盐利甲天下”，清朝的财政收入，很多都是仰仗于盐业。在明代，“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的“中贾”也比比皆是；到了清代，有些巨贾“富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这些巨额资金集中在扬州及其附近地区，这是扬州繁华兴盛的根本条件。河下老街位于扬州城南，紧邻大运河，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集中居住、交易的一个地区。盐商汪氏住宅，住的是歙县商人汪鲁门。汪鲁门的产业比不上江春那些人，他们是商总，是“盐筴祭酒”，然而汪鲁门的宅子是老街上保留最完整的。“巴总门”，让我们想起了位于歙县渔梁街道上的“巴慰祖故居”，扬州“巴总门”经营的也是盐业，他的弟弟巴慰祖却是新安篆刻的一个大师。不远处的“引市街”，街名就直观地告诉人们，两淮盐引的交易就在这里。巷子虽小，做的却是统领全国盐业市场的大生意。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正因为如此，陈去病在《五石脂》一文中才这样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年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黄氏四元宝在扬州业盐经商的时候，正赶上乾隆南巡。作为与官府联系最为密切的垄断行业，盐商在皇帝南巡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竞相造园，以此来争取得到皇帝的青睐。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宵。处处是兰桡！虹桥横跨在瘦西湖上，最先是明人架的一座木桥。因为桥的栏杆为红色，所以叫“红桥”。到清代中叶，木桥改建为石桥，如同虹卧于波，便又称“虹桥”。“虹桥”的修造者是黄履昂，《扬州画舫录》记载：“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筴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这“四元宝”便是黄履晟、黄履暹、黄履灵、黄履昂四兄弟。黄氏四元宝之一，黄履暹的“四桥烟雨”，乾隆皇帝游览后赐名为“趣园”。而黄履晟家有“易园”，黄履昂家有“别园”。道光18年，金安清亲眼目睹了扬州园林的兴盛，他在《水窗春呓》中记录道：“扬州园林之盛，甲于天下。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各盐商穷极物力以供宸赏，计自北门直抵平山，两岸数十里楼台相接，无一处是重复。”由于徽商的奢侈消费，竞相争造私家园林，一方面抽走了大量可用于生产和交换的商业资本，也使部分徽商处于囊中羞涩的窘境；另一方面，却又催生了整个扬州的繁荣，使得扬州在城市建设、园林构造等方面丝毫不让苏杭两大都市。与此同时，“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文化艺术的持续投入使得扬州文学、艺术结出了累累硕果，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书院、扬州画舫也因此空前兴盛。徽州棠樾鲍氏家族的乐善好施世人皆知，然而，鲍氏在扬州声名之盛大，却是因为《安素轩石刻》。鲍氏家族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为中国书法艺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扬州东关街，有些旧气。在这新近恢复的老街上，已经寻觅不到当年海内有名的马氏“街南书屋”的踪影了。只有在个园的东南角，一个人迹稀少的小院，一栋貌不惊人的小楼，古朴而冷清。小楼名“丛书楼”，隐匿在个园深处，散发出淡淡书香。“丛书楼”的主人是清代徽州祁门盐商马氏兄弟，即马曰琯、马曰璐，时称“扬州二马”。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号嶰谷，著作有《沙河逸老小稿》。马曰璐（1697～1766），字佩兮，号半槎，著作有《南斋集》。马氏兄弟在扬州业盐的历史，史料记载很少，二马的闻名是由于其文化上的造诣。马家园林的名称，本来叫做“街南书屋”，后以园中的“小玲珑山馆”闻名于世，大名鼎鼎的丛书楼就在其中。在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史上，“丛书楼”曾经有过不凡的经历。《清史稿·文苑传》写道：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瞻。“鹗”为厉鹗，在小玲珑山馆中居住多年，博览群书，专心著作，因而成名。马氏兄弟时期的小玲珑山馆，也是扬州八怪经常聚会的沙龙。修褉玲珑馆七人，主人昆季宴嘉宾。豪吟堇浦须拈手，觅句句山笔点唇。樊榭抚琴神入定，板桥画竹目生瞋。他年此会仍如许，快杀稽山一老民。这是金农写的《乾隆癸亥暮春之初，马氏昆季宴友人于玲珑山馆……》，诗中的堇浦、句山、樊榭、板桥与稽山老民，分别指杭世骏、陈兆崙、厉鹗、郑燮和金农自己。其中，郑燮和金农都是扬州八怪。细听子吟诵，浪浪山馆清。所怀多旧识，入耳是新声。春雨得奇句，东风寄远情。今宵作良会，花径已灯明。这首诗为汪士慎创作，题为《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唐诵（雨中集字怀人）诗》。汪士慎，还有题中写到的高西唐——高翔，同样是扬州八怪。马氏丛书楼，曾以藏书十万卷闻名。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兄弟所有，几过之”。由此可见当时文人对丛书楼是非常推崇的。《四库全书》编纂时，朝廷征求海内秘本，马曰璐之子马裕进献藏书776种。在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马氏为最多。为了褒奖马氏，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下旨赏赐马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小玲珑山馆除了藏书，又以刻书出名，世称“马板”。可见马氏兄弟对于文化的投入非同一般。“个园”是在“小玲珑山馆”的基础上改建的。从“小玲珑山馆”到“个园”，从马氏后人易手给汪氏、蒋氏，最后转让给黄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盐商的没落，甚至扬州城、清王朝的衰落。200年后的今天，当徽商的足音远去，我们只能在个园里寻觅小玲珑山馆的那些遗迹，藉以神游一个城市拥有的浮华。----------徽商之《四水归堂》
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宏村始建于南宋，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宏村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这是宏村最初的形态。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11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楼下北面为大厅。木料都很粗大，涂生桐油。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承志堂，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60余间厅堂，136根立柱。承志堂的木雕虽已历经百多年光阴，却依然金碧辉煌。据村人传说，汪定贵在建造此屋时，仅用于木雕表层的饰金，就达黄金百余两。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16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明代小说家凌蒙初，曾把徽商不惜新婚之别的现实，反映在自己的作品里。他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一回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明万历年间，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富室姚家，将女儿滴珠嫁与屯溪潘甲为妻。潘甲是一个因“家道艰难”，“弃儒为商”的后生，成亲两个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为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可奈何与滴珠说了，两人哭个不住，说了一夜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做生意去了。“记岁珠”的故事更具有典型性：歙县有一对青年夫妻，结婚3个月，男的便远贾他乡，女的在家以刺绣为生。她每年年底以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余钱，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载丈夫离家的岁月，称之为“记岁珠”。又因为这些珠子上沾满了眼泪，私下里又称为“泪珠”。可是珠子渐渐积多，眼泪慢慢流干，仍不见丈夫归来。后来丈夫归来时，妻子已离开人世3年了，悲痛之余，打开箧子一看，积珠已有20余颗。“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宇内”是同步的。这些寂寞的石头，仿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与入口相对的是一块横卧着长石板的地面，称作天井，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地层正中有开敞的大厅，向着天井开放，这是“堂”。这就是“四水归堂”了。“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徽商走到了十字路口，前进，还是后退？资本家和地主两种身份，徽商最终选择了后者。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出路有两条：一是部分资金流向产业，即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徽州商人在芜湖开办的造纸厂、手工作坊等，徽商在苏州经营棉布，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把资本用于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当时上海地区的农户织布，然后将布匹收购上来，运到苏州进行再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徽商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记载，雍正乾隆之交，苏州已有字号45家，踹坊450余处，踹匠10900余人。平均每一字号就有10家踹坊，240余名踹匠为其踹布。可见徽商在苏州经营的踹布业中，已经颇具规模。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比重是微不足道的。就整个徽州商帮而论，它毕竟还是一个封建的商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走上产业革命，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将大量资金用于买田置地，变成地主，这无疑最终制约了徽商自身的发展。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在商人资本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地方，古旧的状态也就占着统治的地位。”徽商将部分利润输回故土，与其说是为了得到一张死后进入祠堂的、享受子孙祭祀的入场券，不如说是对曾经帮助其商业经营的宗族势力的报偿。所以，徽商不惜以重金购置族产，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因此，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江南首富”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8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胡贯三是黟县西递人，据《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记载，现居住于西递的胡氏宗族，始祖并不姓胡，而是姓李，是唐昭宗李晔的后代，所以西递人常常自豪地说自己的姓氏是“假胡真李”。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是西递胡氏宗族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胡氏祖先，多以经营钱庄、典当为主，仅24世祖胡贯三一人，就经营有36家典当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下游各大商埠，资产折白银500余万两，财力居江南巨富第六位。他与当时的宰相曹振镛结成亲家后，政治地位也相当稳固。明清以来，西递胡氏进入仕途，实授官职的有115人。这对西递的发展，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史书记载，西递最鼎盛时期，有600多座宅院，99条巷子，90多口水井，以至有“三千烟灶九千丁”之说。在古代社会中，只有成年男性才可以称为“丁”，由此推算，当时的西递胡氏宗族，有近万人口。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尊祖、敬宗、睦族，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之中。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郑村的郑家宗祠、棠樾的男女祠、唐模的许氏宗祠遗迹、被人称为当世国宝的宝纶阁的呈坎罗氏祠堂和绩溪胡氏宗祠等等，这样一些祠堂都足以令人惊叹不已。《清稗类钞》记载：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作为东南大都市的扬州，以园林显出了自己特色。扬州园林的主人大多数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徽州盐商，当他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资金，也带回来了扬州的生活，扬州的园林。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歙西溪南有果园，许承尧《歙事闲谭》录有：“琐琐娘，艳珠也，妙音声。明嘉靖中，新安多富室，而吴天行亦以财雄于丰溪，所居广园林，侈台榭，充玩好声色于中。琐琐娘名聘焉，后房女以百数，而琐琐娘独殊，姿性尤慧，因获专房宠。时号天行为百妾主人，主人亦自名其园曰‘果园’。”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据徽州人说，在徽州以及外地，有三处比较有名的许姓村落都建有“高阳桥”。一处歙县是许村，徽商海外贸易代表人物许栋兄弟就是许村人；一处是唐模，清末之时出了“同胞翰林”许承宣、许承家就是唐模人；还有一处，是在江苏的宜兴，那里在明清时期，是重要的徽商侨寓地。“高阳”是“许”的郡望，我们由此可知徽州许氏的古老。唐模的檀干园，民国《歙县志》记有：“昔为许氏文会馆，清初建，乾隆间增修，有池亭花木之胜，并宋明清初人法书石刻极精。鲍倚云馆许氏双水鹿喧堂时常宴集于此，题咏甚多。程读山诗注言‘檀干园亭涵烟浸月，大有幽致’。鲍瑞骏题二额，俗称小西湖，今重修改公园。”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相传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今天看来，“檀干园”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借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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